但是，他對於中國人，卻似乎也有深刻的研究。
他說：“近來某幾種報紙，曾經試用白話，——按：高氏這書是一九二三年在倫敦出版的，——可是並沒有多大的成功；因此，也許還要觸怒了多數定[訂]報的人，以爲這樣，就是諷示着他們不能看懂文言報呢！”
西洋各國裏有許多伶人，在他們表演中，他們幾乎隨時可以插入許多“打諢”，也有許多作者，濫引文書，但是大家都認這種是劣等的風味。這在中國恰好相反，正認爲高妙文雅而表示絕藝的地方。
中國文的“含混的地方，中國人不但不因之感受了困難，反而願意養成它……”
於是這位“支那學專家”就不免要“中國化”起來。他在中國大概受夠了侮辱。“本書的著者和親愛的中國人談話，所說給他的，很能完全瞭解；可是，他們彼此談話的時候，他幾乎一句話也不懂。”這自然是那些“親愛的中國人”在“諷示”他不懂“上流社會”的話。因爲“外國人到了中國去，只要注意一點，他就可以覺得：他自己雖然已經熟悉了普通人的語言，而對於上流社會的談話，仍是莫名其妙的”。（例如“一箇中國的雅人”回答高先生問他多大年紀，就說了一句“而立”。幸而高先生在《論語》上查着這個古典。）
於是“支那學專家”就說：“中國文字好像一個美麗可愛的貴婦，西洋文字好像一個有用而不美的賤婢。”
美麗可愛而無用的貴婦的“絕藝”，就在於“插諢”的含混。這使得西洋第一等的大學者至多也不過抵得上中國的普通人。這樣，我們“精神上勝利了”。爲要保持這種勝利，必須有高妙文雅的詞彙，而且要豐富！五四白話運動的“沒有多大成功”，原因大概就在上流社會怕人諷示他們不懂文言了。
雖然，“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我們還是含混些好了，否則反而要感受困難的。
十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