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革命文豪高爾基》二

　　鄒韜奮先生編譯的《革命文豪高爾基》裏敘述了高爾基和列寧的爭論，尤其是關於一九一七年高爾基的《新生活》報的事實，敘述得很詳細。並且說“這個報停辦之後，高爾基留在俄國的其餘時間，都完全用於非政治性質的工作”。

　　關於《新生活》報的問題，值得說一說。因爲鄒先生——也許是美國教授康恩先生——沒有清楚的敘述高爾基的改變政治態度和坦白的承認自己的錯誤，所以“非政治性質”這句話很可以引起誤會。其實，“十月”之後的高爾基，是很快就堅決的擔負了偉大的“政治工作”的——難道他的編輯許多種文化雜誌、叢書等等，不是政治工作嗎？尤其是一九一八年之後，他的參加“Com. International”雜誌的編輯，他的團結和組織許多革命同路人的工作……都是有重大的政治意義的。

　　新的社會的產生，克服着難產之中的一切痛苦，不會不戰勝高爾基的懷疑。高爾基在革命初期的《新生活》報上，的確，曾經表示些對於革命的失望。然而到了一九一八年五月間，他在《新生活》的論文裏的情緒，已經表現着相當的轉變。那年五月十七日，他寫道：“齷齪和垃圾，在太陽好的日子，總要格外顯露些；時常會有這樣的事情：我們太緊張的注意那些敵對我們對於‘更好的’渴望的事實，我們就反而不再看見太陽的光線，彷彿不感覺到它的活躍的力量……現在，俄國民衆整個兒的參加了自己的歷史——這是有極大意義的事變，應當從這裏出發，來估計一切好的和壞的，一切使得我們痛苦和愉快的。”《新生活》報到一九一八年七月十六日才停辦的；而六月間，高爾基就已經停止了自己在這報上發表文章，感覺到《新生活》報以前的態度，事實上違背了他的目的：贊助勞動民衆的真正的文化革命。

　　這在後來，高爾基屢次坦白的承認過的。例如白俄僑民的文學家A. 列文鬆在巴黎“Temps”（《時報》）上攻擊高爾基的時候，有一個左傾的雜誌“Europe”（《歐洲》）給高爾基一封信，誠懇的請求他答覆。高爾基的回答是：“列文鬆的文章對於我一點兒也沒有什麼侮辱……我想，用不着說什麼魔鬼，因爲人們想出了，並且擁護着比地獄還壞不少的東西——這就是現代國家的可恥的結構。我同布爾什維克一塊兒走，他們是否認自由的？是的，我同他們一塊兒走，因爲我擁護一切忠實的勞動的人的自由，而反對寄生蟲和空談家的自由。在一九一七年，我同布爾什維克爭論過，敵對過，當時我覺得，他們沒有能力領導農民，而農民被戰爭所無政府主義化的了，而且布爾什維克同農民的衝突，會使工人黨滅亡。後來，我相信了，這是我的錯誤，而現在我完全深信，不管歐洲各國政府的敵視，以及因爲這種敵視而發生經濟上的困難，俄國的民衆已經走進自己的復興時代。”

　　高爾基的創作生活一直同廣大的羣衆鬥爭聯繫着的。如果看一看俄國革命運動的歷史，一九○五年，反動期間，歐戰，“十月”，經濟恢復和五年計劃……那末[麼]，我們可以看見高爾基的天才總在反應着當時的事變，回答歷史所提出來的新的問題。他自己在鬥爭，在羣衆裏學習着，他給羣衆極寶貴的“精神糧食”——偉大的藝術作品。他在鬥爭和工作的過程裏改正自己的錯誤，磨礪自己的武器。

　　他說：“當然，在極卑劣的許多次害蟲政策的事實之後，這固然是一部分專家的反動手段，可是，我必須重新審定——而且已經重新審定了我對於科學家、技術專家的態度。”他的重新審定的態度，正是他的新的創作的淵源。一九二五年初他對人說過：“……我在寫着一部大作品。寫的是‘空想出來的’人。我們這裏‘空想出來的’人實在多。有人把他們‘空想出來’，而他們也在自己把‘自己空想出來’……”這就是《四十年——克里慕[摩]·薩慕[摩]京的生活》。這部大小說是說的一九○五年之後俄國智[知]識分子的離開革命。這是“中等智[知]識分子”的寫真。這種分子是佔了革命者職位的市儈，是抄襲和盲從別人的思想的奴才，而自己按照着書本空想出自己的典型——一些無才的聰明人。結果，他們用自己的雪白的手擁護那“比地獄還壞不少的東西。”

　　高爾基的創作生活的變遷，譬如上面所舉的一個例子，可惜在鄒先生編的《革命文豪高爾基》中太少了。然而不管這些——不管政治上的某些模糊的見解，不管關於文藝生活的缺少——這本書對於讀者還是一件寶貴的贈品。尤其在中國現在——介紹和學習世界文學的參考書如此之少的時候。讀者真正要學習的時候，他自然會深刻的思索，勤懇的找尋材料，用批判的態度去讀一切書。那麼，像鄒編《高爾基》對於他一定有很大的益處。我在讀完之後，指出這本書的幾個缺點，目的只在收集一些材料在這裏，幫助別的讀者的判斷。而且表示希望關於高爾基，尤其是高爾基自己的作品，有更好的，同鄒編的這本同樣認真的譯本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