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晨起來就落着清雪。在一個灰色的大門洞裏，有兩個戴着大皮帽子的人，在那裏響着大鋸。

　　“扔，扔，扔，扔……”好像唱着歌似的，那白亮亮的大鋸唱了一早晨了。

　　大門洞子裏，架着一個木架，木架上邊橫着一個圓滾滾的大木頭。那大木頭有一尺多粗，五尺多長。兩個人就把大鋸放在這木頭的身上，不一會工夫，這木頭就被鋸斷了。先是從腰上鋸開分做兩段，再把那兩段從中再鋸一道，好像小圓凳似的，有的在地上站着，有的在地上躺着。而後那木架上又被擡上來一條五尺多長的來，不一會工夫，就被分做兩段，而後是被分做四段，從那木架上被推下去了。

　　同時離住宅不遠，那裏也有人在拉着大鋸……城門外不遠的地方就有一段樹林，樹林不是一片，而是一段樹道，沿着大道的兩旁長着。往年這夾樹道的榆樹，若有窮人偷剝了樹皮，主人定要捉拿他，用繩子捆起來，用打馬的鞭子打。活活的樹，一剝就被剝死了。說是養了一百來年的大樹，從祖宗那裏繼承下來的，哪好讓它一旦死了呢！將來還要傳給第二代、第三代兒孫，最好是永遠留傳下去，好來證明這門第的久遠和光榮。

　　可是，今年卻是這樹林的主人自己發的號令，用大鋸鋸着。

　　那樹因爲年限久了，樹根扎到土地裏去特別深。伐樹容易，拔根難。樹被鋸倒了，根只好留待明年春天再拔。

　　樹上的喜鵲窩，新的舊的有許多。樹一被伐倒，喀喀喀地響着，發出一種強烈的不能控制的響聲；被北風凍乾的樹皮，觸到地上立刻碎了，斷了。喜鵲窩也就跟着附到地上了，有的跌破了，有的則整個地滾下來，滾到雪地裏去，就坐在那亮晶晶的雪上。

　　是凡跌碎了的，都是隔年的，或是好幾年的；而有些新的，也許就是喜鵲在夏天自己建築的，爲着冬天來居住。這種新的窩是非常結實，雖然是已經跟着大樹躺在地上了，但依舊是完好的，仍舊是呆在樹丫上。那窩裏的鳥毛還很溫暖的樣子，被風忽忽地吹着。

　　往日這樹林裏，是禁止打鳥的，說是打鳥是殺生，是不應該的，也禁止孩子們破壞鳥窩，說是破壞鳥窩，是不道德的事，使那鳥將沒有家了。

　　但是現在連大樹都倒下了。

　　這趟夾樹道在城外站了不知多少年，好像有這地方就有這樹似的，人們一出城門，就先看見這夾道，已經看了不知多少年了。在感情上好像這地方必須就有這夾樹道似的，現在一旦被砍伐了去，覺得一出城門，前邊非常的荒涼，似乎總有一點東西不見了，總少了一點什麼。雖然還沒有完全砍完，那所剩的也沒有幾棵了。

　　一百多棵榆樹，現在沒有幾棵了，看着也就全完了。所剩的只是些個木樁子，遠看看不出來是些個什麼。總之，樹是全沒有了。只有十幾棵，現在還在伐着，也就是一早一晚就要完的事了。

　　那在門洞子裏兩個拉鋸的大皮帽子，一個說：

　　“依你看，大少爺還能回來不能?”

　　另一個說：

　　“我看哪……人說不定有沒有了呢……”

　　其中的一個把大皮帽子摘下，拍打着帽耳朵上的白霜。另一個從腰上解下小菸袋來，準備要休息一刻了。

　　正這時候，上房的門喀喀地響着就開了，老管事的手裏拿着一個上面貼有紅綬的信封，從臺階上下來，懷懷疑疑，把嘴脣咬着。

　　那兩個拉鋸的，剛要點起火來抽菸，一看這情景就知道大先生又在那裏邊鬧了。於是連忙把菸袋從嘴上拿下來，一個說，另一個聽着：

　　“你說大少爺可真的去打日本去了嗎?……”

　　正在說着，老管事的就走上前來了，走進大門洞，坐在木架上，把信封拿給他們兩個細看。他們兩個都不識字，老管事的也不識字。不過老管事的閉着眼睛也可以背得出來，因爲這樣的信，他的主人自從生了病的那天就寫，一天或是兩封三封，或是三封五封。他已經寫了三個月了，因爲他已經病了三個月了。

　　寫得連家中的小孩子也都認識了。

　　所以老管事的把那信封頭朝下，腳朝上的倒唸着：

　　老管事的全唸對了，只是中間寫在紅綬上的那一行，他只念了“耿振華收”，而丟掉了“吾兒”兩個字。其中一個拉鋸的，一聽就聽出來那是他念錯了，連忙補添着說：

　　“耿振華吾兒收。”

　　他們三個都仔細地往那信封上看着，但都看不出“吾兒”兩個字寫在什麼地方，因爲他們都不識字。反正背也都背熟的了，於是大家丟開這封信不談，就都談着“大先生”，就是他們的主人的病，到底是個什麼來歷。中醫說肝火太盛，由氣而得；西醫說受了過度的刺激，神經衰弱。而那會算命的本地最有名的黃半仙，卻從門簾的縫中看出了耿大先生是前生註定的骨肉分離。

　　因爲耿大先生在民國元年的時候，就出外留學，從本地的縣城，留學到了省城，差一點就要到北京去的，去進北京大學堂。雖是沒有去成，思想總算是革命的了。他的書箱子裏密藏着孫中山先生的照片，等到民國七八年的時候，他才取拿出來給大家看，說是從前若發現了有這照片是要被殺頭的。

　　因此他的思想是維新的多了，他不迷信，他不信中醫。他的兒子，從小他就不讓他進私學館，自從初級小學堂一開辦，他就把他的女兒和兒子都送進小學堂去讀書。

　　他的母親活着的時候，很是迷信，跳神趕鬼，但是早已經死去了。現在他就是一家之主，他說怎麼樣就是怎麼樣。他的夫人，五十多歲了，讀過私學館，前清時代她的父親進過北京去趕過考，考是沒有考中的，但是學問很好，所以他的女兒《金剛經》、《竈王經》都念得通熟，每到夜深人靜，還常燒香打坐，還常拜斗參禪。雖然五十多歲了，其間也受了不少的丈夫的阻撓，但她善心不改，也還是常常偷着在竈王爺那裏燒香。

　　耿大先生就完全不信什麼竈王爺了，他自己不加小心撞了竈王爺板，他硬說竈王爺板撞了他。於是很開心地拿着燒火的叉子把竈王爺打了一頓。

　　他說什麼是神，人就是神。自從有了科學以來，看得見的就是有，看不見的就沒有。

　　所以那黃半仙剛一探頭，耿大先生唔嘮一聲，就把他嚇回去了，只在門簾的縫中觀了觀形色，好在他自承認他的工夫是很深的，只這麼一看，也就看出個所以然來。他說這是他命裏註定的前世的孽緣，是財不散，是子不離。“是財不散，是兒不死。”民間本是有這句俗話的。但是“是子不離”這可沒有，是他給編上去的，因爲耿大少爺到底是死是活，誰也不知道，於是就只好將就着用了這麼一個含糊其詞的“離”字。

　　假若從此音信皆無，真的死了，不就是真的“離”了嗎?假若不死，有一天回來了，那就是人生的悲、歡、離、合，有離就有聚，有聚就有離的“離”。

　　黃半仙這一套理論，不能發揚而光大之，因爲大先生雖然病得很沉重，但是他還時時地清醒過來，若讓他曉得了，全家上下都將不得安寧，他將要挨着個兒罵，從他夫人罵起，一直罵到那燒火洗碗的小打。所以在他這生病的期中，只得請醫生，而不能夠看巫醫，所以像黃半仙那樣的，只能到下房裏向夫人討一點零錢就去了，是沒有工夫給他研究學理的。

　　現在那兩個大皮帽子各自拿了小菸袋，點了火，彼此地咳嗽着，正想着大大地發一套議論，討論一下關於大少爺的一去無消息。有管事的在旁，一定有什麼更豐富的見解。

　　老管事的用手把鬍子來回地抹着，因爲不一會工夫，他的鬍子就掛滿了白霜。他說：

　　“人還不知有沒有了呢?看這樣子跑了一個還要搭一個。”

　　那拉木頭的就問：

　　“大先生的病好了一點沒有?”

　　老管事的坐在木架上，東望望，西望望，好像無可無不可的神情，似乎並不關心，而又像他心裏早有了主意，好像事情的原委他早已觀察清楚了，一步一步地必要向那一方面發展，而必要發展到怎樣一個地步，他都完全看透徹了似的。他隨手抓起一把鋸末子來，用嘴脣吹着，把那鋸末子吹了滿身，而後又用手拍着，把那鋸末子都拍落下去。而後，他彎下腰去，從地上搬起一個圓木墩子來，把那木墩子放在木架上，而後拍着，並且用手揪着那樹皮，撕下一小片來，把那綠盈盈的一層掀下來，放在嘴裏，一邊咬着一邊說：

　　“還甜絲絲的呢，活了一百年的樹，到今天算是完了。”

　　而後他一腳把那木墩子踢開。他說：

　　“我活了六十多年了，我沒有見過這年月，讓你一，你不敢二，讓你說三，你不敢講四。完了，完了……”

　　那兩個拉鋸的把眼睛呆呆的不轉眼珠。

　　老管事的把菸袋鍋子磕着自己的氈鞋底：

　　“跑毛子的時候，那俄大鼻子也殺也砍的，可是就只那麼一陣，過去也就完了。沒有像這個的，油、鹽、醬、醋、吃米、燒柴，沒有他管不着的；你說一句話吧，他也要聽聽；你寫一個字吧，他也要看看。大先生爲了有這場病的，雖說是爲着兒子的啦，可也不盡然，而是爲着小……小□□。”

　　正說到這裏，大門外邊有兩個說着“咯大內、咯大內”的話的綠色的帶着短刀的人走過。老管事的他那掉在地上的寫着“大中華民國”字樣的信封，伸出腳去就用大氈鞋底踩住了，同時變毛變色地說：

　　“今年冬天的雪不小，來春的青苗錯不了呵!……”

　　那兩個人“咯大內、咯大內”地講着些個什麼走過去了。

　　“說鬼就有鬼，說鬼鬼就到。”

　　老管事的站起來就走了，把那寫着“大中華民國”的信封，一邊走着一邊撕着，撕得一條一條的，而後放在嘴裏咬着，隨咬隨吐在地上。他徑直走上正房的臺階上去了，在那臺階上還聽得到他說：

　　“活見鬼，活見鬼，他媽的，活見鬼……”

　　而後那房門喀喀地一響，人就進去了，不見了。

　　清雪還是照舊的下着，那兩個拉鋸的，又在那裏唰唰地工作起來。

　　這大鋸的響聲本來是“扔扔”的，好像是唱歌似的，但那是離得遠一點纔可以聽到的，而那拉鋸的人自己就只聽到“唰唰唰”。

　　鋸末子往下飛散，同時也有一種清香的氣味發散出來。那氣味甜絲絲的，松香不是松香，楊花的香味也不是的，而是甜的，幽遠的，好像是記憶上已經記不得那麼一種氣味的了。久久被忘記了的一回事，一旦來到了，覺得特別的新鮮。因爲那拉鋸的人真是伸手抓起一把鋸末子來放到嘴裏吞下去。就是不吞下這鋸末子，也必得撕下一片那綠盈盈的貼身的樹皮來，放到嘴裏去咬着，是那麼清香，不咬一咬這樹皮，嘴裏不能夠有口味。剛一開始，他們就是那樣咬着的。現在雖然不至再親切得去咬那樹皮了，但是那圓滾滾的一個一個的鋸好了的木墩子，也是非常惹人愛的。他們時或用手拍着，用腳尖觸着。他們每鋸好一段，從那木架子推下去的時候，他們就說：

　　“去吧，上一邊呆着去吧。”

　　他們心裏想，這麼大的木頭，若做成桌子，做成椅子，修房子的時候，做成窗框該多好，這樣好的木頭哪裏去找去!

　　但是現在鋸了，毀了，劈了燒火了，眼看着一塊材料不成用了。好像他們自己的命運一樣，他們看了未免有幾分悲哀。

　　清雪好像菲薄菲薄的玻璃片似的，把人的臉，把人的衣服都給閃着光，人在清雪裏邊，就像在一張大的紗帳子裏似的。而這紗帳子又都是些個玻璃末似的小東西組成的，它們會飛，會跑，會紛紛地下墜。

　　往那大門洞裏一看，隻影影綽綽地看得見人的輪廓，而看不清人的鼻子眼睛了。

　　可是拉鋸的響聲，在下雪的天氣裏，反而聽得特別的清楚，也反而聽得特別的遠。因爲在這樣的天氣裏邊，人們都走進屋子裏去過生活了。街道上和鄰家院子，都是靜靜的。人聲非常的稀少，人影也不多見。只見遠近處都是茫茫的一片白色。

　　尤其是在曠野上，遠遠的一望，白茫茫的，簡直是一片白色的大化石。曠野上遠處若有一個人走着，就像一個黑點在移動着似的；近處若有人走着，就好像一個影子在走着似的。

　　在這下雪的天氣裏是很奇怪的，遠處都近，近的反而遠了，比方旁邊有人說話，那聲音不如平時響亮。遠處若有一點聲音，那聲音就好像在耳朵旁邊似的。

　　所以那遠處伐樹的聲音，當他們兩個一休息下來的時候，他們就聽見了。

　　因爲太遠了，那拉鋸的“扔扔”的聲音不很大，好像隔了不少的村莊，而聽到那最後的音響似的，似有似無的。假若在記憶裏邊沒有那伐樹的事情，那就根本不知道那是伐樹的聲音了。或者根本就聽不見。

　　“一百多棵樹。”因爲他們心裏想着，那個地方原來有一百多棵樹。

　　在晴天裏往那邊是看得見那片樹的，在下雪的天裏就有些看不見了，只聽得不知道什麼地方“扔、扔、扔、扔”。他們一想，就定是那伐樹的聲音了。

　　他們聽了一會，他們說：

　　“百多棵樹，煙消火滅了，耿大先生想兒子想瘋了。”

　　“一年不如一年，完了，完了。”

　　櫻桃樹不結櫻桃了，玫瑰樹不開花了。泥大牆倒了，把櫻桃樹給軋斷了，把玫瑰樹給埋了。櫻桃軋斷了，還留着一些枝杈，玫瑰竟埋得連影都看不見了。

　　耿大先生從前問小孩子們：

　　“長大做什麼?”

　　小孩子們就說：“長大當官。”

　　現在老早就不這麼說了。

　　他對小孩子們說：

　　“有吃有喝就行了，榮華富貴咱們不求那個。”

　　從前那客廳裏掛着畫，威爾遜，拿破崙，現在都已經摘下去了，尤其是那拿破崙，英雄威武得實在可以，戴着大帽子，身上佩着劍。

　　耿大先生每早晨吃完了飯，往客廳裏一坐，第一個拿破崙，第二個威爾遜，還有林肯，華盛頓……挨着排講究一遍。講完了，大的孩子讓他照樣地背一遍，小的孩子就讓他用手指指出哪個是威爾遜，哪個是拿破崙。

　　他說人要英雄威武，男子漢，大丈夫，不做威爾遜，也做拿破崙。

　　可是現在沒有了，那些畫都從牆上摘下去了，另換上一個老孔，寬衣大袖，安詳端正，很大的耳朵，很紅的嘴脣，一看上去就是仁義道德。但是自從掛了這畫之後，只是白白地掛着，並沒有講。

　　他不再問孩子們長大做什麼了。孩子們偶而問到了他，他就說：“只求足衣足食，不求別的。”

　　這都是日本人來了之後，才改變了的思想。

　　再不然就說：

　　“人生百年，三萬六千日，不如僧家半日閒。”

　　這還都是大少爺在家裏時的思想。大少爺一走了，開初耿大先生不表示什麼意見，心裏暗恨生氣，只覺得這孩子太不知好歹。但他想過了一些時候，就會回來了，年輕的人，聽說哪方面熱鬧，就往哪方面跑。他又想到他自己年輕的時候，也是那樣。孫中山先生革命的時候，還偷偷地加入了革命黨呢。現在還不是，青年人，血氣盛，聽說是要打日本，自然是眼紅，現在讓他去吧，過了一些時候，他就曉得了。他以爲到了中國就不再是“滿洲國”了。說打日本是可以的了。其實不然，中國也不讓說打日本這個話的。

　　本地縣中學裏的學生跑了兩三個。聽說到了上海就被抓起來了。聽說犯了抗日遺害民國的罪。這些或者不是事實，耿大先生也沒有見過，不過一聽說，他就有點相信。因爲他愛子心切，所以是凡聽了不好的消息他就相信。他想兒子既然走了，是沒有法子叫他回來的，只希望他在外邊碰了釘子就回來了。

　　看着吧，到了上海，沒有幾天，也是回來的。年輕人就是這樣，聽了什麼一個好名聲，就跟着去了，過了幾天也就回來了。

　　耿大先生把這件事不十分放在心上。

　　兒子的母親，一哭哭了三四天，說在兒子走的三四天前，她就看出來那孩子有點不對。那孩子的眼池是紅的，一定是不忍心走，哭過了的，還有他問過他母親一句話，他說：

　　“媽，弟弟他們每天應該給他們兩個鐘頭念中國書，盡念日本書，將來連中國字都不認識了，等一天咱們中國把日本人打跑了的時候，還滿口日本話，那該多麼恥辱。”

　　媽就說：

　　“什麼時候會打跑日本的?”

　　兒子說：

　　“我就要去打日本去了……”

　　這不明明跟母親露一個話風嗎?可惜當時她不明白，現在她越想越後悔。假如看出來了，就看住他，使他走不了。假如看出來了，他怎麼也是走不了的。母親越想越後悔，這一下子怕是不能回來了。

　　母親覺得雖然打日本是未必的，但總覺得兒子走了，怕是不能回來了，這個陰影不知道從什麼地方來的。也許本地縣中學裏的那兩個學生到了上海就音信皆無，給了她很大的恐怖。總之有一個可怕的陰影，不知怎麼的，似乎是兒子就要一去不回來。

　　但是這話她不能說出來，同時她也不願意這樣地說，但是她越想怕是兒子就越回不來了。所以當她到兒子的房裏去檢點衣物的時候，她看見了兒子出去打獵戴的那大帽子，她也哭。她看見了兒子的皮手套，她也哭。哭得像個淚人似的。

　　兒子的書桌上的書一本一本地好好地放着，毛筆站在筆架上，鉛筆橫在小木盒裏。那兒子喝的茶杯裏還剩了半杯茶呢!兒子走了嗎?這實在不能夠相信。那書架上站着的大圓馬蹄表還在咔咔咔地一秒一秒地走着。那還是兒子親手上的表呢。

　　母親摸摸這個，動動那個。似乎是什麼也沒有少，一切都照原樣，屋子裏還溫熱熱的，一切都像等待着晚上兒子回來照常睡在這房裏，一點也不像主人就一去也不回來了。

　　兒子一去就是三年，只是到了上海的時候，有過兩封信。以後就音信皆無了，傳說倒是很多。正因爲傳說太多了，不知道相信哪一條好。盧溝橋，“八一三”，兒子走了不到半年中國就打日本了。但是兒子可在什麼地方，音信皆無。

　　傳說就在上海張發奎的部隊裏，當了兵，又傳說沒有當兵，而做了政治工作人員。後來，他的一個同學又說他早就不在上海了，在陝西八路軍裏邊工作。過了幾個月說都不對，是在山西的一個小學堂裏教書。還有更奇妙的，說是兒子生活無着，淪落街頭，無法還在一個瓷器公司裏邊做了一段小工。

　　對於這做小工的事情，把母親可憐得不得了。母親到處去探聽，親戚，朋友，只要平常對於她兒子一有來往的地方，她就沒有不探聽遍了的。尤其兒子的同學，她總想，他們是年輕人，哪能夠不通信。等人家告訴她實實在在不知道的時候，她就說：

　　“你們瞞着我，你們哪能不通信的。”

　　她打算給兒子寄些錢去，可是往哪裏寄呢?沒有通信地址。她常常以爲有人一定曉得她兒子的通信處，不過不敢告訴她罷了；她常以爲尤其是兒子的同學一定知道他在哪裏，不過不肯說，說了出來，怕她去找回來。所以她常對兒子的同學說：

　　“你們若知道，你們告訴我，我決不去找他的。”

　　有時竟或說：

　　“他在外邊見見世面，倒也好的，不然像咱們這個地方東三省，有誰到過上海。他也二十多歲了，他願意在外邊呆着，他就在外邊呆着去吧，我纔不去找他的。”

　　對方的回答很簡單：

　　“我們不知道，我們不知道。”

　　有時她這樣用心可憐地說了一大套，對方也難爲情起來了。說：

　　“老伯母，我們實在不知道。我們若知道，我們就說了。”

　　每次都是毫無下文，無結果而止。她自己也覺得非常的空虛，她想下回不問了，無論誰也不問了，事不關己，誰願意聽呢?人都是自私的，人家不告訴她，她心裏竟或恨了別人，她想再也不必問了。

　　但是過些日子她又忘了，她還是照舊地問。

　　怎麼能夠淪爲小工呢?耿家自祖上就沒有給人家做工的，真是笑話，有些不十分相信，有些不可能。

　　但是自從離了家，家裏一個銅板也沒有寄去過，上海又沒有親戚，恐怕做小工也是真的了。

　　母親愛子心切，一想到這裏，有些不好過，有些心酸，眼淚就來到眼邊上。她想這孩子自幼又嬌又慣地長大，吃、穿都是別人扶持着，現在給人做小工，可怎麼做呢?可憐了我這孩子了!母親一想到這裏，每逢吃飯，就要放下飯碗，吃不下去。每逢睡覺，就會忽然地醒來，而後翻轉着，無論怎樣也再睡不着。若遇到颳風的夜，她就想颳了這樣的大風，若是一個人在外邊，夜裏睡不着，想起家來，那該多麼難受。

　　因爲她想兒子，所以她想到了兒子要想家的。

　　下雨的夜裏，她睡得好好的，忽然一個雷把她驚醒了，她就再也睡不着了。她想，淪落在外的人，手中若沒有錢，這樣連風加雨的夜，怎樣能夠睡着?背井離鄉，要親戚沒有親戚，要朋友沒有朋友，又風雨交加。其實兒子離她不知幾千裏了，怎麼她這裏下雨，兒子那裏也會下雨的?因爲她想她這裏下雨了，兒子那裏也是下雨的。

　　兒子到底當了小工，還是當了兵，這些都是傳聞，究竟沒有證實過。所以做母親的迷離恍惚地過了兩三年，好像走了迷路似的，不知道東西南北了。

　　母親在這三年中，會說東忘西的，說南忘北的，聽人家唱鼓詞，聽着聽着就哭了；給小孩子們講瞎話，講着講着眼淚就流下來了。一說街上有個叫花子，三天沒有吃飯餓死了，她就說：“怎麼沒有人給他點剩飯呢?”說完了，她眼睛上就像是來了眼淚，她說人們真狠心得很……

　　母親不知爲什麼，變得眼淚特別多，她無所因由似的，說哭就哭，看見別人家娶媳婦她也哭，聽說誰家的少爺今年定了親了，她也哭。

　　可是耿大先生則不然，他一聲不響，關於兒子，他一字不提。他不哭，也不說話，只是夜裏不睡覺，靜靜地坐着，往往一坐坐個通宵。他的面前站着一棵蠟燭，他的身邊放着一本書。那書他從來沒有看過，只是在那燭光裏邊一夜一夜地陪着他。

　　兒子剛走的時候，他想他不久就回來了，用不着掛心的。他一看兒子的母親在哭，他就說：“婦人女子眼淚忒多。”所以當兒子來信要錢的時候，他不但沒有給寄錢去，反而寫信告訴他說，要回來，就回來，不回來，必是自有主張，此後也就不要給家來信了，關裏關外地通信，若給人家曉得了，有關身家性命。父親是用這種方法要挾兒子，使他早點回來。誰知兒子看了這信，就從此不往家裏寫信了。

　　無音無信地過了三年，雖然這之中的傳聞他也都聽到了，但是越聽越壞，還不如不聽的好。不聽倒還死心塌地，就像未曾有過這樣的一個兒子似的。可是偏聽得見的，只能聽見，又不能證實，就如隱約欲斷的琴音，往往更耐人追索……

　　耿大先生爲了忘卻這件事情，他已經養成了一個習慣，就是夜裏不願意睡覺，願意坐着。

　　他夜裏坐了三年，竟把頭髮坐白了。

　　開初有的親戚朋友來，還問他大少爺有信沒有，到後來竟問也沒有人敢問了。人一問他，他就說：

　　“他們的事情，少管爲妙。”

　　人家也就曉得耿大先生避免着再提到兒子。家裏的人更沒有人敢提到大少爺。大少爺住過的那房子的門鎖着，那裏邊鴉雀無聲，灰塵都已經滿了。太陽晃在窗子的玻璃上，那玻璃都可以照人了，好像水銀鏡子似的。因爲玻璃的背後已經掛了一層灰禿禿的塵土。把臉貼在玻璃上往裏邊看，才能看到裏邊的那些東西，牀、書架、書桌等類，但也看不十分清楚。因爲玻璃上塵土的關係，也都變得影影綽綽的。

　　這個窗沒有人敢往裏看，也就是老管事的記性很不好，捱了不知多少次的耿大先生的瞪眼，他有時一早一晚還偷偷摸摸地往裏看。

　　因爲在老管事的感覺裏，這大少爺的走掉，總覺得是鳳去樓空，或者是淒涼的家敗人亡的感覺。

　　眼看着大少爺一走，全家都散心了。到吃飯的時候，桌子擺着碗筷，空空地擺着，沒有人來吃飯。到睡覺的時候，不睡覺，通夜通夜地上房裏點着燈。家裏油鹽醬醋沒有人檢點，老廚子偷油、偷鹽，並且拿着小口袋從米缸裏往外灌米。送柴的來了，沒有人過數；送糧的來了，沒有人點糧。柴來了就往大廩上一扔，糧來了，就往倉子裏一倒，夠數不夠數，沒有人曉得。

　　院牆倒了，用一排麥稈附上；房子漏了雨，拿一塊磚頭壓上。一切都是往敗壞的路上走。一切的光輝生氣隨着大少爺的出走失去了。

　　老管事的一看到這裏，就覺得好像家敗人亡了似的，默默地心中起着悲哀。

　　因爲是上一代他也看見了，並且一點也沒有忘記，那就是耿大先生的父親在世的時候那種兢兢業業的，現在都哪裏去了，現在好像是就要煙消雲散了。

　　他越看越不像樣，也就越要看，他覺得上屋裏沒人，他就蹺着腳尖，把頭蓋頂在那大少爺的房子的玻璃窗上，往裏看着。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是要看什麼，好像是在憑弔。

　　其餘的家裏的孩子，誰也不敢提到哥哥，誰要一提到哥哥，父親就用眼睛瞪着他們。或者是正在吃飯，或者是正在玩着，若一提到哥哥，父親就說：

　　“去吧，去一邊玩去吧。”

　　耿大先生整天不大說話。他的眼睛是灰色的，他在屋子裏坐着，他就直直地望着牆壁。他在院子裏站着，他就把眼睛望着天邊。他什麼也不說，什麼也不觀察，把嘴再緊緊地閉着，好像他的嘴裏邊已經咬住了一種什麼東西。

　　但是現在耿大先生早已經病了，有的時候清醒，有的時候則昏昏沉沉地睡着。

　　那就是今年陰曆十二月裏，他聽到兒子大概是死了的消息。

　　這消息是本街上兒子的從前的一個同學那裏傳出來的。

　　正是這些時候，“滿洲國”的報紙上大加宣傳說是中國要內戰了，不打日本了，說是某某軍隊竟把某某軍隊一夥給殺光了，說是連軍人的家屬連婦人帶小孩都給殺光了。

　　這些宣傳，日本一點也不出於好心。爲什麼知道他不是出於好心呢?因爲下邊緊接着就說，還是“滿洲國”好，國泰民安，趕快地不要對你們的祖國懷着希望。

　　耿大先生一看，耿大先生就看出這又在造謠生事了。

　　耿大先生每天看報的，雖然他不相信，但也留心着，反正沒有事做，就拿着報紙當消遣。有一天報上畫着些小人，旁邊注着字：“自相殘殺”。另外還有一張畫，畫的是日本人，手裏拉着“滿洲國”的人，向前大步地走去，旁邊寫着：“日滿提攜”。

　　耿大先生看完了報說：

　　“小日本是亡不了中國的，小日本無恥。”

　　有一天，耿大先生正在吃飯。客廳裏邊來了一個青年人在說話，說話的聲音不大，說了一會就走了。他也絕沒想到客廳中有人。

　　耿太太也正在吃飯，知道客廳裏來了客人，過去就沒有回來，飯也沒有吃。

　　到了晚上，全家都知道了，就是瞞着耿大先生一個人不知道。大少爺在外邊當兵打仗死了。

　　老管事的打着燈籠到廟上去燒香去了，回來把鬍子都哭溼了，他說：“年輕輕的，那孩子不是那短命的，規矩禮法，溫文爾雅……”

　　戴着大皮帽子的家裏的長工，翻來覆去地說：

　　“奇怪，奇怪。當兵是窮人當的，像大少爺這身分爲啥去當兵的?”

　　另外一個長工就說：

　　“打日本罷啦!”

　　長工們是在伙房裏講着。伙房裏的鍋臺上點起小煤油燈來，燈上沒有燈罩，所以從火苗上往上升着黑煙。大鍋裏邊煮着豬食，咕嚕咕嚕的，從鍋沿邊往上升着白汽，白汽升到房樑上，而後結成很大的水點滴下來。除了他們談論大少爺的說話聲之外，水點也在啪嗒啪嗒地落着。

　　耿太太在上屋自己的臥房裏哭了好一陣，而後拿着三炷香到房檐頭上去跪着念《金剛經》。當她走過來的時候，那香火在黑暗裏一東一西地邁着步，而後在房檐頭上那紅紅的小點停住了。

　　老管事的好像哨兵似的給耿太太守衛着，說大先生沒有出來。於是耿太太才喃喃地念起經來。一邊念着經，一邊哭着，哭了一會，忘記了把聲音漸漸地放大起來，老管事的在一旁說：

　　“小心大先生聽見，小點聲吧。”

　　耿太太又勉強着把哭聲收回去，以致那喉嚨裏邊像有什麼在橫着似的，時時起着咯咯的響聲。

　　把經唸完了，耿太太昏迷迷地往屋裏走，哪想到大先生就在玻璃窗裏邊站着。她想這事情的原委，已經被他看破，所以當他一問：“你在做什麼?”她就把實況說了出來：

　　“咱們的孩子被中國人打死了。”

　　耿大先生說：

　　“胡說。”

　　於是，拿起這些日子所有的報紙來，看了半夜，滿紙都是日本人的挑撥離間，卻看不出中國人會打中國人來。

　　直到雞叫天明，耿大先生伏在案上，枕着那些報紙，忽然做了一夢。

　　在夢中，他的兒子並沒有死，而是做了抗日英雄，帶着千軍萬馬，從中國殺向“滿洲國”來了。

　　耿大先生一夢醒來，從此就病了，就是那有時昏迷，有時清醒的病。

　　清醒的時候，他就指揮着伐樹。他說：

　　“伐呀，不伐白不伐。”

　　把樹木都鋸成短段。他說：

　　“燒啊!不燒白不燒，留着也是小日本的。”

　　等他昏迷的時候，他就要筆要墨寫信，那樣的信不知寫了多少了，只寫信封，而不寫內容的。

　　信封上總是寫：

　　這信不知道他要寄到什麼地方去，只要客人來了，他就說：

　　“你等一等，給我帶一封信去。”

　　老管事的提着酒瓶子到街上去裝酒，從他窗前一經過，他就把他叫住：

　　“你等一等，我這兒有一封信給我帶去。”

　　無管什麼人上街，若讓他看見，他就要帶封信去。

　　醫生來了，一進屋，皮包還沒有放下，他就對醫生說。

　　“請等一等，給我帶一封信去!”

　　家裏的人，覺得這是一種可怕的情形。若是來了日本客人，他也把那抗日英雄的信託日本人帶去，可就糟了。

　　所以自從他一發了病，也就被幽禁起來，把他關在最末的一間房子的後間裏，前邊罩着窗簾，後邊上着風窗。

　　晴天時，太陽在窗簾的外邊，那屋子是昏黃的；陰天時，那屋子是發灰色的。那屋裏什麼也沒有，只有一個高大的暖牆，在一邊站着，那暖牆是用白淨的凸花的瓷磚砌的。其餘別的東西都已經搬出去了，只有這暖牆是無法可搬的，只好站在那裏讓耿大先生遲遲地看來看去。他好像不認識這東西，不知道這東西的性質，有的時候看，有的時候用手去撫摸。

　　家裏的人看了這情形很是害怕，所以把所有的東西都搬開了，不然他就樣樣地細細地研究，燈臺、茶碗、盤子、帽盒子，他都拿在手裏觀摩。

　　現在都搬走了，只剩了這暖牆不能搬了。他就細細地用手指摸着這暖牆上的花紋，他說：

　　“怕這也是日本貨吧!”

　　耿大先生一天很無聊地過着日子。

　　窗簾整天地上着，風窗整天地上着，昏昏暗暗的，他的生活與世隔離了。

　　他的小屋雖然安靜，但外邊的聲音也還是可以聽得到的。外邊狗咬，或是有腳步聲，他就說：

　　“讓我出去看看，有人來了。”

　　或是：

　　“有人來了，讓他給我帶一封信去。”

　　若有人阻止了他，他也就不動了；旁邊若沒有人，他會開門就經過耿太太的臥房，再經過客廳就出去的。

　　有一天日本東亞什麼什麼協進會的幹事，一個日本人到家裏了，要與耿大先生談什麼事情，因爲他也是協進會的董事。

　　這一天，可把耿太太嚇壞了：

　　“上街去了。”說完了，自己的臉色就變白了。

　　因爲一時着急說錯了，假若那日本人聽說若是他病在家裏不見，這不是被看破了實情，無疑也有弊了。

　　於是大家商量着，把耿大先生又給換了一個住處。這房間又小又冷，原來是個小偏房，是個使女住的。屋裏沒有壁爐，也沒有暖牆，只生了一個炭火盆取暖。因爲這房子在所有的房子的背後，或者更周密一些。

　　但是並不，有一天醫生來到家裏給耿大先生診病。正在客廳裏談着，說耿大先生的病沒有見什麼好，可也沒有見壞。

　　正這時候，掀開門簾，耿大先生進來了，手裏拿了一封信說：

　　“我好了，我好了。請把這一封信給我帶去。”

　　耿太太嚇慌了，這假若是日本人在，便糟了。於是又把耿大先生換了一個地方。這回更荒涼了，把他放在花園的角上那涼亭子裏去了。

　　那涼亭子的四角都像和尚廟似的掛着小鐘，半夜裏有風吹來，發出叮叮的響聲。耿大先生清醒的時候就說：

　　“想不到出家當和尚了，真是笑話。”

　　等他昏迷的時候他就說：

　　“給我筆，我寫信……”

　　那花園裏素常沒有人來，因爲一到了冬天，滿園子都是白雪。偶而一條狗從這園子裏經過，那留下來一連串的腳印，把那完完整整的潔淨得連觸也不敢觸的大雪地給踏破了，使人看了非常的可惜。假若下了第二次雪，那就會平了。假若第二次雪不來，那就會十天八天地留着。

　　平常人走在路上，沒有人留心過腳印。貓跪在桌子上，沒有留心過那蹤跡。就像鳥雀從天空飛過，沒有人留心過那影子的一樣。但是這平平的雪地若展現在前邊就不然了。若看到了那上邊有一個坑一個點都要追尋它的來歷。老鼠從上邊跳過去的腳印，是一對一對的，好像一對尖尖的棗核打在那上邊了。

　　雞子從上邊走過去，那腳印好像松樹枝似的，一個個的。人看了這痕跡，就想要追尋，這是從哪裏來的?到哪裏去了呢?若是短短的只在雪上繞了一個彎就回來了的，那麼一看就看清楚了，那東西在這雪上沒有走了那麼遠。若是那腳印一長串地跑了出去，跑到大牆的那邊，或是跑到大樹的那邊，或是跑到涼亭的那邊，讓人的眼睛看不見，最後究竟是跑到哪裏去了?這一片小小的白雪地，四外有大牆圍，本來是一個小小的世界，但經過幾個腳印足痕的踩踏之後卻顯得這世界寬廣了。因爲一條狗從上邊跑過了，那狗究竟是跳牆出去了呢，還是從什麼地方回來的。再仔細查那腳印，那腳印只是單單的一行，有去路，而沒有迴路。

　　耿大先生自從搬到這涼亭裏來，就整天地看着這滿花園子的大雪，那雪若是剛下過了的，非常的平，連一點痕跡也沒有的時候，他就更寂寞了。

　　那涼亭邊生了一個炭火盆，他寂寞的時候，就往炭火盆上加炭。那炭火盆上冒着藍煙，他就對着那藍煙呆呆地坐着。

　　有一天，有兩個親戚來看他，怕是一見了面，又要惹動他的心事，他要寫那“大中華民國抗日英雄耿振華吾兒”的信了。

　　於是沒敢驚動，就圍繞着涼亭，踏着雪，企圖偷偷看了就走了。

　　看了一會，沒有人影，又看了一會，連影子也沒有。

　　耿太太着慌了，以爲一定是什麼時候跑出去了。心下想着，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可不要闖了亂子。她急忙地走上臺階去，一看那吊在門上的鎖，還是好好地鎖着。那鎖還是耿太太臨出來的時候，她自己親手鎖的。

　　耿太太於是放了心，她想他是睡覺了，她讓那兩個客人站在門外，她先進去看看。若是他精神明白，就請兩位客人進來。若不大明白，就不請他們進來了。免得一見面第二句話沒有，又是寫那“大中華民國”的信了。但是當她把耳朵貼在門框上去聽的時候，她斷定他是睡着了，於是她就說：

　　“他是睡着了，讓他多睡一會吧。”

　　帶着客人，一面說話一面回到正房去了。

　　廚子給老爺送飯的時候，一開門，那滿屋子的藍煙，就從門口跑了出來。往地上一看，耿大先生就在火盆旁邊臥着，一隻手按着自己的胸口，好像是在睡覺，又好像還有許多話沒有說出來似的。

　　耿大先生被炭煙燻死了。

　　外邊涼亭四角的鈴子還在咯棱咯棱地響着。

　　因爲今天起了一點小風，說不定一會工夫還要下清雪的。

1941年3月26日

(本篇署名蕭紅，首刊於1941年4月13日至4月29日香港《星島日報》副刊《星座》第901至917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