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今年是國貨年。但是，今年出現了茅盾的《子夜》。

　　《子夜》裏的國貨大王——或者企圖做國貨大王的吳蓀甫，“他有發展民族工業的偉大志願，他向來反對擁有大資本的杜竹齋之類專做地皮、金子、公債，然而他自己現在卻也鑽在公債裏了”！固然，國貨可以“救國”，公債聽說也可以“救國”，——然而這“救國”是怎麼樣的救法呢？譬如說，《子夜》裏的公債大王——銀錢業大王老趙就比他厲害。問題原很簡單：救國必先齊家，齊家必先修身。這種治國平天下的順序，孔夫子就已經說過的了。對於這些種種“大王”，首先要有利潤，直接的間接的剝削剩餘價值，作爲他們的“修身”之用。誰善於“修身”，誰就可以有“救國”的資格。公債等等有這樣的功效，自然要鑽在公債裏去，這顯然不在於志願偉大與否。於是國貨就倒黴了。“凡是名目上華洋合辦的事業，中國股東骨子裏老老實實都是掮客！老趙就厲害煞，終究只是掮客。”其實何止華洋合辦的企業呢，就是名目上完全華商的工廠，背地裏的主人也會是洋資本家的，例如《子夜》裏的周仲偉——火柴廠“老闆”。（今年是更新鮮了，有些華商工廠，事實上變成了日貨的改裝打包工廠了。）國貨既然倒黴，國貨大王吳蓀甫就只有投降，這是他的出路，而且他覺得這“投降的出路，總比沒有出路好得多罷”！

　　好，投降是決定的了。可是，就投降老趙——那個“同美國人打公司的”老趙嗎？老趙“勾結了洋商，來做中國廠家的抵押款，那他不過是一名掮客罷了；我們有廠出頂，難道不會自己找原戶頭，何必借重他這位掮客”！這所謂原戶頭——“假想中的主顧有兩個：英商某洋行，日商某會社。”這就不是那麼簡單的投降問題。受降的主顧那麼多，又都是世界上的頭等惡霸，豈有不互相打得頭破血淋的道理。不過這些惡霸也不這麼蠢，他們各有各的小狗，先叫小狗之間互相打幾場，藉此看看風頭，比比力量。他們自己直接開火的時機暫時還沒有到，卻先讓中國來做“狗”的戰場。形勢自然十分複雜，中國的“人”當然吃盡了苦頭。

　　中國的這些“人”在《子夜》裏，大半還在“狗”的愚弄、欺騙、壓迫之下，然而他們已經在奮鬥，在抵抗。他們的弱點大半不在自己的不要抵抗，而在不善於跳出“狗”的一切種種陰謀的圈套，以及一切種種間接的，或者間接而又間接的狗意識的影響。例如，明明還只是子夜，而居然以爲天已經大亮了，甚至於太陽又要落山了，於是拼命的趕路，唯恐怕夜再來之後，就永久不見天日了。這當然不是個個人都這麼想。這只是衝在大衆前面的一些人。大衆在實踐裏學習着。大衆的鬥爭雖然還沒有打倒那些洋貨的國貨的各種大王，然而已經像潮水似的涌上來。尤其是《子夜》所寫的那時候，是有一陣洶涌的浪潮，後來才暫時退了些。這種浪潮時時刻刻激動着，從這裏推到那裏，即使有些起落，而衝破一切的前途是明顯的。那些狗用盡一切手段來鎮壓這個浪潮，假裝着吉訶德老爺式的“國貨奮鬥”，不過是這些手段之中的一個。無論是吳蓀甫，無論是老趙，是周仲偉——這些種種色色的大王，城裏的、鄉下的，都是很擔心的。像馮雲卿那樣的地主，他不能夠不躲到上海來做公債，以至出賣自己的女兒，睜着眼睛看自己的姨太太不三不四的胡鬧。而上海雖然比較穩當，也在成天鬧着工潮，國貨大王在睡夢裏也不能夠安寧，時常夢見工人的“燒廠”，推翻他的寶座。

　　這對於他們——互相排擠着的他們——自然不是什麼理想的天堂。他們，連並不留戀頑固的鄉村生活的“工業家”也在其內，都要和“營長切實辦交涉，要他注意四鄉的共匪”。他們又要勾心鬥角地對付工人，要想“一網打盡那些壞傢伙”。他們“身邊到處全是地雷！一腳踏下，就轟炸了一個！”……他們的“威權已處處露着敗象，成了總崩潰！……身下的鋼絲軟墊忽然變成了刀山似的”。是的，他們的處境的確是這樣，雖然總崩潰還不是目前，雖然刀的刀尖還沒有戳穿他們的咽喉。

　　在他們的周圍盤旋着的，固然也有個把屠維嶽，——有點兒小軍師的手段，會用一些欺騙的挑撥的把戲，不過連他也始終只能夠“加派一班警察來保護工廠”。而屠維嶽之外，還有些什麼人才？空談的大學教授，吃利息的高尚詩人，這只是一些社會的渣滓。連自以爲鋼鐵似的吳蓀甫本人，也逐漸的變成了“色厲內荏”，說不出的頹喪、懦怯、悲觀、沒落的心情。

　　從另一方面來說，那些五年前參加五卅運動的智[知]識青年，現在很有些只會“高坐大三元酒家二樓，希圖追蹤尼祿（Nero）皇帝登高觀賞火燒羅馬城那種雅興了”。所有這些，差不多要反映中國的全社會，不過是以大都市做中心的，是一九三○年的兩個月中間的“片斷[段]”，而相當的暗示着過去和未來的聯繫。這是中國第一部寫實主義的成功的長篇小說，帶着很明顯的左拉的影響（左拉的“L'argent”——《金錢》）。自然，它還有許多缺點，甚至於錯誤。然而應用真正的社會科學，在文藝上表現中國的社會關係和階級關係，在《子夜》不能夠不說是很大的成績。茅盾不是左拉，他至少已經沒有左拉那種蒲魯東主義的蠢話。

　　這裏，不能夠詳細的說到《子夜》的缺點和錯誤，只能夠等另外一個機會了。這裏所要指出的，只是中國文藝界的大事件——《子夜》的出現——很滑稽的和所謂“國貨年”碰在一起。一九三三年在將來的文學史上，沒有疑問的要記錄《子夜》的出版；國貨年呢，恐怕除出做《子夜》的滑稽陪襯以外，絲毫也沒有別的用處！——本來，這是“子夜”，暄紅的朝日沒有照遍全中國的時候，哪裏會有什麼真正的國貨年。而到了那時候，這國又不是“大王”們的國了，也不是他們的後臺老闆的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