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越打越强：越走近前方，越相信“抗战必胜”确非仅一标语。行经豫西及黄龙山等处，都是一向被称为土匪窝的地方；自抗战以来，这些地带已变成交通要道，全无匪迹。匪到哪里去了？请到抗日英雄的行列中去探询。抗战激动了全民族的义愤与天良，有拳的都愿向敌人挥去，有枪的都愿向敌人射击。民族意识的增高，加强了御侮的力量，同时也安定了社会秩序；这究竟是有五千年文化的民族啊，定非浅薄的倭奴与庸鄙的汉奸所能认识。以言民众，除服兵役而外，并担任卫乡修路挖壕种种工作；男人既去服务，到处乃见红裤绿袄的女同胞们在田里操作，甚或代男人筑路。尽义务的享权利，女同胞们现在能荷锄肩石尽力于战时生产与劳役，女子地位的提高自大有希望，或者用不着高等华人家中的妇女轻跺高高的鞋跟着急也。上述事实决定了前方的社会气象——安定，乐观，努力。军队与老百姓都不怕死，不怕敌人。兵不惧，所以能打胜仗；民不惧，故能尽力生产与建设；晴空碧野间的敌机只能使乡村小儿女翻眼看着罢了。百年来中华历史上殊少光荣；民族争气端在一打，拳头挥出方自知其力。现在，我们的拳头既已挥出，也就自信打得有劲，恐惧消失，胜利属我，全无可疑。
（二）文武双全：到处访见作战与防守的将官，他们几乎一致的开口便是“给我们带来书籍没有？国际的情形怎样？”这里至少含有：㊀官长们与强暴的倭寇在战场上周旋了两年多，他们知道了自己的部队的力量与勇气，深信有胜利的把握。可是，他们也认清：他们自己与他们的弟兄都需要更多的知识，才能及早的打退诡计多端的小鬼。我们的力量够，心气壮，但是知识应当丰富；与一个强敌作战是必须身心脑三者一齐健全的，所以将官们自己愿多闻多读，也愿士兵们在知识上多所获取。㊁关心世界大势，根本是明白了我们此次作战的价值——不仅是保卫国家，也还关系着世界和平的建树。他们爱国，所以也关心国际的动态。啊，想想看，二十年前的军人是这个样吗？啊，这神圣的抗战不仅使我们奋发有勇，也使我们崇仰智慧。啊，文化人们，你们供给了前方什么呢？供给了多少呢？动，多动，你们的笔呀，前方没有书念；假若可能，到前方去与抗战的英雄们谈谈：他们会从五十里外找一只鸡来款待你。即使你只会唱几个抗战歌曲呀，他们也必定请求你去教给弟兄们，你也是他们的贵客。这种如饥如渴的需求，一方面证明了军人的进步，另一方面正自暗示出文化工作的贫乏。前方与边疆的文化食粮已这样的闹饥荒，沦陷区域自更有甚于此。同时，我们不作，而敌人却拼命的用尽方法在沦陷区域施放杀伤人心的毒气。这，真值得我们细心想一想了。自然，文化工作不是件简单的事。有人写出东西，还须印刷出来，输送上去。有人愿到前方或沦陷区域去访问去宣传，还须有组织与交通工具和其他种种便利。文化人自己解决不了这么多的问题。这就有待于社会各方面的努力协作，能写者写，能印者印，能运输者运输……。能这样做到，我深信一本书在前方的用处正不亚于一尊大炮也。
（三）新的西北：坐在屋中读地理，永远不会知道中华到底是怎样的伟大。此次劳军所经过的地方，不过是西北内圈的少数城镇，可是已须用去五个月的时间；伟大的中华！平日我们一想到西北，就必定想到骆驼，狂风，积冻等等使人脊背上发凉的事物与光景。不错，那边确是有骆驼，狂风，积冻……但是谁能想到沙漠中会有绿柳清泉的榆林，和爬过几道荒山会看见稻香万顷，蒲岸鸭群，溪渠交织，有若江南的宁夏呢？中华的伟大会使一个旅客感觉到随时是在作梦。同样的，我们平日一想到西北便会想到一片荒寒，诸事落伍，根本要不得。事实上呢，那里有煤有粮有马有羊有金有盐有水利有肥美的土地……从富源上说，西北是块宝地；而它的马匹羊毛粮食等的供给，在抗战中更关重要。同样的，在过去因政治的不良，大烟的为害，和民族间小小的冲突，所以在今天还有人以为西北是个问题复杂而全无好处的地方；其实呢，从历史上说，这里才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这里有周秦列圣先贤的坟墓；我们今日争取国土的完整正是要对得起创业开疆的祖先，保卫西北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责任。从国际关系上说，这条西北国际路线必不许敌人冲断；在今天我们必不许敌人把我们围困起来的毒计成功，在将来我们还是要借着这条大道来繁荣西北。从今日的战局来说，西北的重要更无待细说，翻开地图看看，谁也能明白一些。再从民族上宗教的观点上来说，西北又恰是蒙藏与其他民族的共同集居、荣辱相关的地方，也是回教喇嘛教与其他宗教相会相成的所在。民族间宗教间的关系通过良好的政治与教育，就会相安互助，成为建国御侮的伟大力量；事在人为，问题并非是无法解决的。
如上所述，从富源，从历史，从国际路线，从战局，从民族与宗教，这几方面来看，我们都应当立刻矫正一向对西北的误解与望而生畏的态度。而且，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与兴奋的，便是在抗战中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西北。对这个事实，我们至少要㊀感激西北的党政军当局的努力；㊁相信西北是大有可为的，必须——而且必能够——开发的地带；㊂注意西北，到西北去；西北并不是万里荒沙，而是——假若我们努力的话——建国的根据地之一。
似乎应当略举事实：㊀军队，我所见到的军队，无论是在陕西，甘肃，青海，宁夏，还是绥远，精神都非常的焕发。军队所在地，不管是城镇或乡村，都因为军队的领导，收拾得清洁整齐，而且有些地方由军队建设起运动场，游泳池，阅报所与浴室。这种情形说明了，不但是军队本身的纪律好，且因为军纪好而影响到民众，使民众也晓得了爱清洁，守秩序，种种美德。㊁一般的建设：种树与开渠成了一种运动，不要说“天下黄河富宁夏”的宁夏是在引水成渠，灌荒成田，就是青海与绥西也积极的从事于此。河滩上的新林，与村间的溪流水磨，已经不是什么罕见的东西。以言筑路，各处都有相当的成绩。要是有充足的经费人力与时间，这也就不算怎样了不起的事情，可是现在各处筑路，既要快，又须省钱，于是就不能不由军民合作，日夜赶修；最显著的实例便是××公里长的××公路，现已完成。以言其他的建设，如造纸，毛织，煮盐，开煤矿，淘金，制肥皂，织布，各处也都在积极进行着。这一方面是想用自己的血汗，开发自己的利源，也同时表现出禁止走私的决心。㊂禁私与禁烟：禁止走私在绥远宁夏等处已有显然的效果。对于禁烟，各地亦均有很好的成绩。禁私的结果，一时使物价稍涨，民间感觉不便，但唯其如此，才能够给社会以造制国货，利用土产，及买用自造品的刺激与机会。至于禁烟，对于西北更是起死回生的仙方。西北本来地大人稀，若再有大量的烟民存在，则征兵征工实无从说起，也就无从谈到抗战。十年前，有些地方必须用烟喷醒初生下的娃娃，否则一声不出，即便死去！现在，壮丁们高唱着抗战歌曲，百姓们修路种田，即禁烟成绩的最好的说明。㊃宗教：回教与喇嘛教是西北两大宗教。专从宗教的立场来看，本来可以各布善道，无可冲突。可是，以前因政治的不良与教育的弛废，遂往往以宗教的团结力量来发动对苛政的反抗，或因狭窄的宗教观念激起本可相安无事的同胞间彼此的仇视与敌对。赶到政治一清明，教育一发展，民无所怨，心地开朗，自然能够团结到一处，大家是朋友——据我看，现在西北的新气象，正是来自政治进步，学校渐多，把因宗教而起的纠纷无形中消灭了。各处抽取壮丁，并无宗教的界划；许多军队中也是汉回蒙共同编成；回教所办的学校，以河西说，百分之八十的学生并非回教徒；西宁的阿父大学授课是阿拉伯文与华文并重；宁夏的阿訇们须去受训，以便使他们晓得于热心传道而外，还须努力于团结抗战的宣传。这些事实，都说明了回教领袖与教徒们业已承认并不能因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对国事少负些责任。至于喇嘛教，无论是在绥远与青海，都得到社会一般人的尊崇；而同时在沦陷区域的王公们到今天已知上了日本鬼的当，颇想回头；因此，也就使未沦陷的盟旗的王公们知道了团结与合作的意义，甚至于王府的福晋（夫人）也有领兵与敌人作战的。
（四）到西北去：虽然仅仅举列出像上段中那么少的事实，可是我相信已足证明整个西北确是有了新的气象。在这新气象中自然还有许多困难。可是困难纵多，并非万难解决的了。以中央的威信，以地方的向上心理，再加上舆论的督励，与往西北工作者的谦诚态度，一切困难自能在精诚团结中渐次解决，而发挥出西北的伟大抗战力量。我们往往听到一些西北问题，而且仿佛是只能摇头叹气，毫无办法。事实上，今日西北的困难，并不完全在民族与宗教间的小小成见，也不像传说的那么严重；根本的问题是在问题多而能解决问题的人不够。在心理上，大家已经见到光明，问题是在怎样把这光明从建设上映射出来，真作出许多裕国利民的事情。谈到这里，我们就不妨武断的说，西北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是人民少与人才少。看看过去百年来的历史，就可以知道西北是怎样的因苛政，灾患，而人口日减。土地美，没人种；富源厚，没人开发；所以移民是必要的。讲到人才，我们可由两方面来说：㊀边疆的党政军人才：既言边疆，分明是说它有特殊的情形，风土人情言语都与内地不同。那么一位在上海住惯而非有抽水马桶不便溺的人，一位精通法文而一句蒙语也不会的人，一位自居高等华人而决不以住蒙古包为然的人，怎能热烈的同情的去与边疆的同胞们打成一片呢？自然，在短期间要造就成很多的蒙古通或青海通是不大容易的事，但是我们必须预备出一大批能吃苦，富于同情，虚心好问，能略通边疆言语的人来，去帮忙各民族的同胞们；这用不了许多时间。在他们去工作的时候，他们要以学习的态度与真诚的友谊，与边疆的朋友们共同生活，从而把握到一切应有的知识，渐渐成为什么“通”。由学习而领导，由友谊而诚心合作，这才是妥当的办法。㊁专门人才：向上的心理是智慧，建设的成功在学识技术，二者要相辅而成，但并不可混为一事。西北须造林，是的，凡是个有眼睛的都能看得出。可是事实并不简单，怎么种？种什么？……全是专门的学问。西北应多养牛羊驼马，是的；可是怎样改良牧草？谁来医治兽病？怎样改良兽种？牛奶向何处运销？又不是嘴一动便诸皆吉顺的事。种树不活，养牛病死，还不如不提倡。建设的心理已在西北存在；人才，还差的很多。这才是西北的真正问题。
对于移民到西北去，政府自然有通盘的计划，即不多讲。至于专门人才往西北去，一方面是由政府支配遣派，一方面也还须舆论的鼓励，本文第三段所提到的种种对西北的误解与疑畏，恐怕在社会上还有不小的势力。
原载1939年12月17日重庆《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