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的话脆弱的二元人物

  一只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的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厌[压]。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密[蜜]的”休息,以致于脑筋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开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员之后,我的精神状态的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我不过刚满三十六岁(虽然照阴历的习惯算我今年是三十八岁),但是自己觉得已经非常的衰惫,丝毫青年壮年的兴趣都没有了。不但一般的政治问题懒得去思索,就是一切娱乐甚至风景都是漠不相关的了。本来我从一九一九年就得了吐血病,一直没有好好医治的机会,肺结核的发展曾经在一九二六年走到非常危险的阶段,那年幸而勉强医好了,可是立即赶到武汉去,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紧张的工作。虽然现在肺痨的最危险期逃过了,而身体根本弄坏了,虚弱得简直是一个废人。从一九二〇年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十年——除却躺在床上不能行动神智昏瞀的几天以外——我的脑筋从没有得到休息的日子。在负责时期,神经的紧张自然是很厉害的,往往十天八天连续的不安眠,为着写一篇政治论文或者报告。这继续十几年的不休息,也许是我精神疲劳和十分厉害的神经衰弱的原因,然而究竟我离得衰老时期还很远。这十几年的辛劳,确实算起来,也不能说怎么了不得,而我竟[成了]颓丧残废的废人了。我是多么脆弱、多么不禁磨练呵!

  或者,这不仅是身体本来不强壮,所谓“先天不足”的原因罢。

  我虽然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很贫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的叔祖瞿睿韶还在湖北布政司使任上,他死的时候正署理了湖北巡抚。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虽然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完全卖尽,而我小的时候,却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绅士的体面“必须”继续维持。我母亲宁可自杀而求得我们兄弟继续读书的可能;而且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杀的时候,家里往往没有米煮饭的时候,我们还用着一个仆妇(积欠了她几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有还清),我们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

  直到那样的时候,为着要穿长衫,在母亲死后,还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缝债,要用残余的木器去抵账。我的绅士意识——就算是深深潜伏着表面不容易察觉罢——其实是始终没脱掉的。

  同时,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思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而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之中,有些这样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以至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美亚——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说得实在些,是废物。我想,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的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的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的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

  当我出席政治会议,我就会“就事论事”,抛开我自己的“感觉”专就我所知道的那一点理论去推断一个问题,决定一种政策等等。但是我一直觉得这种工作是“替别人做的”,我每次开会或者做文章的时候,都觉得很麻烦,总在急急于结束,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我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上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么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在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的吗?

  这种二元化的人格,我自己早已发着[觉]——到去年更是完完全全了解了,已经不能够丝毫自欺的了;但是八七会议之后我没有公开的说出来,四中全会之后也没有说出来,在去年我还是决断不下,一至延迟下来,隐忍着。甚至对之华(我的爱人)也只偶然露一点口风,往往还要加一番弥缝的话。没有这样的勇气。

  可是真相是始终要暴露的,“二元”之中总有“一元”要取得实际上的胜利。正因为我的政治上的疲劳、倦怠,内心的思想斗争不能再持续了,老实说,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么说,我就依着怎么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么心思去辨[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我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只因为久年的“文字因缘”,对于现代文学以及文学史上的各种有趣的问题,有时候还有点兴趣去思考一下,然而大半也是欣赏的份数居多,而研究分析的份数较少。而且体力的衰弱也不容许我多所思索了。

  体力上的感觉是:每天只要用脑到两三小时以上,就觉得十分疲劳,或者过分的畸形的兴奋——无所谓的兴奋,以至于不能睡觉,脑痛……冷汗。

  唉,脆弱的人呵,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需要这种东西吗?我想,假定我还保存这多余的生命若干时候,我只有拒绝用脑的一个方法,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但是,最好是趁早结束了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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