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中國人開着的小酒店或是小食品店，都怕“窮黨”進去。誰都知道“窮黨”喝了酒，常常會討不出錢來。
可是現在那罵着窮黨的，他們做了“窮黨”了：馬車伕，街上的浮浪人，叫化子，至於那大鬍子的老磨刀匠，至於那去過歐戰的獨腿人，那拉手風琴在乞討銅板的，人們叫他街頭音樂家的獨眼人。
索非亞的父親就是馬車伕。
索非亞是我的俄文教師。
她走路走得很漂亮，像跳舞一樣。可是，她跳舞跳得怎樣呢？那我不知道，因爲我還不懂得跳舞。但是我看她轉着那樣圓的圈子，我喜歡她。
沒多久，熟識了之後，我們是常常跳舞的。“再教我一個新步法！這個，你看我會了。”
桌上的表一過十二點，我們就停止讀書。我站起來，走了一點姿式給她看。
“這樣可以嗎？左邊轉，右邊轉，都可以！”
“怎麼不可以！”她的中國話講得比我們初識的時候更好了。
爲着一種感情，我從不以爲她是一個“窮黨”，幾乎連那種觀念也沒有存在。她唱歌唱得也很好，她又教我唱歌。有一天，她的手指甲染得很紅的來了。還沒開始讀書，我就對她的手很感到趣味，因爲沒有看到她裝飾過。她從不塗粉，嘴脣也是本來的顏色。
“嗯哼，好看的指甲啊！”我笑着可是她沒笑，她一半說着俄國話。‘涅克拉西爲’。
“呵！壞的，不好的，‘涅克拉西爲’是不美的、難看的意思。”
我問她：“爲什麼難看呢？”
“讀書，讀書，十一點鐘了。”她沒有回答我。
後來，我們再熟識的時候，不僅跳舞，唱歌，我們談着服裝，談着女人：西洋女人，東洋女人，俄國女人，中國女人。有一天，我們正在講解着文法，窗子上有紅光閃了一下，我招呼着：
“快看！漂亮哩！”房東的女兒穿着紅緞袍子走過去。
我想，她一定要稱讚一句。可是她沒有：
“白吃白喝的人們！”
這樣合乎文法完整的名詞，我不知道爲什麼她能說出來？當時，我只是爲着這名詞的構造而驚奇。至於這名詞的意義，好像以後才發現出來。
後來，過了很久，我們談着思想，我們成了好友了。
“白吃白喝的人們，是什麼意思呢？”我已經問過她幾次了，但仍常常問她。她的解說有意思：“豬一樣的，吃得很好，睡得很好。什麼也不做，什麼也不想……”
“那麼，白吃白喝的人們將來要做‘窮黨’了吧？”
“是的，要做‘窮黨’的。不，可是……”她的一絲笑紋也從臉上退走了。
不知多久，沒再提到“白吃白喝”這句話。我們又迴轉到原來友情上的寸度：跳舞、唱歌，連女人也不再說到。我的跳舞步法也和友情一樣沒有增加，這樣一直繼續到“巴斯哈”節。
節前的幾天，索非亞的臉色比平日更慘白些，嘴脣白得幾乎和臉色一個樣，我也再不要求她跳舞。
就是節前的一日，她說：“明天過節，我不來，後天來。”
後天，她來的時候，她向我們說着她愁苦，這很意外。友情因爲這個好像又增加起來。
“昨天是什麼節呢？”
“‘巴斯哈’節，爲死人過的節。染紅的雞子帶到墳上去，花圈帶到墳上去……”
“什麼人都過嗎？猶太人也過‘巴斯哈’節嗎？”
“猶太人也過，‘窮黨’也過，不是‘窮黨’也過。”
到現在我想知道索非亞爲什麼她也是“窮黨”，然而我不能問她。
“愁苦，我愁苦……媽媽又生病，要進醫院，可是又請不到免費證。”
“要進哪個醫院。”
“專爲俄國人設的醫院。”
“請免費證，還要很困難的手續嗎？”
“沒有什麼困難的，只要不是‘窮黨’。”
有一天，我只吃着乾麪包。那天她來得很早，差不多九點半鐘她就來了。
“營養不好，人是瘦的、黑的，工作最少，工作得不好。慢慢健康就沒有了。”
我說：“不是，只喜歡空吃麪包，而不喜歡吃什麼菜。”
她笑了：“不是喜歡，我知道爲什麼。昨天我也是去做客，妹妹也是去做客。爸爸的馬車沒有賺到錢，爸爸的馬也是去做客。”
我笑她：“馬怎麼也會去做客呢？”
“會的，馬到它的朋友家裏去，就和它的朋友站在一道吃草。”
俄文讀得一年了，索非亞家的牛生了小牛，也是她向我說的。並且當我到她家裏去做客，若當老羊生了小羊的時候，我總是要吃羊奶的。並且在她家我還看到那還不很會走路的小羊。
“吉卜賽人是‘窮黨’嗎？怎麼中國人也叫他們‘窮黨’呢？”這樣話，好像在友情最高的時候更不能問她。
“吉卜賽人也會講俄國話的，我在街上聽到過。”
“會的，猶太人也多半會俄國話！”索非亞的眉毛動彈了一下。
“在街上拉手風琴的一個眼睛的人，他也是俄國人嗎？”
“是俄國人。”
“他爲什麼不回國呢？”
“回國！那你說我們爲什麼不回國？”她的眉毛好像在黎明時候靜止着的樹葉，一點也沒有搖動。
“我不知道。”我實在是慌亂了一刻。
“那麼猶太人回什麼國呢？”
我說：“我不知道。”
春天柳條抽着芽子的時候，常常是陰雨的天氣，就在雨絲裏一種沉悶的鼓聲來在窗外了：
“咚咚！咚咚”
“猶太人，他就是父親的朋友，去年‘巴斯哈’節他是在我們家裏過的。他世界大戰的時候去打過仗。”
“咚咚，咚咚，瓦夏！瓦夏！”
我一面聽着鼓聲，一面聽到喊着瓦夏，索非亞的解說在我感不到力量和微弱。
“爲什麼他喊着瓦夏？”我問。
“瓦夏是他的夥伴，你也會認識他……是的，就是你說的中央大街上拉風琴的人。”
那猶太人的鼓聲並不響了，但仍喊着瓦夏，那一雙肩頭一齊聳起又一齊落下，他的腿是一隻長腿一隻短腿。那隻短腿使人看了會並不相信是存在的，那是從腹部以下就完全失去了，和丟掉一隻腿的蛤蟆一樣畸形。
他經過我們的窗口，他笑笑。
“瓦夏走得快哪！追不上他了。”這是索非亞給我翻譯的。
等我們再開始講話，索非亞她走到屋角長青樹的旁邊：
“屋子太沒趣了，找不到靈魂，一點生命也感不到的活着啊！冬天屋子冷，這樹也黃了。”
我們的談話，一直繼續到天黑。
索非亞述說着在落雪的一天，她跌了跤，從前安得來夫將軍的兒子在路上罵她“窮黨”。
“……你說，那豬一樣的東西，我該罵他什麼呢？——罵誰‘窮黨’！你爸爸的骨頭都被‘窮黨’的煤油燒掉了——他立刻躲開我，他什麼話也沒有再回答。‘窮黨’，吉卜賽人也是‘窮黨’，猶太人也是‘窮黨’。現在真正的‘窮黨’還不是這些人，那些沙皇的子孫們，那些流氓們纔是真正的‘窮黨’。”
索非亞的情感約束着我，我忘記了已經是應該告別的時候。
“去年的‘巴斯哈’節，爸爸喝多了酒，他傷心……他給我們跳舞，唱高加索歌……我想他唱的一定不是什麼歌曲，那是他想他家鄉的心情的嚎叫，他的聲音大得厲害哩！我的妹妹米娜問他：‘爸爸唱的是哪裏的歌？’他接着就唱起‘家鄉’‘家鄉’來了，他唱着許多家鄉。我們生在中國地方，高加索，我們對它一點什麼也不知道。媽媽也許是傷心的，她哭了！猶太人哭了——拉手風琴的人，他哭的時候，把吉卜賽女孩抱了起來。也許他們都想着‘家鄉’。可是，吉卜賽女孩不哭，我也不哭。米娜還笑着，她舉起酒瓶來跟着父親跳高加索舞，她一再說：‘這就是火把！’爸爸說：‘對的。’他還是說高加索舞是有火把的。米娜一定是從電影上看到過火把。……爸爸舉着三絃琴。”
索非亞忽然變了一種聲音：
“不知道吧！爲什麼我們做‘窮黨’？因爲是高加索人。哈爾濱的高加索人還不多，可是沒有生活好的。從前是‘窮黨’，現在還是‘窮黨’。爸爸在高加索的時候種田，來到中國也是種田。現在他趕馬車，他是一九一二年和媽媽跑到中國來。爸爸總是說：‘哪裏也是一樣，幹活計就吃飯。’這話到現在他是不說的了……”
她父親的馬車回來了，院裏啷啷地響着鈴子。
我再去看她，那是半年以後的事，臨告別的時候，索非亞才從牀上走下地板來。
“病好了我回國的。工作，我不怕，人是要工作的。傳說，那邊工作很厲害。母親說，還不要回去吧！可人們沒有想想，人們以爲這邊比那邊待他還好！”走到門外她還說：
“‘回國證’怕難一點，不要緊，沒有‘回國證’，我也是要回去的。”她走路的樣子再不像跳舞，遲緩與艱難。
過了一個星期，我又去看她，我是帶着糖果。
“索非亞進了病院的。”她的母親說。
“病院在什麼地方？”
她的母親說的完全是俄語，那些俄文的街名，無論怎樣是我所不懂的。
“可以嗎？我去看看她？”
“可以，星期日可以，平常不可以。”
“醫生說她是什麼病？”
“肺病，很輕的肺病，沒有什麼要緊。‘回國證’她是得不到的，‘窮黨’回國是難的。”
我把糖果放下就走了。這次送我出來的不是索非亞，而是她的母親。
(本篇署名蕭紅，創作日期不詳，首刊於1936年4月10日上海《大公報》副刊《文藝》第12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