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我走進那個房間的時候，和受辱的孩子似的偎上牀去，用袖口慢慢擦着臉。他——郎華，我的情人，那時候他還是我的情人，他問我：“你哭了嗎？”
“爲什麼哭呢？我擦的是汗呀，不是眼淚呀！”
不知是幾分鐘過後，我才發現這個房間是如此的白，棚頂是斜坡的棚頂，除了一張牀，地下有一張桌子，一張藤椅。離開牀沿用不到兩步可以摸到桌子和椅子。開門時，那更方便，一張門扇躺在牀上可以打開。住在這白色的小室，我好像住在幔帳中一般。我口渴，我說：“我應該喝一點水吧！”
他要爲我倒水時，他非常着慌，兩條眉毛好像要連接起來，在鼻子的上端扭動了好幾下：“怎樣喝呢？用什麼喝？”
桌子上除了一塊潔白的桌布，乾淨是連灰塵都不存在。
我有點昏迷，躺在牀上聽他和茶房在過道說了些時，又聽到門響，他來到牀邊。我想他一定舉着杯子在牀邊，卻不，他的手兩面卻分張着：
“用什麼喝？可以吧？用臉盆來喝吧！”
他去拿藤椅上放着才帶來的臉盆時，毛巾下面的刷牙缸被他發現，於是拿着刷牙缸走去。
旅館的過道是那樣寂靜，我聽他踏着地板來了。
正在喝着水，一隻手指抵在白牀單上，我用發顫的手指撫來撫去。他說：
“你躺下吧！太累了。”
我躺下也是用手指撫來撫去，牀單有突起的花紋，並且白得有些閃我的眼睛，心想：不錯的，自己正是沒有牀單。我心想的話他卻說出了！
“我想我們是要睡空牀板的，現在連枕頭都有。”說着，他拍打我枕在頭下的枕頭。
“咯咯——”有人打門，進來一個高大的俄國女茶房，身後又進來一箇中國茶房：
“也租鋪蓋嗎？”
“租的。”
“五角錢一天。”
“不租。”“不租。”我也說不租，郎華也說不租。
那女人動手去收拾：軟枕，牀單，就連桌布她也從桌子扯下去。牀單夾在她的腋下。一切都夾在她的腋下。一秒鐘，這潔白的小室跟隨她花色的包頭巾一同消失去。
我雖然是腿顫，雖然肚子餓得那樣空，我也要站起來，打開柳條箱去拿自己的被子。
小室被劫了一樣，牀上一張腫脹的草褥赤現在那裏，破木桌一些黑點和白圈顯露出來，大藤椅也好像跟着變了顏色。
晚飯以前，我們就在草褥上吻着抱着過的。
晚飯就在桌子上擺着，黑“列巴”和白鹽。
晚飯以後，事件就開始了：
開門進來三四個人，黑衣裳，掛着槍，掛着刀。進來先拿住郎華的兩臂，他正赤着胸膛在洗臉，兩手還是溼着。他們那些人，把箱子弄開，翻揚了一陣：
“旅館報告你帶槍，沒帶嗎？”那個掛刀的人問。隨後那人在牀下扒得了一個長紙卷，裏面卷的是一支劍。他打開，抖着劍柄的紅穗頭：
“你哪裏來的這個？”
停在門口那個去報告的俄國管事，揮着手，急得漲紅了臉。
警察要帶郎華到局子裏去。他也預備跟他們去，嘴裏不住地說：“爲什麼單獨用這種方式檢查我？妨礙我？”
最後警察溫和下來，他的兩臂被放開，可是他忘記了穿衣裳，他溼水的手也幹了。
原因日間那白俄來取房錢，一日兩元，一月六十元。我們只有五元錢。馬車錢來時去掉五角。那白俄說：
“你的房錢，給！”他好像知道我們沒有錢似的，他好像是很着忙，怕是我們跑走一樣。他拿到手中兩元票子又說：“六十元一月，明天給！”原來包租一月三十元，爲了松花江漲水纔有這樣的房價。如此，他搖手瞪眼地說：“你的明天搬走，你的明天走！”
郎華說：“不走，不走……”
“不走不行，我是經理。”
郎華從牀下取出劍來，指着白俄：
“你快給我走開，不然，我宰了你。”
他慌張着跑出去了，去報告警察，說我們帶着兇器，其實劍裹在紙裏，那人以爲是大槍，而不知是一支劍。
結果警察帶劍走了，他說：“日本憲兵若是發現你有劍，那你非吃虧不可，了不得的，說你是大刀會。我替你寄存一夜，明天你來取。”
警察走了以後，閉了燈，鎖上門，街燈的光亮從小窗口跑下來，悽悽淡淡的，我們睡了。在睡中不住想：警察是中國人，倒比日本憲兵強得多啊！
天明瞭，是第二天，從朋友處被逐出來是第二天了。
(本篇署名悄吟，創作於1935年3月至5月間，首刊於1936年7月1日上海《文季月刊》第1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