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爲文人便無足觀”，這是清朝一個漢學家說的。的確所謂“文人”正是無所用之的人物。這並不是現代意義的文學家、作家或是文藝評論家，這是詠風弄月的“名士”，或者是……說簡單些，讀書的高等遊民，他什麼都懂的[得]一點，可是一點沒有真實的智[知]識。正因爲他對於當代學術水平以上的各種學問都有少許的常識，所以他自以爲是學術界的人，可是，他對任何一種學問都沒有系統的研究，真正的心得，所以他對於學術是不會有什麼貢獻的，對於文藝也不會有什麼成就的。

　　自然，文人也有各種各樣不同的典型，但是大都實際上是高等遊民罷了。假如你是一個醫生，或是工程師、化學技師……真正的作家，你自己會感覺到每天生活的價值，你能夠創造或是修補一點什麼，只要你願意。就算你是一個真正的政治家罷，你可以做錯誤，但是也會改正錯誤，你可以堅持你的錯誤，但是也會認真的[地]爲着自己的見解去鬥爭、實行。只有文人就沒有希望了，他往往連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做的是什麼！

　　“文人”是中國中世紀的殘餘和“遺產”——一份很壞的遺產。我相信，再過十年八年沒有這一種智[知]識[分]子了。

　　不幸，我自己不能夠否認自己正是“文人”之中的一種。

　　固然，中國的舊書，十三經、二十四史、子書、筆記、叢書、詩詞曲等，我都看過一些，但是我是抓到就看，忽然想起就看，沒有什麼研究的。一些科學論文，馬克思主義的和非馬克思主義的，我也看過一些，雖然很少。所以這些新新舊舊的書對於我，與其說是智[知]識的來源，不如說是消閒的工具。究竟在哪一種學問上，我有點真實的智[知]識？我自己是回答不出的。

　　可笑得很，我做過所謂“殺人放火”的共產黨的領袖（？），可是，我卻是一個最懦怯的，“婆婆媽媽的”，殺一隻老鼠都不會的，不敢的。

　　但是，真正的懦怯不在這裏。首先是差不多完全沒有自信力，每一個見解都是動搖的，站不穩的。總希望有一個依靠，記得布哈林初次和我談話的時候，說過這麼一句俏皮話：“你怎麼同三層樓的小姐[一樣]，總那麼客氣，說起話來，不是‘或是’，就是‘也許’、‘也難說’等。”其實，這倒是真心話。可惜的是人家往往把我的坦白當做“客氣”或者“狡猾”。

　　我向來沒有爲着自己的見解而奮鬥的勇氣，同時，也很久沒有承認自己錯誤的勇氣。當一種意見發表之後，看看沒有有力的贊助，立刻就懷疑起來，但是，如果沒有一個另外的意見來代替，那就只會照着這個連自己也懷疑的意見做去。看見一種不大好的現象，或是不正確的見解，卻還沒有人出來指摘[責]，甚至其勢兇兇[洶洶]的大家認爲這是很好的事情，我也始終沒有勇氣說出自己的懷疑來。優柔寡斷，隨波逐流，是這種“文人”必然的性格。

　　雖然人家看見我參加過幾次大的辯論，有時候彷彿很急[激]烈，其實我是很怕爭論的。我向來覺得對方說的話“也對”，“也有幾分理由”，“站在對方的觀點上他當然是對的”。我似乎很懂得孔夫子忠恕之道。所以我畢竟做了“調和派”的領袖。假使我急[激]烈的辯論，那麼，不是認爲“既然站在布爾什維克的隊伍裏就不應當調和”，因此勉強着自己，就是沒有拋開“體面”立刻承認錯誤的勇氣，或者是對方的話太幼稚了，使我“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其實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爭論，“和和氣氣的過日子”。

　　我有許多標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講和氣，希望大家安靜些、仁慈些等等。固然從[少]年時候起，我就憎惡貪污、卑鄙……以至一切惡濁的社會現象，但是我從來沒有想做俠客。我只願意自己不做那些罪惡，有可能呢，去勸勸他們不要再那樣做；沒有可能呢，讓他們去罷，他們也有他們的不得已的苦衷罷？

　　我的根本性格，我想，不但不足以鍛鍊成布爾什維克的戰士，甚至不配做一個起碼的革命者。僅僅爲着“體面”，所以既然捲進了這個隊伍，也就沒有勇氣自己認識自己，而請他們把我洗刷出來。

　　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個“戲子”——舞臺上的演員，倒很會有些成績，因爲十幾年我一直覺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覺[着]大學教授，扮着政治家，也會真正忘記自己而完全成爲“劇中人”。雖然這對於我很苦，得每天盼望着散會，盼望同我談政治的朋友走開，讓我卸下戲裝，還我本來面目——躺在牀上去極疲乏的[地]念着“回‘家’去罷，回‘家’去罷”這的確是很苦的。然而在舞臺上的時候，大致總還扮得不差，像煞有介事的。

　　爲甚[什]麼？因爲青年精力比較旺盛的時候，一點遊戲和做事的興會總有的。即使不是你自己的事，當你把它做好的時候，你也感覺到一時的愉快。譬如你有點小聰明，你會擺好幾幅“七巧版[板]圖”或者“益智圖”，你當時一定覺得痛快；正像在中學校的時候，你算出幾個代數難題似的，雖則你並不預備做數學家。

　　不過扮演舞臺上的角色究竟不是“自己的生活”，精力消耗有[在]這裏甚至完全用盡，始終是後悔也來不及的事情。等到精力衰憊的時候，對於政治的舞臺，實在是十分厭倦了。

　　龐雜而無秩序的一些書本上的智[知]識和累墜[贅]而反乎自己興趣的政治生活，使我麻木起來，感覺生活的乏味。

　　本來，書生對於宇宙間的一切現象，都不會有親切的瞭解。往往會把自己變成一大堆抽象名詞的化身。一切都有一個“名詞”，但是沒有實感。譬如說，勞動者的生活、剝削、鬥爭精神、土地革命、政權……一直到春花秋月、崦嵫、委蛇，一切種種名詞、概念、詞藻，說是會說的，等到追問你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就會感覺到模糊起來。

　　對於實際生活，總像霧裏看花似的，隔着一層膜。

　　文人和書生大致沒有任何一種具體的智[知]識。他樣樣都懂得一點，其實樣樣都是外行。要他開口議論一些“國家大事”，在不太複雜和具體的時候，他也許會。但是，叫他修理一輛汽車，或者配一劑藥方，辦一個合作社，買一批貨物，或者清理一本賬目，再不然，叫他辦好一個學校……總之，無論哪一件具體而切實的事情，他都會覺得沒有把握的。

　　例如，最近一年來，叫我辦蘇維埃的教育。固然，在瑞金、寧都、興國這一帶的所謂“中央蘇區”，原來是文化非常落後的地方，譬如一張白紙，在剛剛着手辦教育的時候，只是創辦義務小學校，開辦幾個師範學校這些都做了。但是，自己仔細想一想，對於這些小學校和師範學校，小學教育和兒童教育的特殊問題，尤其是國內戰爭中工農羣衆教育的特殊問題，都實在沒有相當的智[知]識，甚至普通常識都不夠！

　　近年來感覺到這一切種種，很願意“回過去再生活一遍”。

　　霧裏看花的隔膜的感覺，使人覺得異常的苦悶、寂寞和孤獨，很想仔細的親切的嘗試一下實際生活的味道。譬如“中央蘇區”的土地革命已經有三四年，農民的私人日常生活究竟有了怎樣的具體變化，他們究竟是怎樣的感覺。我曾經去考察過一兩次。一開口就沒有“共同的語言”，而且自己也懶惰得很，所以終於一無所得。

　　可是，自然而然的，我學着比較精細的考察人物，領會一切“現象”。我近年來重新來讀一些中國和西歐的文學名著，覺得有些新的印象。你從這些著作中間，可以相當親切的瞭解人生和社會，瞭解各種不同的個性，而不是籠統的“好人”、“壞人”，或是“官僚”、“平民”、“工人”、“富農”等等。擺在你面前的是有血有肉有個性的人，雖則這些人都在一定的生產關係、一定的階級之中。

　　我想，這也許是從“文人”進到真正瞭解文藝的初步了。

　　是不是太遲了呢？太遲了！

　　徒然抱着對文藝的愛好和懷念，起先是自己的頭腦，和身體被“外物”所佔領了，後來是非常的疲乏籠罩了我三四年，始終沒有在文藝方面認真的用力。書是亂七八糟着[看]了一些。也許走進了現代文藝水平線以上的境界，不致辨別不出趣味的高低。我曾經發表的一些文藝方面的意見，都駁雜得很，也是一知半解的。

　　時候過得很快。一切都荒疏了。眼高手低是這必然的結果。自己寫的東西——類似於文藝的東西是不能使自己滿意的，我至多不過是一個“讀者”。

　　講到我僅有的一點具體智[知]識，那就只有俄國文罷。假使能夠仔細而鄭重的，極忠實的翻譯幾部俄國文學名著，在漢文方面每字每句的斟酌着也許不會“誤人子弟”的。這一個最愉快的夢想，也比在創作和評論方面再來開始求得什麼成就，要實際得多。可惜，恐怕現在這個可能已經“過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