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与少
青年作家写出了大量作品。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他们置身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日常工作和斗争中，处于生活的主流。虽说他们的文学技巧有时还不够完美，他们的语言有时略嫌粗糙，他们的故事和诗歌却有一种新鲜感。不管他们刻画的人物是农民、建筑工人还是战士，是专业人员还是普通的城市居民，人们可以从这些人物身上体会到新时代的风云和新的精神面貌。
老的文学工作者也写得更多了。许多人提起搁置已久的笔，以他们熟悉的手法和风格，描写他们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的事情。他们的有些作品现在听起来可能有些陈旧，但他们知道怎样驾驭语言，准确地表达自己——这正是许多青年人学会之后大有好处的事情。在老作家当中有一位六十三岁的小说家和新闻记者张恨水，他曾经写过一百三十多部章回小说，但有八年没发表过作品了，最近正在写一部三十万字的以当代历史为基础的讽刺小说。这篇题为《记者外传》的小说取材于他对一九一九至一九三三年间中国新闻界情况的观察。
我认为仍用旧手法写作是一件好事。这种方法还有值得提倡的技巧，仍为一些读者所喜爱。比较旧的主题也还有其长处。一个在旧社会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作家只能写过去的艰辛痛苦。我们那些解放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人认为享受老一代的斗争果实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有时忘记了，他们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应该努力工作，不铺张浪费，因为不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不能真正地从穷变富，从落后变成先进。对过去生动、真实的描述可以启发教育他们。
新中国文学创作的高潮令人激动，连从来没动过笔的老年人现在也开始写作了。中国最高法院的副院长李六如，已经七十岁了，最近发表了他的三部曲历史小说的第一部《六十年的变迁》。故事开始于一八八七年，讲的是一个商人兼地主的儿子怎样成为一个革命者。这部小说是中国历史的漫长和决定性的阶段中所发生的社会变迁和鲜明对比的人物的全景图。李先生计划在三年之中完成全部写作。我认为这是这位充满大众责任心的革命老同志的一大功绩。
人们不由得要为我们的军队中涌现这么多的作家而高兴。《人民解放军的三十年》专辑的大多数作者现在都是高级将领或转业到地方工作了。他们根据在长期革命和抗日战争中的亲身经历所写的故事感人至深。在文学和历史上都有很高的价值。
在如今出现的众多文学刊物上还发表了许多业余作者的作品。一些刊物全力刊载新的和年轻作家的创作。
理解新事物
至于我本人，同样感到“百花齐放”的方针是巨大的鼓舞。在宣布这一方针之前，我当然已经写得挺多了。我像其他作家一样，也受到我们国家激动人心的新生活和迅猛前进的速度的鼓舞，迫切地要尽一份自己的力量。所以我就决心集中写好反映当前事件的剧本。当人们告诉我他们怎样受到悲剧《龙须沟》的感动，或者怎样为社会讽刺剧《西望长安》哈哈大笑时，我自然感到满足。但是也可以说我从来对这些作品不够满意。我相信我有自己的风格，但我的风格并没有在这些作品中充分发挥。我认为这是因为我对用作题材的新事物了解得还不够好、不够深的缘故。
在中国这样一个充满飞速变化的社会里，作家常常落伍。如果我的剧本还没有我所喜欢的那么多生活，那是因为我还没有牢牢把握住这种新生活。对于这种不足，我只能怪我自己。根源是我对周围的事件还缺乏全面的理解。
风格和内容
最近我写完了一部新剧《茶馆》，刊登在新的双月刊《收获》上。这是一部三幕剧，每一幕都定在同一地点，但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第一幕把我们带回到一八九八年，那是中国光绪年间现代政治改革的第一次尝试，结果以失败告终。第二幕发生在二十年后，由帝国主义列强收买的军阀所统治的这个国家正在混战。第三幕把我们带到近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当时北京到处都是国民党特务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但是在这个表面之下，人们已经能够感到正在兴起的革命浪潮。在这三个场景中，都弥漫着重大事件的气氛，但那不是我们直接看到的，而只是我们在那家老茶馆的反响中体会到的。
这些已经消失的地方和人物还活生生地存在我的脑海中。我在描写他们时恢复了我的“个人风格”，而且写起来轻车熟路。这又一次向我表明，充分理解素材有多么重要。我写起过去仍比写现在更得心应手。要同样好地把握现在，需要两条。一条是理解总的政治局面——我们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另一条是生活在群众当中，从真实的生活中学习。我正在朝这两方面努力，以便能像写过去那样充分而流畅地反映当前。
主要任务
中国在一般的文化教育上还落后。中国在紧随我们经济发展的这些方面正在阔步前进。我们作家有责任提供更多更好的书、剧、诗和故事，以满足人民的需要。我们应该同时改进我们的文学圈子和技巧。
至于写些什么，我相信一切有助于建设和丰富我们社会主义生活的事情都值得写出来。我们的文学在这八年中有很大的发展，已经排除了那种颓废、猥亵和反人民的成分，那些都是充满信心为更好的生活而斗争的人们所不能容忍的。现在的调子是严肃和健康的，致力于真实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并鼓舞他们继续前进。
像周立波和赵树理这样称得起著名作家的长篇小说轰动了中国读者，在国外也受到了称赞。他们以发生的事件为线索，从人物的思想和心理上阐释了我们是怎样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周立波在《暴风骤雨》中描写了农民在土地改革中的剧烈斗争。他在《铁水奔流》中把我们带到产业工人当中。赵树理以他独特的幽默笔调，在《三里湾》中讲述了合作化运动如何改变了农村。
我们新文学的创造性成就已经澄清了一个首要问题：作家应该用作品为谁服务？ 我们相信我们应该为工农兵服务。他们是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的大多数人。我们还该为谁服务呢？难道我们要在地主和资本家——这些在我国已经成为过去的阶级——当中去寻找读者和突出他们的观点吗？当然，这一切并不是说我们只写工农兵。文学应该站在劳动人民的一边，采取他们的观点。但作者了解或希望的任何内容都可以写。剧作家曹禺就在《明朗的天》中写了一位著名的科学家作主人公。我自己在《春华秋实》中写了资本家。但我们两人笔下的人物不是静态的，像他们原先那样，而是处在改变他们自己的过程中，在社会主义中扮演他们的角色。
社会主义对我们大家都是新事物，所以就难写。假如我们想刻画一位当今的英雄，他的思想和行为不可能是个人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的。他可能是工人、农民、战士或知识分子，但正是新社会造就了他，他的个人发展是随着大家的共同进步而来的，他的道德是新的。在旧社会并没有这样的人。作家们并没有积累过这样英雄的经历，而且今天也很少有时间结识他们。结果，当我们想创造这样的英雄时，他们常常是活的概念，具备一切应有的品德，唯独没有血肉，没有灵魂。
我们怎样才能摆脱这种为了适应一种抽象概念、按照公式去写作的恶劣倾向呢？我们首先来挖挖根。这种倾向的出现是因为作家没有在真实生活中发现他的素材，而是事先从方针政策或理论中学到一般的观点，再从这点出发去表现主题。这样可以表现政治热情，但方法却错了。文学当然应该为一项政治事业服务。但只能通过作为对生活具体而真实的图解的真正文学才做得到。
不仅是老作家有困难。处于他们要描写的生活中间的青年作家也常常创作出陈腐的概念化作品。他们的失败来自不够深入的观察或缺乏文学技巧。我们已经与这种教条主义的写作方法斗争了几年了。共产党的“百花齐放”的号召就是为了帮助作家从这种公式化和概念化的束缚中解放自己，鼓励他们为提高自己和发展自己的风格而观察和思考。
理解方针
应该说，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意识到了“百花齐放”方针带给他们的好处。今年年初，四位著名作家表示了他们所担心的所谓后果。他们唯恐被指责为概念化或按照公式写作，便抱怨说“作家们不再敢写真正反映当前政治斗争的作品；那些家庭生活、爱情和冒险的大量故事，要把所有的斗争挤出文学艺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就要黯淡了。”
共产党的领导人和文学界的舆论批评这是由“左”倾教条主义观点产生的虚惊。这四个人受到批评：他们忧心忡忡地从反面看待“百花齐放”方针，因为他们看不到主要的东西——这一方针赋予了作家和艺术家用各种形式、从各个方面发挥他们天才的天地，以建设中国的新文化。批评指出，连他们看作反面的成果也有另外一面。反面的成果将提供群众辩论和分析的教材，可以澄清大家关于谁优谁劣的概念。后来这四个人承认他们片面了。这就是今天在中国得出真理的办法——通过公开讨论，教育参加的双方和群众。
这方面的另一个例子是由一位二十二岁的作家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引起的尖锐问题。一位青年教师被调进北京城里的共产党区委会工作。和他对这样机构的预期相反，他发现他的两位顶头上司有官僚作风，对工作中的缺点不闻不问，成天不干正事。他感到震惊，出于年轻气盛，便和他们斗争。 但他并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虽然小说中暗示他还要斗下去，但调子却是灰心丧气的。
比较教条的读者斥责这篇小说是“对党的污蔑”。比较“自由”的人则把这位青年主人公牢记在心。于是在重要的批评家中展开讨论，他们的一致意见与上述两种“一边倒”的反应不大相同。他们认为，这位青年作家把文学矛头指向侵袭一些党组织的官僚主义是应该庆贺的，值得称赞。这种暴露如果能够动员人民为纠正错误而坚持不懈地斗争是很合群众的兴趣的。但这里也就涉及了作品的缺点。主人公具有优秀的品质：真挚、热心、不能容忍错误。但他也暴露出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本质。他看不到周围人的优点和力量，单枪匹马地去斗争。所以他在遇到障碍时才会感到困惑和沮丧。那些看不到这一缺陷的人自己就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他们并没有真正转到集体主义观点上来。对这篇小说的分析说明了，我们所说的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有两条战线的含义：既要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又要反对资产阶级右派。这两种观点都是和建设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不相容的。
为社会主义奋斗
当前，我们正在政治和文化领域中进行反“右派”的斗争。右派分子抓住党发动的反对教条主义运动之机，企图诋毁解放以来劳动人民的一切成就。他们反对为工农兵写作的方针，妄图颠覆执行这一方针的党的领导。他们攻击我们生活和文化的整个社会主义方向，因为这一方向与他们那同人民利益相抵触的个人野心背道而驰。他们这种观点是从以往的剥削社会的全部历史中继承来的，与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没有社会主义的人民，不建立新的社会主义观念，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
右派分子的企图是徒劳的，因为事实否定了他们。我已经当了四十年作家了。我知道作家和艺术家在国民党统治下是怎样生活的——进步作家受到迫害、监禁或杀害，出版一本书多么困难，版次多么少，稿费多么低。如今作家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地为人民服务，而且还得到各方面的帮助。文学作品出版和再版的机会多得多了。作家的政治地位从来没有这么高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就有四十六位作家代表。要是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要是我们的国家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党的方针一向是促进文学充分发展的。作家得到了最好的条件和方便。只有一件事要作家自己为自己提供了——那就是自觉自愿地为人民写作。这意味着要抛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但并不等于说要抛弃个性。对于个性，还有最充分的天地。这就是“百花齐放”的含义，这一方针是长期不变的。同右派分子的争论并没有损害这一方针；而是把这一方针推向了更美好的前景。
我们在共同的社会主义事业中需要团结，但不是文学创作上的千篇一律。我们需要在内容和形式上最丰富多彩的社会主义文化。
原载1957年11月《中国建设》（英文版）第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