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抗日战争起，我就成了个职业的文艺工作者。可是，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我没法写出我的心腹话来。国民党的官僚与特务不许我，或任何写家，写出真情实话。这样，写作就由愉快变成痛苦：写真话吧，便有下狱杀身的危险；写官儿与特务爱听的话吧，就又失了气节与人格。干脆不写一个字也不行，先不提生活如何维持，特务就会去报告：“他已停笔，想是要武装暴动！”一个作家不是应当得到些尊敬么？我却变成个小偷儿似的，随时随地要留神，好不教特务抓了去！
那时节，“闭门家中坐”，都有“祸从天上来”的可能，更不要说社会活动了。参加一个小小的文艺座谈会，就许招出天大的麻烦；而且最痛心的是特务也许不抓作家，而抓去旁听来的青年们！到学校去讲演也是危险的事，我有一次到一个大学校去讲话，就看到几支手枪在台下发着光。作家，在那时节，即使不入狱，也是变相的囚犯，连在哪儿喝茶、吃饭、和在家中接待朋友，都有人给作报告。当我住在北碚的时候，忽然由重庆来了两位文艺界的好朋友。没有钱买别的，我只蒸了一屉包子招待他们。好家伙，第三天，连最高国防会议都知道了——不是吃包子，而是我们已准备好了五百架机关枪，将要大暴动！那是什么世界呢！
现在，我是住在解放了的北京。在这新的首都里，我得到了一个文艺工作者应得的尊敬与重视。共产党使我又恢复了作家的尊严。政府照顾到我的生活、我的疾痛，也照顾到我的心灵。我的政治思想，一向是一种模糊的自由主义，表面上好的便说好，表面上坏的就说坏，不加深究；不好不坏的（也许就是最坏的）就马虎下去。我没有最坚定的立场，因而也就不懂得什么叫作斗争。对什么事，我都愿意和平了结——也就是敷敷衍衍——不必咬住真理不放。我虽不是党员，可是共产党教育了我。现在，我有了充分的机会去参加各种集会与活动，去听去看，并发表意见。在这各种集会与活动里，我慢慢的明白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也明白了真理是不接受敷衍的，幸福是用血泪争取来的。明白了这些，消极的，我在文艺写作上不再纤巧的只在文字技巧上找出路，不再以写文章当作笔墨游戏；积极的，我要把我所能了解的政治思想放进文字里去，希望别人也明白起来；而且要把我的这点思想放到通俗的语言、形式中，扩大影响。共产党使我明白了政治思想在文艺里的重要性，和文艺是为谁服务的。以前，我写作，是要等着虚无飘渺的灵感的。现在，我高兴的“赶任务”。任务就是灵感，任务也是责任。我明白了，文艺作品是要拿到人民中间去的，不再是给自己与几位知音去欣赏的文字把戏。这么一来，我也更重视了自己。以前，我若是一把刀；这把刀现在是被共产党的鼓励给磨出刃儿来。
党的思想教育也教我懂得了批评，特别是自我批评。在学习思想上，我是“半路出家”。有时候，我想不通；有时候，想通了而不肯那么写出来，怕别人笑我，说我鼓着腮帮充胖子。没想通的，写出来，自然要受批评。一受批评，我就觉得丢了脸，心中老大不高兴。想通了而不肯写出来呢，又使我难受，觉得自己没有勇气，没有自信心。现在，我才慢慢的明白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是使人坚定与坚强的利器。只有接受批评，才能有进步。只有能自我批评，才能堂堂正正的作个知过必改，力求进取的人。是的，共产党使我坚强起来，不再作无聊的自傲、自卑、与徘徊不定。想不通的就去请教，想通了的就热情的写出来；写的不对就认错儿，而且要追寻到错误的根源。这难道不是个好态度么，不是爽爽朗朗的态度么？我要抱定这态度去作人，去作文艺；我相信，我已摸到门儿；这门儿是共产党给我打开的。
上边的话都是我的心腹话。为什么在今天——“七一”——才说出来？因为今天是党的三十岁的生日，我不能不拿出心腹话来向党和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致敬，致谢！
原载1951年6月26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