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对于中国人，却似乎也有深刻的研究。
他说：“近来某几种报纸，曾经试用白话，——按：高氏这书是一九二三年在伦敦出版的，——可是并没有多大的成功；因此，也许还要触怒了多数定[订]报的人，以为这样，就是讽示着他们不能看懂文言报呢！”
西洋各国里有许多伶人，在他们表演中，他们几乎随时可以插入许多“打诨”，也有许多作者，滥引文书，但是大家都认这种是劣等的风味。这在中国恰好相反，正认为高妙文雅而表示绝艺的地方。
中国文的“含混的地方，中国人不但不因之感受了困难，反而愿意养成它……”
于是这位“支那学专家”就不免要“中国化”起来。他在中国大概受够了侮辱。“本书的著者和亲爱的中国人谈话，所说给他的，很能完全了解；可是，他们彼此谈话的时候，他几乎一句话也不懂。”这自然是那些“亲爱的中国人”在“讽示”他不懂“上流社会”的话。因为“外国人到了中国去，只要注意一点，他就可以觉得：他自己虽然已经熟悉了普通人的语言，而对于上流社会的谈话，仍是莫名其妙的”。（例如“一个中国的雅人”回答高先生问他多大年纪，就说了一句“而立”。幸而高先生在《论语》上查着这个古典。）
于是“支那学专家”就说：“中国文字好像一个美丽可爱的贵妇，西洋文字好像一个有用而不美的贱婢。”
美丽可爱而无用的贵妇的“绝艺”，就在于“插诨”的含混。这使得西洋第一等的大学者至多也不过抵得上中国的普通人。这样，我们“精神上胜利了”。为要保持这种胜利，必须有高妙文雅的词汇，而且要丰富！五四白话运动的“没有多大成功”，原因大概就在上流社会怕人讽示他们不懂文言了。
虽然，“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我们还是含混些好了，否则反而要感受困难的。
十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