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中国人开着的小酒店或是小食品店，都怕“穷党”进去。谁都知道“穷党”喝了酒，常常会讨不出钱来。
可是现在那骂着穷党的，他们做了“穷党”了：马车夫，街上的浮浪人，叫化子，至于那大胡子的老磨刀匠，至于那去过欧战的独腿人，那拉手风琴在乞讨铜板的，人们叫他街头音乐家的独眼人。
索非亚的父亲就是马车夫。
索非亚是我的俄文教师。
她走路走得很漂亮，像跳舞一样。可是，她跳舞跳得怎样呢？那我不知道，因为我还不懂得跳舞。但是我看她转着那样圆的圈子，我喜欢她。
没多久，熟识了之后，我们是常常跳舞的。“再教我一个新步法！这个，你看我会了。”
桌上的表一过十二点，我们就停止读书。我站起来，走了一点姿式给她看。
“这样可以吗？左边转，右边转，都可以！”
“怎么不可以！”她的中国话讲得比我们初识的时候更好了。
为着一种感情，我从不以为她是一个“穷党”，几乎连那种观念也没有存在。她唱歌唱得也很好，她又教我唱歌。有一天，她的手指甲染得很红的来了。还没开始读书，我就对她的手很感到趣味，因为没有看到她装饰过。她从不涂粉，嘴唇也是本来的颜色。
“嗯哼，好看的指甲啊！”我笑着可是她没笑，她一半说着俄国话。‘涅克拉西为’。
“呵！坏的，不好的，‘涅克拉西为’是不美的、难看的意思。”
我问她：“为什么难看呢？”
“读书，读书，十一点钟了。”她没有回答我。
后来，我们再熟识的时候，不仅跳舞，唱歌，我们谈着服装，谈着女人：西洋女人，东洋女人，俄国女人，中国女人。有一天，我们正在讲解着文法，窗子上有红光闪了一下，我招呼着：
“快看！漂亮哩！”房东的女儿穿着红缎袍子走过去。
我想，她一定要称赞一句。可是她没有：
“白吃白喝的人们！”
这样合乎文法完整的名词，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能说出来？当时，我只是为着这名词的构造而惊奇。至于这名词的意义，好像以后才发现出来。
后来，过了很久，我们谈着思想，我们成了好友了。
“白吃白喝的人们，是什么意思呢？”我已经问过她几次了，但仍常常问她。她的解说有意思：“猪一样的，吃得很好，睡得很好。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
“那么，白吃白喝的人们将来要做‘穷党’了吧？”
“是的，要做‘穷党’的。不，可是……”她的一丝笑纹也从脸上退走了。
不知多久，没再提到“白吃白喝”这句话。我们又回转到原来友情上的寸度：跳舞、唱歌，连女人也不再说到。我的跳舞步法也和友情一样没有增加，这样一直继续到“巴斯哈”节。
节前的几天，索非亚的脸色比平日更惨白些，嘴唇白得几乎和脸色一个样，我也再不要求她跳舞。
就是节前的一日，她说：“明天过节，我不来，后天来。”
后天，她来的时候，她向我们说着她愁苦，这很意外。友情因为这个好像又增加起来。
“昨天是什么节呢？”
“‘巴斯哈’节，为死人过的节。染红的鸡子带到坟上去，花圈带到坟上去……”
“什么人都过吗？犹太人也过‘巴斯哈’节吗？”
“犹太人也过，‘穷党’也过，不是‘穷党’也过。”
到现在我想知道索非亚为什么她也是“穷党”，然而我不能问她。
“愁苦，我愁苦……妈妈又生病，要进医院，可是又请不到免费证。”
“要进哪个医院。”
“专为俄国人设的医院。”
“请免费证，还要很困难的手续吗？”
“没有什么困难的，只要不是‘穷党’。”
有一天，我只吃着干面包。那天她来得很早，差不多九点半钟她就来了。
“营养不好，人是瘦的、黑的，工作最少，工作得不好。慢慢健康就没有了。”
我说：“不是，只喜欢空吃面包，而不喜欢吃什么菜。”
她笑了：“不是喜欢，我知道为什么。昨天我也是去做客，妹妹也是去做客。爸爸的马车没有赚到钱，爸爸的马也是去做客。”
我笑她：“马怎么也会去做客呢？”
“会的，马到它的朋友家里去，就和它的朋友站在一道吃草。”
俄文读得一年了，索非亚家的牛生了小牛，也是她向我说的。并且当我到她家里去做客，若当老羊生了小羊的时候，我总是要吃羊奶的。并且在她家我还看到那还不很会走路的小羊。
“吉卜赛人是‘穷党’吗？怎么中国人也叫他们‘穷党’呢？”这样话，好像在友情最高的时候更不能问她。
“吉卜赛人也会讲俄国话的，我在街上听到过。”
“会的，犹太人也多半会俄国话！”索非亚的眉毛动弹了一下。
“在街上拉手风琴的一个眼睛的人，他也是俄国人吗？”
“是俄国人。”
“他为什么不回国呢？”
“回国！那你说我们为什么不回国？”她的眉毛好像在黎明时候静止着的树叶，一点也没有摇动。
“我不知道。”我实在是慌乱了一刻。
“那么犹太人回什么国呢？”
我说：“我不知道。”
春天柳条抽着芽子的时候，常常是阴雨的天气，就在雨丝里一种沉闷的鼓声来在窗外了：
“咚咚！咚咚”
“犹太人，他就是父亲的朋友，去年‘巴斯哈’节他是在我们家里过的。他世界大战的时候去打过仗。”
“咚咚，咚咚，瓦夏！瓦夏！”
我一面听着鼓声，一面听到喊着瓦夏，索非亚的解说在我感不到力量和微弱。
“为什么他喊着瓦夏？”我问。
“瓦夏是他的伙伴，你也会认识他……是的，就是你说的中央大街上拉风琴的人。”
那犹太人的鼓声并不响了，但仍喊着瓦夏，那一双肩头一齐耸起又一齐落下，他的腿是一只长腿一只短腿。那只短腿使人看了会并不相信是存在的，那是从腹部以下就完全失去了，和丢掉一只腿的蛤蟆一样畸形。
他经过我们的窗口，他笑笑。
“瓦夏走得快哪！追不上他了。”这是索非亚给我翻译的。
等我们再开始讲话，索非亚她走到屋角长青树的旁边：
“屋子太没趣了，找不到灵魂，一点生命也感不到的活着啊！冬天屋子冷，这树也黄了。”
我们的谈话，一直继续到天黑。
索非亚述说着在落雪的一天，她跌了跤，从前安得来夫将军的儿子在路上骂她“穷党”。
“……你说，那猪一样的东西，我该骂他什么呢？——骂谁‘穷党’！你爸爸的骨头都被‘穷党’的煤油烧掉了——他立刻躲开我，他什么话也没有再回答。‘穷党’，吉卜赛人也是‘穷党’，犹太人也是‘穷党’。现在真正的‘穷党’还不是这些人，那些沙皇的子孙们，那些流氓们才是真正的‘穷党’。”
索非亚的情感约束着我，我忘记了已经是应该告别的时候。
“去年的‘巴斯哈’节，爸爸喝多了酒，他伤心……他给我们跳舞，唱高加索歌……我想他唱的一定不是什么歌曲，那是他想他家乡的心情的嚎叫，他的声音大得厉害哩！我的妹妹米娜问他：‘爸爸唱的是哪里的歌？’他接着就唱起‘家乡’‘家乡’来了，他唱着许多家乡。我们生在中国地方，高加索，我们对它一点什么也不知道。妈妈也许是伤心的，她哭了！犹太人哭了——拉手风琴的人，他哭的时候，把吉卜赛女孩抱了起来。也许他们都想着‘家乡’。可是，吉卜赛女孩不哭，我也不哭。米娜还笑着，她举起酒瓶来跟着父亲跳高加索舞，她一再说：‘这就是火把！’爸爸说：‘对的。’他还是说高加索舞是有火把的。米娜一定是从电影上看到过火把。……爸爸举着三弦琴。”
索非亚忽然变了一种声音：
“不知道吧！为什么我们做‘穷党’？因为是高加索人。哈尔滨的高加索人还不多，可是没有生活好的。从前是‘穷党’，现在还是‘穷党’。爸爸在高加索的时候种田，来到中国也是种田。现在他赶马车，他是一九一二年和妈妈跑到中国来。爸爸总是说：‘哪里也是一样，干活计就吃饭。’这话到现在他是不说的了……”
她父亲的马车回来了，院里啷啷地响着铃子。
我再去看她，那是半年以后的事，临告别的时候，索非亚才从床上走下地板来。
“病好了我回国的。工作，我不怕，人是要工作的。传说，那边工作很厉害。母亲说，还不要回去吧！可人们没有想想，人们以为这边比那边待他还好！”走到门外她还说：
“‘回国证’怕难一点，不要紧，没有‘回国证’，我也是要回去的。”她走路的样子再不像跳舞，迟缓与艰难。
过了一个星期，我又去看她，我是带着糖果。
“索非亚进了病院的。”她的母亲说。
“病院在什么地方？”
她的母亲说的完全是俄语，那些俄文的街名，无论怎样是我所不懂的。
“可以吗？我去看看她？”
“可以，星期日可以，平常不可以。”
“医生说她是什么病？”
“肺病，很轻的肺病，没有什么要紧。‘回国证’她是得不到的，‘穷党’回国是难的。”
我把糖果放下就走了。这次送我出来的不是索非亚，而是她的母亲。
(本篇署名萧红，创作日期不详，首刊于1936年4月10日上海《大公报》副刊《文艺》第12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