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今年是国货年。但是，今年出现了茅盾的《子夜》。

　　《子夜》里的国货大王——或者企图做国货大王的吴荪甫，“他有发展民族工业的伟大志愿，他向来反对拥有大资本的杜竹斋之类专做地皮、金子、公债，然而他自己现在却也钻在公债里了”！固然，国货可以“救国”，公债听说也可以“救国”，——然而这“救国”是怎么样的救法呢？譬如说，《子夜》里的公债大王——银钱业大王老赵就比他厉害。问题原很简单：救国必先齐家，齐家必先修身。这种治国平天下的顺序，孔夫子就已经说过的了。对于这些种种“大王”，首先要有利润，直接的间接的剥削剩余价值，作为他们的“修身”之用。谁善于“修身”，谁就可以有“救国”的资格。公债等等有这样的功效，自然要钻在公债里去，这显然不在于志愿伟大与否。于是国货就倒霉了。“凡是名目上华洋合办的事业，中国股东骨子里老老实实都是掮客！老赵就厉害煞，终究只是掮客。”其实何止华洋合办的企业呢，就是名目上完全华商的工厂，背地里的主人也会是洋资本家的，例如《子夜》里的周仲伟——火柴厂“老板”。（今年是更新鲜了，有些华商工厂，事实上变成了日货的改装打包工厂了。）国货既然倒霉，国货大王吴荪甫就只有投降，这是他的出路，而且他觉得这“投降的出路，总比没有出路好得多罢”！

　　好，投降是决定的了。可是，就投降老赵——那个“同美国人打公司的”老赵吗？老赵“勾结了洋商，来做中国厂家的抵押款，那他不过是一名掮客罢了；我们有厂出顶，难道不会自己找原户头，何必借重他这位掮客”！这所谓原户头——“假想中的主顾有两个：英商某洋行，日商某会社。”这就不是那么简单的投降问题。受降的主顾那么多，又都是世界上的头等恶霸，岂有不互相打得头破血淋的道理。不过这些恶霸也不这么蠢，他们各有各的小狗，先叫小狗之间互相打几场，借此看看风头，比比力量。他们自己直接开火的时机暂时还没有到，却先让中国来做“狗”的战场。形势自然十分复杂，中国的“人”当然吃尽了苦头。

　　中国的这些“人”在《子夜》里，大半还在“狗”的愚弄、欺骗、压迫之下，然而他们已经在奋斗，在抵抗。他们的弱点大半不在自己的不要抵抗，而在不善于跳出“狗”的一切种种阴谋的圈套，以及一切种种间接的，或者间接而又间接的狗意识的影响。例如，明明还只是子夜，而居然以为天已经大亮了，甚至于太阳又要落山了，于是拼命的赶路，唯恐怕夜再来之后，就永久不见天日了。这当然不是个个人都这么想。这只是冲在大众前面的一些人。大众在实践里学习着。大众的斗争虽然还没有打倒那些洋货的国货的各种大王，然而已经像潮水似的涌上来。尤其是《子夜》所写的那时候，是有一阵汹涌的浪潮，后来才暂时退了些。这种浪潮时时刻刻激动着，从这里推到那里，即使有些起落，而冲破一切的前途是明显的。那些狗用尽一切手段来镇压这个浪潮，假装着吉诃德老爷式的“国货奋斗”，不过是这些手段之中的一个。无论是吴荪甫，无论是老赵，是周仲伟——这些种种色色的大王，城里的、乡下的，都是很担心的。像冯云卿那样的地主，他不能够不躲到上海来做公债，以至出卖自己的女儿，睁着眼睛看自己的姨太太不三不四的胡闹。而上海虽然比较稳当，也在成天闹着工潮，国货大王在睡梦里也不能够安宁，时常梦见工人的“烧厂”，推翻他的宝座。

　　这对于他们——互相排挤着的他们——自然不是什么理想的天堂。他们，连并不留恋顽固的乡村生活的“工业家”也在其内，都要和“营长切实办交涉，要他注意四乡的共匪”。他们又要勾心斗角地对付工人，要想“一网打尽那些坏家伙”。他们“身边到处全是地雷！一脚踏下，就轰炸了一个！”……他们的“威权已处处露着败象，成了总崩溃！……身下的钢丝软垫忽然变成了刀山似的”。是的，他们的处境的确是这样，虽然总崩溃还不是目前，虽然刀的刀尖还没有戳穿他们的咽喉。

　　在他们的周围盘旋着的，固然也有个把屠维岳，——有点儿小军师的手段，会用一些欺骗的挑拨的把戏，不过连他也始终只能够“加派一班警察来保护工厂”。而屠维岳之外，还有些什么人才？空谈的大学教授，吃利息的高尚诗人，这只是一些社会的渣滓。连自以为钢铁似的吴荪甫本人，也逐渐的变成了“色厉内荏”，说不出的颓丧、懦怯、悲观、没落的心情。

　　从另一方面来说，那些五年前参加五卅运动的智[知]识青年，现在很有些只会“高坐大三元酒家二楼，希图追踪尼禄（Nero）皇帝登高观赏火烧罗马城那种雅兴了”。所有这些，差不多要反映中国的全社会，不过是以大都市做中心的，是一九三○年的两个月中间的“片断[段]”，而相当的暗示着过去和未来的联系。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带着很明显的左拉的影响（左拉的“L'argent”——《金钱》）。自然，它还有许多缺点，甚至于错误。然而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在《子夜》不能够不说是很大的成绩。茅盾不是左拉，他至少已经没有左拉那种蒲鲁东主义的蠢话。

　　这里，不能够详细的说到《子夜》的缺点和错误，只能够等另外一个机会了。这里所要指出的，只是中国文艺界的大事件——《子夜》的出现——很滑稽的和所谓“国货年”碰在一起。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国货年呢，恐怕除出做《子夜》的滑稽陪衬以外，丝毫也没有别的用处！——本来，这是“子夜”，暄红的朝日没有照遍全中国的时候，哪里会有什么真正的国货年。而到了那时候，这国又不是“大王”们的国了，也不是他们的后台老板的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