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散文集记涤洲

  死是多么容易想到的事,可是白涤洲的死大概朋友们谁也没想到吧?这才使人跺脚!才三十多岁,天不怕地不怕——因为身体好——精明强干,舍己从人,涤洲,竟自死了;谁在事前敢这么想,谁是疯子;而今“天”是疯了;从青岛到北平,我的泪不能干,不能干!

  十六七岁的时候,我俩是同学。虽然隔着班级,不知道怎的我和涤洲最说得来。那时候,他偏着头,穿着瘦蓝布褂,身量就不矮,常考第一。有的同学和他好,有的不大对劲儿;没人恨他。他简单,有点乡下气,好说,也有些不高明而宽厚的幽默。说起西山来,他的眼——老那么扣扣着点——发了光。他得意,自称为山精。我俩很好,可是我找不到他有什么特别可爱的地方。我承认他聪明,没脾气,可是我同时怕他只为考第一,样样功课叫好,而落得什么也不真好;天才往往倒不见得考第一。对他的脾气也是这样,我怕他为太讨好而学圆滑了;我爱硬干的人。

  他在师范学校毕业后就派作了校长,接我的手。这时候,我俩的交情更深了些,我看出他的本事,和交友的厚道。我这才明白:他的精明使他更忠厚——本来应当更圆滑——这就是说,他“肯”吃亏。他吃了亏,向好友们说说,一种幽默的出气方法。假若没地方去说,他可受不住。这个人必须有些好友,他自己是个好朋友。我想不起更足以表现他整个人格的称号;对,只有“好朋友”,大家有什么事都找他。有时候因为事的琐细,他说声“他妈的”,可是马上穿起大衫,不怕是在怎样劳累以后,还是去给办那件小事。什么都是他,钱归他拿着,房契由他保存,书在他那里堆着。他高兴,他对事事点头。啊,涤洲,你的死,我们大家都负着责任。你是累死了。

  在小学校界里几年,他成了很重要的人物。几个好友都看出来:涤洲不应当这样下去,他应该求学,他有才力。他盘算了一番,只接收这个建议,而不接收任何人的金钱。他考入了北大。一边求学,一边还得养活一家子人。他又接了我的事,在教育会里作干事。大家都说:“涤洲和舍予是一对儿。”其实,我凭哪样赶得上他呢?就以我俩的事说,我的钱,他管着,明知他那么忙。我的家人,他给照应着。我的书,他代保存着;有人借去一本书,他都写个小条钉在书架上。回到北平,我住在他家。我帮助了他什么呢?还不就是能彼此谈得来,他能和我谈那些带“他妈的”的话?夏天我在他那儿住,他满头大汗的回来,抱着个出号的西瓜。脱了大衫,他去找刀:“来,舍予,看我宰这个肥的!”吃了瓜,他脱了袜子,脚登在椅上,和我说起来。在他的谈话里,永远不自傲;对于学问,他常叹气;对于作人,他才肯点头——“我是个好人!”把吃亏受累的事都向我诉了委屈,手——那指甲微有点长的手——拍在腿上:“嘿,还忘了给老杨去定铺位呢,他后天上南京。”他又跑了,甭管天气多热。

  就在这么忙,这么多事的几年中,他居然成了个学者。什么我都敢希望他,除了成为学者。他堵了我的嘴,可是激动了我的心。我不知怎样对他好了:应帮助他成为学者——自然第一是先别求他办事了。不求他办事,怎能行呢?他是我的主心骨!求他办事?当然耽误了他的用功。朋友,涤洲,恐怕不是我一个人对你这样吧?我们想过了,而事情终于托你给办。只有你办得好,只有你肯替我们受累。你是散处各方的朋友的总办事处。你死了,涤洲,我们……说什么呢?!眼泪有什么用呢?!十天没有接到你的信,我还心里说:莘田到了北平,热闹起来,忘了我!我还——该死!——给你汇钱,详详细细的写信,托你给办事。钱汇到北平,电报到了青岛——涤洲病故!

  每次到北平来,洗澡,吃饭,买东西,听戏,都是你陪着;这次,你独自睡在法源寺。你的一切,我知道。你的高身量,深色的衣服,手,脸,想主意时把下唇一咬……都记得,都记得,只是没了你,像个梦!

  你这一辈子,受过多少累,吃过多少苦,家中遭了多大的变故,你总不灰心,始终努力,就这样死了吗?前年我由济南赶来,是为祭你的夫人,安慰你。你还是笑着,泪终日在眼眶里。去年你过济南,我们谈了半夜。你老那么高兴,要强,不怕,你老是我们中最年少最有为的一位——朋友。朋友!你决不肯——我知道——弃舍了我们。你在我们心中老活着。想起了你,会使我们努力作人,努力治学。命是短的,作好作坏是一样的——早晚得死。有你死在前面,我们懂得了:作好要快呀,命是短的。涤洲,我说不出什么来了。我只能叫几声“好朋友”,哭着跑回青岛。人家说咱俩是一对儿,唉!!!

廿三年十月十七,北平


原载1934年10月27日《国语周刊》第一六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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