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呀！”
這聲音並沒有回答，我就看到是日本朋友池田，她的眼睛好像被水洗過的玻璃似的那麼閃耀。
“她怎麼這時候來的呢，她從北四川路來的……”這話在我的思想裏邊繞了一週。
“請進來呀！”
一時看不到她的全身，因爲她只把門開了一個小縫。
“日本和中國要打仗。”
“什麼時候？”
“今天夜裏四點鐘。”
“真的嗎？”
“一定的。”
我看一看錶，現在是十一點鐘。“一、二、三、四、五——”我說還有五個鐘頭。
那夜我們又講了些別的就睡了。軍睡在外室的小牀上，我和池田就睡在內室的大牀上，這一夜沒有睡好，好像很熱，小貓仔又那麼叫，從牀上跳到地上，從地上又跳到椅子上，而後再去撕着窗簾。快到四點鐘的時候，我好像聽到了兩下槍響。
“池田，是槍聲吧！”
“大概是。”
“你想鹿地怎麼樣，若真的今天開仗，明天他能跑出來不能？”
“大概能，那就不知道啦！”
夜裏開槍並不是事實。第二天我們吃完飯，三個人坐在地板的涼蓆上乘涼。這時候鹿地來了，穿一條黃色的短褲，白襯衫，黑色的卷卷頭髮，日本式的走法。走到席子旁邊，很習慣的就脫掉鞋子坐在席子上。看起來他很快活，日本話也說，中國字也有。他趕快地吸紙菸，池田給他做翻譯。他一着急就又加幾個中國字在裏面。轉過臉來向我們說：
“是的，叭叭開槍啦……”
“是什麼地方開的？”我問他。
“在陸戰隊……邊上。”
“你看見了嗎？”
“看見的……”
他說話十分喜歡用手勢：“我，我，我看見啦……完全死啦！”而後他用手巾揩着汗。但是他非常快活，笑着，全身在輕鬆裏邊打着轉。我看他像洗過羽毛的雀子似的振奮，因爲他的眼光和嘴脣都像講着與他不相干的，同時非常感到興味的人一樣。
夜晚快要到來，第一發的炮聲過去了。而我們四個人——池田、鹿地、蕭軍和我——正在吃晚飯，池田的大眼睛對着我，蕭軍的耳向旁邊歪着，我則感到心臟似乎在移動。但是我們合起聲音來：
“哼！”彼此點了點頭。
鹿地有點像西洋人的嘴脣，扣得很緊。
第二發炮彈發過去了。
池田仍舊用日本女人的跪法跪在席子上，我們大概是用一種假象把自己平定下來，所以仍舊吃着飯。鹿地的臉色自然變得很不好看了。若是我，我一定想到這炮聲就使我脫離了祖國。但是他的感情一會就恢復了。他說：
“日本這回壞啦，一定壞啦……”這話的意思是日本要打敗的，日本的老百姓要倒黴的，他把這戰爭並不看得怎樣可怕，他說日本軍閥早一天破壞早一天好。
第二天他們到S家去住的。我們這裏不大方便；鄰居都知道他們是日本人，還有一個白俄在法國捕房當巡捕。街上打間諜，日本警察到他們從前住過的地方找過他們。在兩國夾攻之下，他們開始被陷進去。
第二天我們到S家去看他們的時候，他們住在三層樓上，尤其是鹿地很開心，儼儼乎和主人一樣。兩張大寫字檯靠着窗子，寫字檯這邊坐着一個，那邊坐着一個，嘴上都叼着香菸，白金龍香菸四五罐，堆成個小塔型在桌子頭上。他請我吃煙的時候，我看到他已經開始工作。很講究的黑封面的大本子攤開在他的面前，他說他寫日記了，當然他寫的是日文，我看了一下也看不懂。一擡頭看到池田在那邊也張開了一個大本子。我想這真不得了，這種剋制自己的力量，中國人很少能夠做到。無論怎樣說，這戰爭對於他們比對於我們，總是更痛苦的。又過了兩天，大概他們已經寫了一些日記了。他們開始勸我們，爲什麼不參加團體工作呢？鹿地說：
“你們不認識救亡團體嗎？我給介紹！”這樣好的中國話是池田給修改的。
“應該工作了，要快工作，快工作，日本軍閥快完啦……”
他們說現在寫文章，以後翻成別國文字，有機會他們要到各國去宣傳。
我看他們好像變成了中國人一樣。
三二日之後去看他們，他們沒有了。說他們昨天下午一起出去就沒有回來。臨走時說吃飯不要等他們，至於哪裏去了呢？S說她也不知道。又過了幾天，又問了好幾次，仍舊不知道他們在哪裏。
或者被日本警察捉去啦，送回國去啦！或者住在更安全的地方，大概不能有危險吧！
一個月以後的事：我拿刀子在桌子上切蔥花，準備午飯，這時候，有人打門，走進來的人是認識的，可是他一向沒有來過，這次的來不知有什麼事。但很快就得到結果了：鹿地昨夜又來到S家。聽到他們並沒有出危險，很高興。但他接着再說下去就是痛苦的了。他們躲在別人家裏躲了一個月，那家非趕他們離開不可，因爲住日本人，怕當漢奸看待。S家很不便，當時S做救亡工作，怕是日本探子注意到。
“那麼住到哪裏去呢？”我問。
“就是這個問題呀！他們要求你去送一封信，我來就是找你去送信，你立刻到S家去。”
我送信的地方是個德國醫生，池田一個月前在那裏治過病，當上海戰事開始的時候，醫生太太向池田說過：假若在別的地方住不方便，可以搬到她家去暫住。有一次我陪池田去看醫生，池田問他：
“你喜歡希特勒嗎？”
醫生說：“唔……不喜歡。”並且說他不能夠回德國。
根據這點，池田以爲醫生是很好的人，同時又受希特勒的壓迫。
我送完了信，又回到S家去，我上樓說：
“可以啦，大概是可以。”
回信，我並沒拆開讀，因爲我的英文不好。他們兩個從地板上坐起來。打開這信：
“隨時可來，我等候着……”池田說信上寫着這樣的話。
“我說對麼！那醫生當我臨走的時候還說，把手伸給他，我知道他就瞭解了。”
這回鹿地並不怎樣神氣了，說話不敢大聲，不敢站起來走動。晚飯就坐在地板的席子上吃的，檯燈放在地上，燈頭被蒙了一塊黑紗布，就在這微黑的帶着神祕的三層樓上，我也和他們一起吃的飯。我端碗來，再三的不能把飯嚥下去，我看一看池田發亮的眼睛，好像她對她自己未知的命運還不如我對他們那樣關心。
“吃魚呀！”我記不得是他們誰把一段魚尾擺在我的碗上來。
當着一個人，在他去試驗他出險的道路前一刻，或者就正在出險之中，爲什麼還能夠這樣安寧呢！我實在對這晚餐不能夠多吃。我爲着我自己，我幾次說着多餘的閒餘話：“我們好像山寨們在樹林裏吃飯一樣……”按着我還是說：“不是嗎？看像不像？”
回答這話的沒有人，我擡頭看一看四壁，這是一間藏書房，四壁黑沉沉的站着書箱或書櫃。
八點鐘剛過，我就想去叫汽車，他們說，等一等，稍微晚一點更好。鹿地開始穿西裝，白褲子，黑上衣，這是一個西洋朋友給他的舊衣裳(他自己的衣裳從北四川路逃出來時丟掉了)。多麼可笑啊！又像賈伯林又像日本人。
“這個不要緊！”指着他已經蔓延起來的鬍子對我說：“像日本人不像？”
“不像。”但明明是像。
等汽車來了時，我告訴他：
“你絕對不能說話，中國話也不要說，不開口最好，若忘記了說出日本字來那是危險的。”
報紙上登載過法租界和英租界交界的地方，常常有小汽車被驗查。假若沒有人陪着他們，他們兩個差不多就和啞子一樣了。鹿地乾脆就不能開口。至於池田一聽就知道說的是日本的中國話。
那天晚上下着一點小雨，記得大概我是坐在他們兩個人之間，有兩小箱籠顛動在我們膝蓋的前邊。愛多亞路被指路燈所照，好像一條虹彩似的展開在我們的面前，柏油路被車輪所擦過的紋痕，在路警指管着的紅綠燈下，變成一條紅的，而後又變成一條綠的，我們都把眼睛看着這動亂交錯的前方。同時司機人前面那塊玻璃上有一根小棍來回地掃着那塊扇形的地盤。
車子到了同孚路口了，我告訴車子左轉，而後靠到馬路的右邊。
這座大樓本來是有電梯的，因爲司機人不在，等不及了，就從扶梯跑上去。我們三個人都提着東西，而又都跑得快，好像這一路沒有出險，多半是因爲這最末的一跑才做到的。
醫生在小客廳裏接待着鹿地夫婦：
“弄錯了啦，嗯！”
我所聽到的，這是什麼話呢？我看看鹿地，我看看池田，再看看胖醫生。
“醫生弄錯啦，他以爲是要來看病的人，所以隨時可來。”
“那麼房子呢？”
“房子他沒有。”池田擺一擺手。
我想這回可成問題了，我知道S家絕對不能再回去。找房子立刻是可能的嗎？而後我說到我家去可以嗎？
池田說：“你們家那白俄呀！”
醫生還不錯，穿了雨衣去替他們找房子去了。在這中間，非常恐慌。他說房子就在旁邊，可是他去了好多時候沒有回來。
“箱子裏邊有寫的文章啊！老醫生不是去通知捕房？”池田的眼睛好像梟鳥的眼睛那麼大。
過了半點鐘的樣子，醫生回來了，醫生又把我們送到那新房子。
走進去一看，就像個旅館，茶房非常多，說中國話的，說法國話的，說俄國話的，說英國話的。
剛一開戰，鹿地就說過要到國際上去宣傳，我看那時候，他可差不多去到國際上了。
這地方危險是危險的，怎麼辦呢？只得住下了。
中國茶房問：“先生住幾天呢？”
我說住一兩天，但是鹿地說：“不！不！”只說了半截就回去了，大概是日本話又來到嘴邊上。
池田有時說中國話，有時說英國話，茶房來了一個，去了，又來了一個。
鹿地靜靜地站在一邊。
大牀、大桌子、大沙發，棚頂垂着沉重的帶着鏈鎖的大燈頭。並且還有一個外室，好像陽臺一樣。
茶房都去了，鹿地仍舊站着，地心有一塊花地毯，他就站在地毯的邊上。
我告訴他不要說日本話，因爲隔壁的房子說不定住的是中國人。
“好好的休息吧！把被子攤在牀上，衣箱就不要動了，三兩天就要搬的。我把這情況通知別的朋友……”往下我還有話要說，中國茶房進來了，手裏端着一個大白銅盤子，上面站着兩個汽水瓶。我想這個五塊錢一天的旅館還給汽水喝！問那茶房，那茶房說是白開水，這開水怎樣衛生，怎樣經過過濾，怎樣多喝了不會生病。正在這時候，他卻來講衛生了。
向中國政府辦理證明書的人說，再有三五天大概就替他們領到，可是到第七天還沒有消息。他們在那房子裏邊，簡直和小鼠似的，地板或什麼東西有時格格地作響，至於講話的聲音，外邊絕對聽不到。
每次我去的時候，鹿地好像還是照舊的樣子，不然就是變了點，也究竟沒變了多少，喜歡講笑話。不知怎麼想起來的，他又說他怕女人：
“女人我害怕，別的我不怕……女人我最怕。”
“帝國主義你不怕？”我說。
“我不怕，我打死他。”
“日本警察捉你也不怕？”我和池田是站在一面的。
池田聽了也笑，我也笑，池田在這幾天的不安中也破例了。
“那麼你就不用這裏逃到那裏，讓日本警察捉去好啦！其實不對的，你還是最怕日本警察。我看女人並不絕頂的厲害，還是日本警察絕頂的厲害。”
我們都笑了，但是都沒有高聲。
最顯現在我面前的是他們兩個有點憔悴的顏面。
有一天下午，我陪着他們談了兩個多鐘頭，對於這一點點時間，他們是怎樣的感激呀！我臨走時說：
“明天有工夫，我早點來看你們，或者是上午。”
尤其是池田立刻說謝謝，並且立刻和我握握手。
第二天我又來遲了，池田不在房裏。鹿地一看到我，就從桌上摸到一塊白紙條。他搖一搖手而後他在紙條上寫着：
今天下午有巡捕在門外偷聽了，一下午英國巡捕(即印度巡捕)、中國巡捕，從一點鐘起停到五點鐘才走。
但最感動我的是他在紙條上出現着這樣的字：——今天我決心被捕。
“這被捕不被捕，怎能是你決心不決心的呢？”這話我不能對他說，因爲我知道他用的是日本文法。
我又問他打算怎樣呢？他說沒有辦法，池田去到S家裏。
那個時候經濟也沒有了，證明書還沒有消息。租界上日本有追捕日本或韓國人的自由。想要脫離租界，而又一步不能脫離。到中國地去，要被中國人誤認作間諜。
他們的生命，就像系在一根線上那麼脆弱。
那天晚上，我把他們的日記、文章和詩，包集起來帶着離開他們。我說：
“假使日本人把你們捉回去，說你們幫助中國，總是沒有證據的呀！”
我想我還是趕快走的好，把這些致命的東西快些帶開。
臨走時我和他握握手，我說不怕。至於怕不怕，下一秒鐘誰都沒有把握。但我是說了，就像說給站在狼洞裏邊的孩子一樣。
以後再去看他們，他們就搬了，我們也就離開上海。
1938年2月20日臨汾
(本篇署名蕭紅，首刊於1938年5月1日廣州《文藝陣地》第1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