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治化的”高爾基

——讀《革命文豪高爾基》二


  鄒韜奮先生編譯的《革命文豪高爾基》裏敘述了高爾基和列寧的爭論,尤其是關於一九一七年高爾基的《新生活》報的事實,敘述得很詳細。並且說“這個報停辦之後,高爾基留在俄國的其餘時間,都完全用於非政治性質的工作”。

  關於《新生活》報的問題,值得說一說。因爲鄒先生——也許是美國教授康恩先生——沒有清楚的敘述高爾基的改變政治態度和坦白的承認自己的錯誤,所以“非政治性質”這句話很可以引起誤會。其實,“十月”之後的高爾基,是很快就堅決的擔負了偉大的“政治工作”的——難道他的編輯許多種文化雜誌、叢書等等,不是政治工作嗎?尤其是一九一八年之後,他的參加“Com. International”雜誌的編輯,他的團結和組織許多革命同路人的工作……都是有重大的政治意義的。

  新的社會的產生,克服着難產之中的一切痛苦,不會不戰勝高爾基的懷疑。高爾基在革命初期的《新生活》報上,的確,曾經表示些對於革命的失望。然而到了一九一八年五月間,他在《新生活》的論文裏的情緒,已經表現着相當的轉變。那年五月十七日,他寫道:“齷齪和垃圾,在太陽好的日子,總要格外顯露些;時常會有這樣的事情:我們太緊張的注意那些敵對我們對於‘更好的’渴望的事實,我們就反而不再看見太陽的光線,彷彿不感覺到它的活躍的力量……現在,俄國民衆整個兒的參加了自己的歷史——這是有極大意義的事變,應當從這裏出發,來估計一切好的和壞的,一切使得我們痛苦和愉快的。”《新生活》報到一九一八年七月十六日才停辦的;而六月間,高爾基就已經停止了自己在這報上發表文章,感覺到《新生活》報以前的態度,事實上違背了他的目的:贊助勞動民衆的真正的文化革命。

  這在後來,高爾基屢次坦白的承認過的。例如白俄僑民的文學家A. 列文鬆在巴黎“Temps”(《時報》)上攻擊高爾基的時候,有一個左傾的雜誌“Europe”(《歐洲》)給高爾基一封信,誠懇的請求他答覆。高爾基的回答是:“列文鬆的文章對於我一點兒也沒有什麼侮辱……我想,用不着說什麼魔鬼,因爲人們想出了,並且擁護着比地獄還壞不少的東西——這就是現代國家的可恥的結構。我同布爾什維克一塊兒走,他們是否認自由的?是的,我同他們一塊兒走,因爲我擁護一切忠實的勞動的人的自由,而反對寄生蟲和空談家的自由。在一九一七年,我同布爾什維克爭論過,敵對過,當時我覺得,他們沒有能力領導農民,而農民被戰爭所無政府主義化的了,而且布爾什維克同農民的衝突,會使工人黨滅亡。後來,我相信了,這是我的錯誤,而現在我完全深信,不管歐洲各國政府的敵視,以及因爲這種敵視而發生經濟上的困難,俄國的民衆已經走進自己的復興時代。”

  高爾基的創作生活一直同廣大的羣衆鬥爭聯繫着的。如果看一看俄國革命運動的歷史,一九○五年,反動期間,歐戰,“十月”,經濟恢復和五年計劃……那末[麼],我們可以看見高爾基的天才總在反應着當時的事變,回答歷史所提出來的新的問題。他自己在鬥爭,在羣衆裏學習着,他給羣衆極寶貴的“精神糧食”——偉大的藝術作品。他在鬥爭和工作的過程裏改正自己的錯誤,磨礪自己的武器。

  他說:“當然,在極卑劣的許多次害蟲政策的事實之後,這固然是一部分專家的反動手段,可是,我必須重新審定——而且已經重新審定了我對於科學家、技術專家的態度。”他的重新審定的態度,正是他的新的創作的淵源。一九二五年初他對人說過:“……我在寫着一部大作品。寫的是‘空想出來的’人。我們這裏‘空想出來的’人實在多。有人把他們‘空想出來’,而他們也在自己把‘自己空想出來’……”這就是《四十年——克里慕[摩]·薩慕[摩]京的生活》。這部大小說是說的一九○五年之後俄國智[知]識分子的離開革命。這是“中等智[知]識分子”的寫真。這種分子是佔了革命者職位的市儈,是抄襲和盲從別人的思想的奴才,而自己按照着書本空想出自己的典型——一些無才的聰明人。結果,他們用自己的雪白的手擁護那“比地獄還壞不少的東西。”

  高爾基的創作生活的變遷,譬如上面所舉的一個例子,可惜在鄒先生編的《革命文豪高爾基》中太少了。然而不管這些——不管政治上的某些模糊的見解,不管關於文藝生活的缺少——這本書對於讀者還是一件寶貴的贈品。尤其在中國現在——介紹和學習世界文學的參考書如此之少的時候。讀者真正要學習的時候,他自然會深刻的思索,勤懇的找尋材料,用批判的態度去讀一切書。那麼,像鄒編《高爾基》對於他一定有很大的益處。我在讀完之後,指出這本書的幾個缺點,目的只在收集一些材料在這裏,幫助別的讀者的判斷。而且表示希望關於高爾基,尤其是高爾基自己的作品,有更好的,同鄒編的這本同樣認真的譯本出現。
上一頁
作者:瞿秋白
类型:散文随笔
总字数:1836
阅读量:75
可阅书店
Amazon AD

目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