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举国欢腾的时节，回顾一下个人的创作生活也许是合适的。十年来，全国人民的建设热情深深地感动了我，我的微薄的写作成绩不过是人民怎么鼓舞了我的证明。我是多么高兴，我要写出我怎么高兴！
十年来，我主要地是写剧本与杂文，没有写小说。为什么呢？首先是忙啊。写一部长篇小说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我等不得。我急。我要用比较短的时间，随时写出作品，歌颂新人新事。在旧社会里，像我这样的文人在写作而外，不敢管别的事，以免招灾惹祸。现在，文人是社会的财富，到处受到尊敬，也就必然兴高采烈地参加社会活动，相应地减少了写作时间。我必须写得快。不管怎么说，剧本总无须长到十万字吧。剧本有四、五万字就够了。好吧，字数少点就可以写得快点。我急于写出作品，并期望收到立竿见影的教育效果。剧本这个形式适合我的要求。
剧本不容易写。一个有修养的剧作家也许要用一年、二年或三年的时间，才能写成一部完整的剧作。那么，我的速成法是不是会有损于剧本的质量呢？这就要看怎样看问题了。比如说，我是生活在一个静止不动或变动很少的社会里，我的确可以从容不迫地去写作，花多少时间也没有关系。可是，十年来，中国的变化快而且大，新人新事天天到处出现。我若是耐心地等待，务期写出有史诗分量的作品，就恐怕连任何东西也写不出了。我们的变化也同时是发展，不是换汤不换药。正在日日发展的事情是永不停滞，转眼即逝的。只有随时关心发展，才能去写当时的发展，从而容易了解下一步的发展。不在随时的发展中充实自己，而默默地等着二十年后去写总结，大概不一定能写出正确的总结，而且耽误了随时鼓舞人民前进的职责。明天的人与事正是今天的人与事的发展。不关心今天实在不容易了解明天。我们并不轻视过去，不排斥历史剧，可是我们更重视明天。明天的历史是我们今天亲自创造出来的。
是，我并没有写出来优秀的作品。可是，我的笔墨生活却同社会生活的步伐是一致的。这就使我生活得高兴。我注视着社会，时刻想叫我的笔追上眼前的奔流。我的才力有限，经验有限，没能更深刻地了解目前的一切。可是，我所能理解到的那一点，就及时地反映在作品中，多少尽到些鼓舞人民前进的责任，报答人民对我的鼓舞。我惭愧，没能写得更好一些，可是我也高兴没叫时代远远地抛弃在后边。时代的急流是不大照顾懒汉的。
我本来不大会写剧本。十年来，我一共写了十多本话剧与戏曲。其中有的被剧院演用，有的扔掉。我是在学习。出废品正是学习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失败一次就长一次经验。因此，即使失败了，也不无乐趣。不怕失败，就会长本事。我的确觉得越多写便越写得好一些，工夫是不亏负人的。写完一本戏，当然要去找导演与演员们讨论讨论。他们是内行。跟内行人谈谈，自然而然地就会长见识。就是这样，我慢慢地理解了一些舞台技巧。这又是一种乐趣。在新社会里，人人愿把本领传给别人。只要肯学习，机会就很多。我把我的作品叫做“民主剧本”。这就是说，我欢迎大家提意见，以便修改得更好一些。当然，修改是相当麻烦的。可是，只要不怕麻烦，麻烦便带来乐趣。况且，导演与演员并不只诚恳地提意见，他们也热诚地帮助我。我有相当严重的腿病。为打听一件事，他们会替我跑许多路；为深入地了解一件事，他们会替我下乡或下工厂，住在那里，进行体验。这十年来，我交了多少朋友啊！我的“民主剧本”得到多少导演与演员的支持啊！这难道不是乐事么？大家协作是新社会里的一种好风气。剧本演出后，观众们也热情地提意见，这又是一种协作。
人与人的关系变了。这就是我笔下的主要内容。我写了艺人，特别是女艺人，在从前怎样受着剥削与虐待，而在解放后他们却被视为艺术家，不但不再受剥削与虐待，而且得到政治地位——是呀，现在全国有不少男女艺人做了地方的和全国的人民代表或政协委员！我在解放前就与他们为友，但是除了有时候给他们写点唱词，无法帮助他们解决其他的问题。现在，不但他们的问题解决了，而且有不少人也有了文化，会自己编写唱词了。
我也写了一般的贫苦劳动人民如何改善了环境，既不再受恶霸们的欺压凌辱，又得到了不脏不臭的地方进行劳动。这就是我的《龙须沟》的主题。龙须沟是北京过去有名的臭沟，随时给附近的居民带来疾病和苦痛。解放后，北京市人民政府不管通街大道怎么迫切需要修整，而先来给这里的人民铲除了这条臭沟。这是极其感动人的德政。不管艺术上怎样难以处理，我还是设法把这个事实摆在了舞台上。真的，一个唯美主义者会以为我是“逐臭之夫”，去描写臭沟。但是，在臭沟岸上住着的劳动人民却有他们的崇高可敬的品质，谁也不该轻视他们。若是只描写风花雪月，而忘弃了这些可敬可爱的人民，那么臭的东西就不能消灭，社会也就永远不美！
在我的剧本中，我写出许多妇女的形象。在旧社会里，一般的人民都很苦，妇女特别苦。在新社会里，首先叫我受到极大感动的就是妇女地位的提高。从一个欢欢喜喜地去工作的媳妇或姑娘身上，我看见了人与人的关系的大变化。男女平等了。我不能不歌颂这个大变化！妇女跟男人一样地创造着新时代的历史。去年我写的《红大院》，和今年的《女店员》与《全家福》都涉及妇女解放这个振奋人心的主题。戏也许没有写好，但是我的喜悦是无法遏止的。
是的，我写了许多方面的事实与问题，因为这些事实与问题就都在我的眼前。看见了，我就要写。而且我不能作为旁观者去写，我要立在剧中人物中间，希望我是他们的一个。这样，我才能成为群众的学生，有了非写不可的热情。假如我的作品缺乏艺术性，不能成为杰作，那只是因为我向人民学习得还太不够，脱离了群众。哪里去找创作的泉源呢？难道只凭我个人的想象，就能找到新时代的人与人的关系，新颖的艺术形式，与活生生的语言么？我不敢那么狂妄！
十年来，我写了一些作品，应当感谢人民！是人民给了我值得写的人物与事实，给了我简练有力的语言。我要继续向他们学习，以期得到更好一些的创作成就。
原载1959年9月20日《侨务报》九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