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們的眼睛永遠爲了遮天的沙土而垂着淚，鼻子的響聲永遠攪在黃色的大風裏，那沙沙的足音，只有在黃昏以後，一切都停息了的時候才能聽到。
而四川的轎伕，同樣會發出那沙沙的足音。下坡路，他們的腿，輕捷得連他們自己也不能夠止住，蹣跚地他們控制了這狹小的山路。他們的血液驕傲地跳動着，好像他們停止了呼吸，只聽到草鞋觸着石級的聲音。在山澗中，在流泉中，在煙霧中，在悽慘的飛着細雨的斜坡上，他們喊着：左手！
迎面走來的，擔着草鞋的擔子，揹着青菜的孩子，牽着一條黃牛的老頭，趕着三個小豬的女人，他們也都爲着這下山的轎子讓開路。因爲他們走得快，就像流泉一樣的，一刻也不能夠止息。
一到拔坡的時候，他們的腳步聲便不響了。迎面遇到來人的時候，他們喊着左手或右手的聲音只有粗嘎，而一點也不強烈。因爲他們開始喘息，他們的肺葉開始擴張，發出來好像風扇在他們的胸膛裏煽起來的聲音，那破片做的衣裳在吱吱響的轎子下面，有秩序的向左或向右地擺動。汗珠在頭髮梢上靜靜地站着，他們走得當心而出奇的慢，而轎子仍舊像要破碎了似的叫。像是迎着大風向前走，像是海船臨靠岸時遇到了潮頭一樣困難。
他們並不是巨象，卻發出來巨象呼喘似的聲音。
早晨他們吃了一碗四個大銅板一碗的面，晚上再吃一碗，一天八個大銅板。甚或有一天不吃什麼的，只要抽一點鴉片就可以。所以瘦弱蒼白，有的像化石人似的，還有點透明。若讓他們自己支持着自己都有點奇怪，他們隨時要倒下來的樣子。
可是來往上下山的人，卻擔在他們的肩上。
有一次我偶爾和他們談起做爆竹的方法來，其中的一個轎伕，不但曉得做爆竹的方法，還曉得做槍藥的方法。他說用破軍衣，破棉花，破軍帽，加上火硝，硫磺，就可以做槍藥。他還怕我不明白槍藥。他又說：
“那就是做子彈。”
我就問他：
“你怎麼曉得做子彈？”
他說他打過賀龍，在湖南。
“你那時候是當官嗎？當兵嗎？”
他說他當兵，還當過班長。打了兩年。後來他問我：
“你曉得共黨嗎？打賀龍就是打共黨。”
“我聽說。”接着我問他：“你知道現在的共黨已經編了八路軍嗎？”
“呵！這我還不知道。”
“也是打日本。”
“對呀！國家到了危難的時候，還自己打什麼呢？一齊槍口對外。”他想了一下的樣子：“也是歸蔣委員長領導嗎？”
“是的。”
這時候，前邊的那個轎伕一聲不響。轎杆在肩上，一會兒換換左手，一會兒又換換右手。
後邊的就接連着發了議論：
“小日本不可怕，就怕心不齊。中國人心齊，他就治不了。前幾天飛機來炸，炸在朝天門。那好做啥子呀！飛機炸就佔了中國？我們可不能講和，講和就白亡了國。日本人壞呀！日本人狠哪！報紙上去年沒少畫他們殺中國人的圖。我們中國人抓住他們的俘虜，一律優待。可是說日本人也不都壞，說是不當兵不行，抓上船就載到中國來……”
“是的……老百姓也和中國老百姓一樣好。就是日本軍閥壞……”我回答他。
就快走上高坡了，一過了前邊的石板橋，隔着這一個山頭又看到另外的一個山頭。雲煙從那個山慢慢地沉落下來，沉落到山腰了，仍舊往下沉落，一道深灰色的，一道淺灰色的，大團的遊絲似的縛着山腰。我的轎子要繞過那個有云煙的尖頂的山。兩個轎伕都開始吃力了。我能夠聽得見的，是後邊的這一個，喘息的聲音又開始了。我一聽到他的聲音，就想起海上在呼喘着的活着的蛤蟆。因爲他的聲音就帶着起伏、擴張、呼煽的感覺。他們腳下刷刷的聲音，這時候沒有了。伴着呼喘的是轎杆的竹子的鳴叫。坐在轎子上的人，隨着他們沉重的腳步的起伏在一升一落的。在那麼多的石級上，若有一個石級不留心踏滑了，連人帶轎子要一齊滾下山澗去。
因爲山上的路只有二尺多寬，遇到迎面而來的轎子，往往是彼此摩擦着走過。假若摩擦得厲害一點，誰若靠着山澗的一面，誰就要滾下山澗去。山峯在前邊那麼高，高得插進雲霄似的。山壁有的地方掛着一條小小的流泉，這流泉從山頂上一直掛到深澗中。再從澗底流到另一面天地去，就是說，從山的這面又流到山的那面去了。同時流泉們發着唧鈴鈴的聲音。山風陰森地浸着人的皮膚。這時候，真有點害怕，可是轉頭一看，在山澗的邊上都掛着人，在亂草中，耙子的聲音刷刷地響着。原來是女人和小孩子在集着野柴。
後邊的轎伕說：
“共黨編成了八路軍，這我還不知道。整天忙生活……連報紙也不常看(他說過他在軍隊常看報紙)……整天忙生活對於國家就疏忽了……”
正是拔坡的時候，他的話和轎杆的聲響攪在了一起。
對於滑竿，我想他倆的肩膀，本來是肩不起的，但也肩起了。本來不應該擔在他們的肩上的，但他們也擔起了。而在擔不起時，他們就抽起大煙來擔。所以我總以爲擡着我的不是兩個人，而像輕飄飄的兩盞煙燈。在重慶的交通運轉卻是掌握在他們的肩膀上的，就如黃河北的驢子，垂着頭的，細腿的，使馬看不起的驢子，也轉運着國家的軍糧。
1939年春歌樂山
(本篇首刊何處不詳，收入1940年6月重慶大時代書局初版《蕭紅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