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華呀！你在外邊盡做什麼？也來幫我提一桶水去……”
“我不管，你自己去提吧。”他在院子來回走，又是在想什麼文章。於是我跑着，爲着高興。把水桶翻得很響，斜着身子從汪家廚房出來，差不多是橫走，水桶在腿邊左搖盪一下，右搖盪一下……
菜燒好，飯也燒好。吃過飯就要去江邊，去公園。春天就要在頭上飛，在心上過，然而我不能吃早飯了，肚子偶然疼起來。
我喊郎華進來，他很驚訝！但越痛越不可耐了。
他去請醫生，請來一個治喉病的醫生。
“你是患着盲腸炎吧？”醫生問我。
我疼得那個樣子，還曉得什麼盲腸炎不盲腸炎的？眼睛發黑了，喉醫生在我的臂上打了止痛藥針。
“張醫生，車費先請自備吧！過幾天和藥費一起送去。”郎華對醫生說。
一角錢也沒有了，我又不能說再請醫生，白打了止痛藥針，一點痛也不能止。
郎華又跑出去，我不知他跑出去做什麼，說不出懷着怎樣的心情在等他回來。
一個星期過去，我還不能從牀上坐起來。第九天，郎華從外面舉着鮮花回來，插在瓶子裏，擺在桌上。
“花開了？”
“不但花開，樹還綠了呢！”
我聽說樹綠了！我對於“春”不知懷着多少意義。我想立刻起來去看看，但是什麼也不能做，腿軟得好像沒有腿了，我還站不住。
肚痛減輕一些，夜裏睡得很熟。有朋友告訴郎華：在什麼地方有一個市立的公共醫院，爲貧民而設，不收藥費。
當然我掙扎着也要去的。那天是晴天，換好乾淨衣服，一步一步走出大門，坐上了人力車，郎華在車旁走，起先他是扶着車走，後來，就走在行人道上了。街樹不是發着芽的時候，已長出綠葉了！
進了診聞所，到掛號處掛了名，很長的堂屋，排着長椅子，那裏已經開始診斷。穿白衣裳的俄國女人，跑來跑去喚着名字，六七個人一起闖進病室去，過一刻就放出來，下一批人再被呼進去。到這裏來的病人，都是窮人，愁眉苦臉的一個，愁眉苦臉的一個。撐着木棍的跛子，腳上生瘡縛着白布的腫腳人，肺癆病的女人，白布包住眼睛的盲人，包住眼睛的盲小孩，頭上生瘡的小孩。對面坐着老外國女人，閉着眼睛，把頭靠住椅子，好似睡着，然而她的嘴不住地收縮，她的包頭巾在下巴上慢慢牽動……
小孩治療室有孩子大大地哭叫。內科治療室門口，外國女人又闖出來，又叫着外國名字；一會又有中國人從外科治療室闖出來，又喊着中國名字……拐腳子和胖臉人都一起走進去……
因爲我來得最晚。大概最後才能夠叫到我，等得背痛，頭痛。
“我們回去吧！明天再來。”坐在人力車上，我已無心再看街樹，這樣去投醫，病象不但沒有減輕，好像更加重了些。
不能不去，因爲不要錢。第二次去，也被喚着名字走進婦科治療室。雖等了兩點鐘，到底進了婦科治療室。既然進了治療室，那該說怎樣治療法。
把我引到一個屏風後面，那裏擺着一張很寬、很高、很短的臺子，臺子的兩邊還立了兩支叉形的東西，叫我爬上這臺子。當時我可有些害怕了，爬上去做什麼呢？莫非要用刀割嗎？
我堅決地不爬上去。於是那肥胖的外國女人先上去了，沒有什麼，並不動刀。換着次序我也被治療了一回，經過這樣的治療，並不用吃藥，只在肚子上按了按，或是一面按着，一面問兩句。
我的俄文又不好，所以醫生問的，我並不全懂，馬馬虎虎地就走出治療室。醫生告訴我，明天再來一次，好把藥給我。
以後我就沒有再去，因爲那天我出了診療所的時候，我是問過一個重病人的，他哼着，他的家屬哭着。我以爲病人病到不可治的程度，“他們不給藥吃，說藥貴，讓自己去買，哪裏有錢買？”是這樣說向我的。
去了兩天診療所，等了幾個鐘頭。怕是再去兩天，再去等幾個鐘頭，病人就會自然而然地好起來！可惜我沒有那樣的忍耐性。
(本篇創作於1935年3月至5月間，首刊於何處不詳，收入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8月初版《商市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