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八九九年初出生的，大家都知道，那一年以戊戌变法而著名。从那次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运动，直到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前夕，我亲眼看见了在那整整五十年中中国作家是如何同全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为国家的自由和写作的自由而斗争的。在这一漫长的斗争中，许多作家崇高地献出了他们的生命。我看到过这一切，我懂得自由对作家意味着什么。这说明了解放时中国作家这么兴高采烈的原因。自由，他们长期渴望的自由终于实现了——他们有了自由，全中国人民有了自由。
高兴的事情
和朋友们谈论高兴的事总是一大快乐。在解放以后的日子里，中国作家比以往享有更方便的写作条件。比如说，现在作家们可以由中国作家协会报销全部或部分开销，到全国各地去旅行参观，以便搜集素材。作家们频繁地参观工厂矿山，而且如果愿意，还可以长期住在那里，对生活做第一手的深刻研究。我们的很多文学作品就是在这样深入生活的基础上诞生的。
这种旅行参观的便利不仅提供给中国作家，也提供给了访华的外国作家。如果有什么不同，仅仅是外国作家受到更殷勤的款待和更热烈的欢迎。
我还有更多的高兴事可以告诉我的朋友们。其中一件就是有四十六位作家当选为全国人大的代表。但是对事情的光明面啰唆得太多容易让人觉得我们在吹牛，那就听我来讲一讲我们的困难和坏事吧。
巨大的热情
不可否认，解放以来中国作家的政治热情是推动他们写作的一个动力。在中国各地，老百姓都生活得更好了；作家们也有了更便利的条件和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他们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和保持沉默呢？就拿我来说吧，现在比解放前写得多了。我每天都写，连假日都不放过。政治热情督促着我写下我的内心喜悦、新人新事和我们新社会的成就。我看，中国的作家都有此同感。不管他属于共产党、民盟、其它党派还是无党无派，都没有区别。你们知道我自己就是无党派。对我们大家来说，有一件事是共同的：我们应该努力写作，为人民服务。
但是正因为政治归属上、生活经历上和宗教信仰上的不同，我们在描写革命斗争中的新人新事时，不管我们的政治热情有多高，却不会总是做得很好的。我深知这一点。我有热情，有大步前进的冲动，但在我一心想把革命斗争的事实变成血肉丰满的艺术作品时，我的政治理解和生活经历的局限却妨碍了我。我的作品显得空洞平淡——因为我在写我并不熟悉的事情。相当一批成名的作家都有这种困扰。不用说，这对我们的工作是不利的。
另一方面，我们还有一些在革命中成长、曾经参加过实际斗争、并勇于写作的青年。他们的问题又不同了。因为他们是在革命进行中长大的，他们的文化修养和文学训练，一般地说要差一些。当他们想创作出完善有力的作品时，就妨碍了他们。如果说老作家的麻烦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话，那么青年作家则是多米之妇无能作熟了。
一部文学作品肯定是政治宣传的一件武器。但应该是具有影响力和吸引力的。文学要遵从其自身的规律。没人肯读那种说是文学，其实满是政治词句的作品。
文学和政治概念
政治学习对于想提高自己和创作真正反映他们新生活的时代的作品的作家是必要的。在过去几年里，作家无论老幼，努力在思想上提高自己，并自觉主动地从事学习。但是政治概念不能和真实生活分割开。政府的政策是根据人民真正的需要而制定的。如果作家们在他们的作品中简单地片面地强调政治，而看不到根据真实生活的经验写作的重要性，作品自然会受到损害：充满千篇一律的概念和干巴巴的公式。在过去几年里，文学领域中一直存在公式化和概念化的毛病。作家努力学习，在思想上提高自己，以便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是正确和应该的。但是，如果有意无意地在作品中塞进说教的概念，情节都是不存在的，形象总是老一套，那他们就错了。
一个总是害怕跨越了固定原则或是对革命造成损害的作家，当然会束缚住自己的手脚，不能大胆地写作了。胆量和创作是不可分的。没有创造性，就只有唯唯诺诺的照抄，成了文学衰退的必然征兆。
我们身为作家就不能理解这样一个浅显的事实吗？当然不是。但这些年来，我们的政治热情始终让我们这样做着。我们看到了几千年来中国从来没有过的政府。我们看到了六亿人民手挽手地奔向社会主义。我们受到了鼓舞。我们应该去写。但是，如果我们写得不好，只能怪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对这些事情的政治理解落后于我们要表达的愿望。
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文学并且给予了全面的支持。但是有些政府干部热情有余却成事不足，他们只想让创作服从命令。在一个电影制片厂里好像人人都有权“修改”一部剧本。争论往往在某些政治观点上。一次次的修改固然可能使政治概念更清楚了，却损害了电影的艺术价值。行政干预无论动机多么好，都必然会妨碍创作真正的艺术。
百花齐放
现在谈谈批评的问题。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人人都有批评的权利。我们的作品不仅是文学批评的靶子。每个读者都对作品有自己的说法。理论上说这是大有好处的。批评只会鼓励更好的作品。但是粗暴的批评却鼓励不了任何人。相反，这不过是乱打棍子。过去几年里，我们有很多善意的批评，但是也有不讲理的打棍子。打棍子鼓励不了好作品；只能毁掉作品。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道理。首先，人人都该写他或她所熟悉的东西。我们不该强迫自己去写我们不大了解的事情。写当今的社会是好的；但是写历史题材也同样是好的。的确，新中国正在大踏步前进。不管你怎样敏锐地观察周围的事物，你仍然不能说你对一切都理解透了，因为每个人和每件事都在变化。过去是不变的，有其固定的形式，但活生生的现在却是流动的、变化的。我对我哥哥十分了解，但对我的孩子们就不很理解。好啦，就让我来写我哥哥，让青年作家写我的孩子吧。再有，我们应该写我们的工农兵。但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就不该反映知识分子和资本家的生活吗？每一位作家都该写他所喜欢和能够把握的人物、生活和主题。一个作家应该在他想写的内容上有充分的自由。凡是不毒害人的头脑的作品都值得写，也都应该出版。要写作和出版这些作品，我们确实应该百花齐放。
在写作方法上的道理也是同样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公认的进步的写作方法。但这难道是说，所有其它的写作方法都不好吗？依我看不是这样。我们应该珍视一切能够反映人民生活的作品——这才是繁荣我们文学的道路。再有，我们应该鼓励而不是妨碍每个作家有其自己的风格——我们应该让我们的文学作品多样化，而不是都用一个模子铸出来。我们应该鼓励而不是妨碍文学上的不同流派。这样，我们的作家无论属于什么党派、什么流派或什么特长，也不管是通晓古典文学的老作家还是大胆创新的青年作家，就都可以开放出鲜艳的花朵。这样我们就会有手法和题材上五彩缤纷的文学。只有这样，我们才算是充分贯彻了我们的百花齐放的方针。
不干涉自由
如果一位作家愿意在提笔之前把他想写的列出提纲，而且愿意邀请一些朋友议论一下主题，以便吸取别人的好主意，作家协会就有责任帮助组织这样的讨论。但是如果一位作家不想这样做，谁也没权这样要求他。应该允许一位作家用他选择的方式写他爱写的东西。他也能把他的作品送给任何一家出版社出版。作为作家自己的组织的作协有义务帮助作家解决困难；但是没有权力干涉作家的自由。作协在这方面公认做了很多工作，但还没有尽到足够的力量。今天我们愿意发挥百花齐放方针的作用，所以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保证作家的自由。
作家们应该互相鼓励和批评。他们应该自由地写作和批评。那样会促进文学事业的发展。批评和反批评都不该扼杀。头脑冷静的讨论可以更清楚地分清是非。过分的批评损害批评自身，因为真理并不赞成鲁莽。从现在起，我们应该出版一切有道理的东西，而不管作家属于什么思想形态——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只有坦率而公开的讨论才能鼓励不同的学派争鸣。争鸣的目标是发现真理；因此应该是自由的讨论，给每个有话要说的人说话的机会，而且要他们把话说透。
维护各民族的文学遗产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我们的百花齐放方针应该用于各民族的文学。过去几年里，我们发掘和出版了许多少数民族的史诗、民间故事和歌舞，丰富了我们的精神遗产，积极地影响了我们的写作方法。但在发掘的过程中，遇到翻译的困难或部分原作佚失时，便会有意无意地陷入“大汉族主义”的泥坑，肆意增删原作，以致丧失了大部或全部的民族风格和原有的格调。现在，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应有的纠正。我种花很勤奋，我懂得嫁接可以获得新品种。但是我没把握这些新品种是不是好看。一个难看的没有特色的新品种只能让人看着厌烦。文化需要交流，但是我们不该强迫别人作这样那样的改变，以适应我们单一的口味。我们以同样的勤奋培养所有的花卉，才能使百花争艳。我们一方面应该重视各民族的文学遗产，而不是粗暴地加以改变。另一方面也应该精心培养各民族的作家，使祖国各地都成为盛开着鲜花的文学园地。现在藏、回、蒙、维、满和其他少数民族都涌现了作家。作协已经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了分会。我们应该确保进一步努力维护各民族的文学遗产，以利于新作家的出现和新品种的花卉开放。
向国外学习
我们珍惜自己的包括各民族在内的文学传统。我们也珍惜世界文学遗产和当代作品。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雨果、普希金、托尔斯泰、惠特曼、易卜生、泰戈尔、罗曼·罗兰、高尔基等等都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已经翻译了这些大师和许多当代著名作家的很多作品，他们的书在我国发行到数百万册。今天，单单在北京的剧院里，我们就能看到莎士比亚的《罗米欧与朱丽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哥尔多尼的《一仆二主》和高尔基的《小市民》同我们自己的京剧、评剧、话剧和各种地方戏曲并肩演出。来自印度、日本和其它国家的优秀影片受到中国观众的热烈欢迎。我们的电影工作者从这些影片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以及日本歌舞伎的歌舞受到我们的高度赞扬。不可否认，我们有古老的文化传统，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必掩盖我们在某些方面的文化落后的事实。我们应该促进我们文化的发展，所以我们需要十分谦虚地向国外学习。我们在翻译外国文学上还做得远远不够。我们将来应该做得更多，我们希望我们的外国朋友尽力给我们帮助。
原载1957年1月16日《人民中国》（英文版）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