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中，我始终没有搁下我的笔，聊足自慰。可是，不能不感到惭愧的是我并没能写出一篇相当好的东西。有人说我写文章不自辨好坏，而只是瞎碰，碰好即好，碰坏即坏。我承认我有时候写得极劣，而不能承认不自辨好坏。为什么我写出极坏的东西而还发表呢？那么，这里面就大有文章了。第一，请记住，我虽是个精神食粮的制造者，我可也是个肉身的人哪。这就是说，假若我的肉身有了毛病，我就不会得心应手的写东西。不幸，四年来，我的身上确是出了毛病，而且出在最紧要的地方——脑子。我患了相当厉害的贫血病。病轻的时候，头昏；重的时候，头晕。晕的时候须倒在床上，于是停笔；刚从床上能爬起来，我就又拿起笔来，而文字便是从晕与昏之间挤出来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必然的很坏，而还不能不去发表；为换稿费，不能不去发表，就是从良心上说，文章尽管很坏，而是玩着命写出的，也不能不去发表。一个丑陋的婴儿的降生，也是母亲的最大光荣。我想，假若文艺之神有灵，他必会接收我的丑劣的作品，因为那是我的命，我的血！我为什么患贫血病呢？我不愿详言，因为一叨唠就好像是口出怨言似的。既要抗战，就必须吃苦。我的苦处我知道。而且愿意忍受。我不抱怨别人，也不妒羡别人，我只知道饿死事小，文章事大。假若不幸而人文共亡，我也不多说什么。活着，我就写作；死了，万事皆休；咱们各凭良心吧！

　　第二，在肉体的病痛而外，我还有一点精神上的苦痛。每逢我拿起笔来，我必须像个小贼似的东瞧西看，唯恐被人抓住。这自然是咎由自取，可是笔尖就不大好使唤，往往使我由昏而晕，倒在床上，像条出了水的鱼那么不自在。这精神上不健康，我再说，是咎由自取。社会上的一切措施，本来都使我满意，可是我偏偏是多愁善感的人，愿意社会上的一切好了再好，明天比今天还好。这么一来，人家便很容易不高兴我，而我就变成个小贼似的家伙了。

　　说到这里，我不愿再往下谈，因为头又昏得厉害。只再说一句吧：无论怎样，我反正不撒手我的笔，直到晕倒不再起来的时候——那便是我的永生。

原载1944年4月16日重庆《大公报·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