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治化的”高尔基

——读《革命文豪高尔基》二


  邹韬奋先生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里叙述了高尔基和列宁的争论,尤其是关于一九一七年高尔基的《新生活》报的事实,叙述得很详细。并且说“这个报停办之后,高尔基留在俄国的其余时间,都完全用于非政治性质的工作”。

  关于《新生活》报的问题,值得说一说。因为邹先生——也许是美国教授康恩先生——没有清楚的叙述高尔基的改变政治态度和坦白的承认自己的错误,所以“非政治性质”这句话很可以引起误会。其实,“十月”之后的高尔基,是很快就坚决的担负了伟大的“政治工作”的——难道他的编辑许多种文化杂志、丛书等等,不是政治工作吗?尤其是一九一八年之后,他的参加“Com. International”杂志的编辑,他的团结和组织许多革命同路人的工作……都是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的。

  新的社会的产生,克服着难产之中的一切痛苦,不会不战胜高尔基的怀疑。高尔基在革命初期的《新生活》报上,的确,曾经表示些对于革命的失望。然而到了一九一八年五月间,他在《新生活》的论文里的情绪,已经表现着相当的转变。那年五月十七日,他写道:“龌龊和垃圾,在太阳好的日子,总要格外显露些;时常会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太紧张的注意那些敌对我们对于‘更好的’渴望的事实,我们就反而不再看见太阳的光线,仿佛不感觉到它的活跃的力量……现在,俄国民众整个儿的参加了自己的历史——这是有极大意义的事变,应当从这里出发,来估计一切好的和坏的,一切使得我们痛苦和愉快的。”《新生活》报到一九一八年七月十六日才停办的;而六月间,高尔基就已经停止了自己在这报上发表文章,感觉到《新生活》报以前的态度,事实上违背了他的目的:赞助劳动民众的真正的文化革命。

  这在后来,高尔基屡次坦白的承认过的。例如白俄侨民的文学家A. 列文松在巴黎“Temps”(《时报》)上攻击高尔基的时候,有一个左倾的杂志“Europe”(《欧洲》)给高尔基一封信,诚恳的请求他答复。高尔基的回答是:“列文松的文章对于我一点儿也没有什么侮辱……我想,用不着说什么魔鬼,因为人们想出了,并且拥护着比地狱还坏不少的东西——这就是现代国家的可耻的结构。我同布尔什维克一块儿走,他们是否认自由的?是的,我同他们一块儿走,因为我拥护一切忠实的劳动的人的自由,而反对寄生虫和空谈家的自由。在一九一七年,我同布尔什维克争论过,敌对过,当时我觉得,他们没有能力领导农民,而农民被战争所无政府主义化的了,而且布尔什维克同农民的冲突,会使工人党灭亡。后来,我相信了,这是我的错误,而现在我完全深信,不管欧洲各国政府的敌视,以及因为这种敌视而发生经济上的困难,俄国的民众已经走进自己的复兴时代。”

  高尔基的创作生活一直同广大的群众斗争联系着的。如果看一看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一九○五年,反动期间,欧战,“十月”,经济恢复和五年计划……那末[么],我们可以看见高尔基的天才总在反应着当时的事变,回答历史所提出来的新的问题。他自己在斗争,在群众里学习着,他给群众极宝贵的“精神粮食”——伟大的艺术作品。他在斗争和工作的过程里改正自己的错误,磨砺自己的武器。

  他说:“当然,在极卑劣的许多次害虫政策的事实之后,这固然是一部分专家的反动手段,可是,我必须重新审定——而且已经重新审定了我对于科学家、技术专家的态度。”他的重新审定的态度,正是他的新的创作的渊源。一九二五年初他对人说过:“……我在写着一部大作品。写的是‘空想出来的’人。我们这里‘空想出来的’人实在多。有人把他们‘空想出来’,而他们也在自己把‘自己空想出来’……”这就是《四十年——克里慕[摩]·萨慕[摩]京的生活》。这部大小说是说的一九○五年之后俄国智[知]识分子的离开革命。这是“中等智[知]识分子”的写真。这种分子是占了革命者职位的市侩,是抄袭和盲从别人的思想的奴才,而自己按照着书本空想出自己的典型——一些无才的聪明人。结果,他们用自己的雪白的手拥护那“比地狱还坏不少的东西。”

  高尔基的创作生活的变迁,譬如上面所举的一个例子,可惜在邹先生编的《革命文豪高尔基》中太少了。然而不管这些——不管政治上的某些模糊的见解,不管关于文艺生活的缺少——这本书对于读者还是一件宝贵的赠品。尤其在中国现在——介绍和学习世界文学的参考书如此之少的时候。读者真正要学习的时候,他自然会深刻的思索,勤恳的找寻材料,用批判的态度去读一切书。那么,像邹编《高尔基》对于他一定有很大的益处。我在读完之后,指出这本书的几个缺点,目的只在收集一些材料在这里,帮助别的读者的判断。而且表示希望关于高尔基,尤其是高尔基自己的作品,有更好的,同邹编的这本同样认真的译本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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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瞿秋白
类型:散文随笔
总字数:1836
阅读量: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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