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后的文艺，用不着说，是紧跟着“九一八”及“一·二八”后的呼号而要激壮切实的。它不用再单单描写那可爱的东北，怎样在暴敌的刀刃下悲吟；它用最大的呼声，唤醒想苟安的人们，保华北，杀上前去！不但要保住华北，也要收复东北四省。战或和？这猜测与顾虑，使社会上几乎停止了呼吸，而文艺却已唱起来战歌。
平津失陷了，怎样和平恐怕没希望了吧？紧跟着就是“八一三”。非打不可了，就是死也得死得光荣呀！文艺，那在战前就武装起来的文艺，却因战事而变了模样。平津的文艺工作者，虽无力撕碎跟前的太阳旗，而远望着上海的火光，结队南下。同时，在图书刊物的印刷与发行的大本营上海，因邮递的停阻，因商业的算计，几个较大的文艺刊物都停刊了。从北而南的文艺工作者，怀着满腔悲愤，想把他们所经历的亡国之苦，用最酸辛的文字，投寄到上海；可是上海已不替他们印行了。同时，沿途所见的一切，并不是都与神圣的战争相配合。于是，他们有的脚也不停的投向南京或上海，希望在那里能把笔当作枪用，有的中途停下，在各小城市办起简单而有力的小型刊物，有时候小得只是一两页。有的便带着笔投入军队，投笔从戎也好，带笔从戎也好，他们着急，他们想干些什么。在上海的文艺工作者呢，或者没有感到这么多的不方便。大刊物停了，还有小一些的，上海的刊物是多的。加入战地服务团体吧，投军吧，容易，出了屋门就可以看见战场。这样南北的文人热烈的奔走分散而始终没有看轻了他们的笔。无论是干什么，他们有点工夫就不忘了写。
照上边所说的，自沪战一起，便成了文艺者分散的时期。这分散，使上海出版界的威权低降，而各地渐次有了自己的刊物——也许很小，很短命，可是在抗战文艺史中它们都是一些火花。
文人散开了，他们寄什么呢？生活的不安定并没有多少关系，“热心”使“自怜”成为可耻。他们看见了真的人，真的事，真的战争。这便决定了他们的作品形式与内容。在最初，由平津逃出的人们也许不由的流露出些伤感；可是，及至见到各地的行军与争斗，他们用不着闭目追忆坟园的杨柳，与书斋中的金鱼了。眼前的战争是一切，血的沸腾杀死了伤感，义愤足以消毒。即使路上所见所闻的未能尽满人意，可是谁能痴想老大的中国会马上尽善尽美呢。中国须自己打出活路来。那在前线服务的，就连那在沪上照常写作的，也都没法不把他们的笔描写面前的事。炮火下的生活是与死之间的挣扎，血腥烟火比梦更丑恶。可并不是梦。血光杀声里有大时代的真面目。尽管所见者只是一事一人一角落，可是既经看到，便是好的资料。幽默发松的，奇幻诡变的文章，都须闭目构思，苦索枯肠；现在用不着费这么多的事了。睁开眼，伸出手，左右逢源，拾取即是。以热情的文字写面前的杀声炮火，就足以动人。这些事是抗敌的铁证，这些文字是真确的记录。直爽简劲的报告文艺遂有大量的生产。
报告文艺几乎压下去了小说。因时间的缺乏，因事情的过于复杂，因生活的不安定，长篇巨制是不敢希望的。伟大的时代必须人人卖力，工作紧张；忙碌与尽心于职守，斩断了创作长篇小说的愿望。至于短篇它几乎与报告文艺在材料上，没有什么两样，而因时间的关系，它有时宁可迅捷爽直的变为报告，而不肯因顾虑艺术而埋没了其他的好资料。
这样，报告文艺缺乏文艺性，而且东鳞西爪，没有系统。可是以实效言，它到底是尽了它的责任。希望能有些有系统的记载一线一军一地的抗战始末，作为神圣战争的生动确切的记录。这大概须有待于文艺者有较强的组织，集体工作；一个人是万也作不到的。
因风行一时，报告文艺正如别项风行一时的事，便有了毛病。他的词汇与风格渐渐成了套数与滥调，每个兵必是英武的同志，每一个枪弹都足以粉碎了帝国主义的侵略迷梦。煽惑容易走入夸张，往往就空洞，或不真确；恐怕倒需要一些好的小说来矫正这风气吧？设若老这么下去它将不免与新闻文字同调了。
因报告文艺的繁兴，就可以料想到别项文艺作品所要走的路线。报告什么？伤兵医院，前线作战实况，将士的访问，服务团的工作……这些报告是说明了，文艺者不是在家中静坐幻想呢，而是参加了种种救亡的工作，即使没有亲自去参加，他们的眼与耳也是看着听着外间军民的动态与事工。文艺者在这种关切中，开始接近了军与民，自然的，文艺也就想不只去指导，而且要去服务。抗战是已由呼号而成为事实，而这事实的前途为胜为败，则全凭全民族是否能抗战到底。谁去抗战？谁去抗战到底？是军士与民众，自开始抗战，我们忠勇的战士便表现了惊人的战斗力，我们的民众虽然一向散漫，可是只要明白了打的是日本，也便马上振奋起来，组织起来。战士的英勇，与民众的诚笃，使文艺者真想用泪去洗他们的足。文艺者，于是，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须为士卒与民众写作。戏剧，诗歌，就都必不可免的成为宣传文艺。去慰劳军队，去到城内与乡下宣传，文艺者便都带着用自己心血制造的礼物。平日我们说，文艺都含有一切宣传性；现在，我们说，文艺的工作就是宣传。
南京陷落，武汉成了文化的中心。文艺者由四面八方会集到武汉，有的暂停，即仍赴前方；有的久留，以便办刊物或写文章。他们劝告别人联合团结已非一日，所以人同此心的都想他们自己也该组织起来。这就产生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第一期抗战已成过去，宣传工作做的并不够。是的，文艺者曾因接近军队与民众而写了一些东西，可是，这些东西到底有多大效力呢？这么一想，就联带的想起了许多问题：新文艺中的词汇是否一般军民所能懂？新文艺的种种形式是否为一般人所习惯？文艺者前进的意识与思想是否能为一般人所接受？士兵与民众识字的程度如何？对不识字的军民该怎办？文艺者是否了解军民的生活，而一针见血的，把文艺送到他们的心里去？……假若我们不必理会军民的事，我们使自己闭上门写作就好了，用不着考虑什么。可是，现在我们必须与军民打成一片。文艺者不能，也不许，摆脱一切，自在逍遥。他们得把文艺的力量与抗战的一切配备起来。枪、锄、锤、笔都有抗战杀敌的力量。
通俗文艺的问题就因此而生。有些文人，甘心愿意把旧的——即是民间所熟习的——通俗文艺搬取过来，而配以新的内容。朗诵诗还不够，得利用大鼓书词。白话戏剧还不够，得写嘣嘣戏。这种工作自然也不十分容易；套子好学，民众生活可不是仓促间所能把握住的。可是，尝试是必须的，有困难应去克服。同时，有的人以为这种办法是开倒车，使二十年来的新文艺列车去输运垃圾。可是，旧瓶新酒的办法恐怕并不这么恶劣。利于宣传，自有它无可摧撼的优越。使民众接近文艺，也是由浅而深善于诱导的好方法；至于不想作这部工作的，自有别方面的供献。假若一方面我们制造出大量的通俗读物，为军民的精神食粮，另一方面有像《战争与和平》那样伟大的作品出现，则分工共进，一则深入民间，一则光耀全世，横竖俱备，本固枝荣，则抗战文艺将为全民族展放灿烂之花，给世界文艺以新的建树。同心而分工，事繁而效广，这或者是我们必须走的途路。
事忙，书少，本文殊欠详确，谓为一年来文艺的心理的动向简报可也。末了，文艺者已经在全民抗战中尽了相当的力量，此后唯有继续努力，努力，努力，完成在抗敌建国的国策中所应负的使命！
原载1938年7月6日《民意》第三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