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庄稼”有两种。第一种是生产文学作品，就先说它吧：
今年上半年我特别忙：很多次要的事情暂且不提，单说顶大的就有：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我不但必须参加，而且得作报告；紧跟着就是全国话剧会演，我得去看戏、招待外宾，还得参加评选工作；紧跟着又是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我不但必须参加，而且得作报告；我最怕作报告，报告比小说、话剧、相声都更难写的多！顺便说句笑话：假若对劳动纪律不强的作家有“处理”的必要，我想就顶好罚他们写报告；写过一次报告之后，他们必定会积极地去写小说什么的，以免再犯再罚。
紧跟着（要不然怎么会紧张呢）又是全国文化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和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我都得参加，而且都得发言。我很惭愧，没能和文化先进工作者们去过团体生活！我知道有人不大满意我，可是，这时候，我已经每天早晨须到医院去，实在没法子分身。
是这么一回事：一位坐骨神经病的苏联专家来到北京讲学。我患此病已有八年之久，怎么也治不好。专家只在北京作短期停留，我怎肯坐失良机？这一上医院啊，就又来了一大串“紧跟着”。血、尿、眼睛、肺、心脏……全都检验，十分紧张。上楼下楼，跑前跑后，衣服脱了再穿，穿了再脱。眼镜子不对，好，赶快去配新的。腿、脊背须照像，照！照相之前得洗肠，洗！
一方面我要服从治疗纪律，叫我脱五次衣服，我不敢少脱一次；另一方面我又惦记着那些重要的会议，心里十分不安。有时候，急得我甚至想大吼一声：“告辞了，我去开会！”
可是，专家是那么和善可亲，我感激还感激不尽，怎能大吼一声而去呢？是的，专家实在可爱：他叫我脱袜子的时候，都先笑着说：屋里凉一点呀，不怕吧？
检查后，发现了我的血压原来也很高。专家嘱告中国大夫，一面给我治腿，一面也治血压。这样治疗一个多月，血压回跌。我决定去休息一下。我六年没有休息过了。于是就请了假，到东北汤岗子温泉疗养院去。这是个治腿病有名的疗养院。可是，我的主要目的是到那里去休息。一休息，我知道，血压必低落。血压没有高潮，就不会出大岔子。那么，再安心地治腿病，岂不顺理成章？我咬定牙关，决不拿笔，一天天吃了睡，睡了吃，专心地摹仿肥猪。
九月初我离开了疗养院。这样说来，前前后后一共九个月，我没写一个字！我的确写了些报告与发言，但那不算文学作品呀！
回到北京，我决定开始写作。可是，国庆前后，社会活动很多，不易拿起笔来。况且，休息三月之后，忽然紧张起来，血压又有波动，更不敢双管齐下，既写文章，又干事情。
紧跟着，就是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我们请来二十多国的作家。作家得招待作家，这义不容辞。我就又忙起来。
事情多就不能写作，这言之成理，本可居心无愧。可是，我到底是作家。作家而不写作，究竟不大像话。况且，各方面是那么如饥如渴地需要作品啊。话剧缺乏剧本，戏曲缺乏剧本，曲艺缺乏曲词。搞话剧的朋友，正如搞戏曲和曲艺的朋友，都向我伸手要作品，有时候几乎要下跪！我怎么办呢？我难过，我也要向他们下跪！我应当向他们下跪，我是作家，是没有给他们写出东西的作家！
时间，时间，给我时间！给我够用的时间，我保证每年可以写出一本话剧，一本戏曲，和一本曲剧！可是……
十二月里，我也许出国。我要抓紧时间，在十一月里写一点什么。到底写什么，我心中有数，暂且不说。我要求报社、刊物编辑部和朋友们都不要问我，以免电话不停，意乱心慌，又须下跪！
我从去年就打算辞去一切职务，专心写作，可是各有关方面都不点头。在这里，我再一次呼吁：允许我这样作吧！我写不出伟大的作品，我知道。但是我也知道，我的确爱写、能写一点，而且写的多了，可能写出一两部像点样子的。我已经是五十八岁了，现在还不加劲写作，要等到何时呢？我又要下跪了！
现在该说我的第二种“庄稼”。说起来也很伤心！我的老哥哥会种菊花。他指挥，我们全家劳动，四五年来我们已积累了约一百种较比好的菊种。这是我们的骄傲。每到旧历九月，我们的街门总难关上，看花的人来往纷纷。看花人一伸出大指，我们的虚荣心就高升到一万多度，赔上几斤黄酒也不在乎！
我的腿不好，不能作激烈的运动。撑杆跳，踢足球等都没有我的份儿了。浇花、搬花等等恰好既不过劳，又能活动筋骨。这对我有很大的好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固然是很好的诗句，却未曾道出每棵花下的土中都有种花人的汗珠儿这一事实与味道。
我见过这样的题画菊的句子：“尽三季之力，赏一月之花，吾不为也。”这当然出自懒汉之口，哪晓得出汗的美味！
今年伏天雨大，邻家墙倒，正砸在我们的小小菊畦上！砸死三十多种，一百多棵菊秧！假若我们没出过汗，我们也不会为此损失而落几点泪！
剩下了还有百余棵，按时移入盆中。正在上盆之际，又下了大雨，所以叶子都受了伤。今年我的第二种“庄稼”也歉收！
两个歉收，使我闷闷不悦。希望明年是个丰年，文章增产，菊花繁茂 ！更希望明年全国风调雨顺，庄稼普遍丰收！
原载1956年11月30日《文艺报》第二十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