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关于但丁或莎士比亚的书籍，是可撑满一座图书馆的。拿破仑的传记，恰如鲁德未格所言，有如公墓上的碣碑！换句俗话，就是多得很。欧洲人似乎，比起我们来，太关心他们的英雄与重大的史实了。中国几乎没有传记文学；历史虽长，而史书极简极少。自然，欧洲人关心历史，不厌其详，也是近代的事，可是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已有好多年，而仿佛就没有学到多拿笔这习惯。以最近的重大史事来说，如义和团，如辛亥革命，如北伐，末了，如“一·二八”，都没有一本详实可靠，文情并茂的著作。还就义和团到“一·二八”这时期说，其中出了不少特出的人才，和不少的奸雄；传记呢？简直可以说是等于零。有人说，中国是文字国；以上举事实证之，恐怕文字只用在了“万事亨通”与“等因奉此”上；文字的真效用固未注意及也。

　　不错，“一·二八”后确是产生了，几篇小说与诗歌；可是文艺作品不是历史。就是因文求史，我们所有的那点“一·二八文艺”，也嫌量既少而内容又很简单。今天，我们纪念“一·二八”的七周年，我们除了那一点文艺作品与几张报纸，便无从看看它的遗容了。多么重大的史事，多么光荣的史事，竟自英雄无名，史不多载！文艺家们，历史家们，这是你们的耻辱！

　　文艺家们，历史家们，不要再错过机会呀。神圣的抗战给予文人与史家的神圣责任是：参加救国工作，搜集抗战史料，著作抗战文史。个人能力不足，你们应集体工作，个人财力不够，你们应设法去找钱。个人时间不裕，你们应发动治文史的大学生，教他们也知道关切民族怎样在创造历史，从而以热血写出民族挣扎的真象。

　　不知道民族历史的便不会爱他的民族，有机会他便想找个义父。不顾及民族明日的更不会爱他的民族，因为他已决心把“昭和”之类的字样，写在族谱上了。我们要写，要多写，好使全民族知道他们的历史；有历史才有光荣。文字最大效用，便是保持并发扬民族的正气，以血为墨及时的记录下民族最伟大的经验；继往开来，民族万岁！起来，同志们，负担起这种文字的最大责任来！

原载1939年1月28日《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