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一時倒想不出話來敷衍丈夫，她本不是納悶方纔丈夫不擁抱她的事，因爲這時她什麼都忘了。她的心事雖不能告訴丈夫，但是一問起來，她總得回答。她說：“不，我心裏喜歡極了，倒沒的可說，我非常喜歡你來接我。”



    “喜歡麼？那我更喜歡了。爲你，使我告了這三天的假，這是自我當教員以來第一次告假，第一次爲自己耽誤學生的功課。”



    “很抱歉，又很感激你爲我告的第一次假。”



    “你說的話簡直像外國人說中國話的氣味。不要緊的，我已經請一位同事去替我了，我把什麼事情都安排好了纔出來的，即如延禧的晚膳，我也沒有忽略了。”



    “哪一個延禧？”



    “你忘了麼？我不曾在信中向你說過我收養了一個孩子麼？他就是延禧。”



    追憶往事，妻子纔想起延禧是十幾年前夢鹿收養的一個孤兒。在往來的函件中，他只向妻子提過一兩次，怪不得她忘卻了。他們的通信很少，夢鹿幾乎是一年一封，信裏也不說家常，只說他在學校的工作。



    “是呀，我想起來了。你不是說他是什麼人帶來給你的麼？你在信中總沒有說得明白，我到現在還是不知道延禧到底是個什麼樣子，你是要當他做養子麼？”



    “不，我待遇他如侄兒一樣，因爲那送他來的人教我當他做侄兒。”



    “什麼意思，我不明白。”妻子注目看着他。



    “你當然不明白。”停一會，他接着說，“就是我自己也不明白，到現在我還不明白他的來歷咧。”



    “那麼，你從前是怎樣收他的？”



    “並沒有什麼原故。不過他父親既把他交給我，教我以侄兒的名分待遇他，我只得照辦罷了。我想這事的原委，我已寫信告訴你了，你怎麼健忘到這步田地？”



    “也許是忘記了。”



    “因爲他父親的功勞，我培養他，說來也很應當。你既然忘記，我當爲你重說一遍，省得明天相見時惹起你的錯愕。



    “你記得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麼？那時你還在不魯舍路，記得麼？在事前幾天，我忘了是二十五或二十六晚上，有一個人來敲我的門。我見了他，開口就和我說東洋話。他問我：‘預備好了沒有？’我當時不明白他的意思，只回問他我應當預備什麼？他像知道我是岡山的畢業生，對我說：‘我們一部分的人都已經來到了，怎麼你還裝呆？你是漢家子孫，能爲同胞出力的地方，應當盡力地幫助。’我說，我以爲若是事情來得太倉促，一定會失敗的。那人說：‘凡革命都是在倉促間成功的。如果有個全盤計劃，那就是政治行爲，不是革命行動了。’我說，我就不喜歡這種沒計劃的行動。他很憤怒地說：‘你怕死麼？’我隨即回答說，我有時怕，有時不怕，一個好漢自然知道怎樣‘捨生取義’，何必你來苦苦相勸？他沒言語就走了。一會兒他又回來，說：‘你是義人，我信得你不把大事泄露了。’我聽了，有一點氣，說：‘廢話少說，好好辦你的事去。若信不過我，可以立刻把我殺死。’



    “二十八晚上，那人抱了一個嬰孩來。他說那是他的兒子，要寄給我保養，當他做侄兒看待，等他的大事辦完，纔來領回去。我至終沒有問他的姓名，就讓他走了，我只認得他左邊的耳殼是沒有了的，二十九下午以後，過了三天，他的同志們被殺戮的，到現在都成黃花崗的烈士了。但他的屍首過了好幾天才從狀元橋一家米店的樓上被找出來。那地方本來離我們的家不遠，一聽見，我就趕緊去看他，我認得他。他像是中傷後從屋頂爬下來躲在那裏的。他那圍着白毛巾的右手裏還捏着一把手槍，可是子彈都沒有了。我對着屍首說，壯士，我當爲你看顧小侄兒。米店的人怕惹橫禍，揚說是店裏的夥伴，把他臂上的白毛巾除下，模模糊糊掩埋了。他雖不葬在黃花崗，但可算爲第七十三個烈士。



    “他的兒子是個很可造就的孩子。他到底姓什麼，誰也不知道。我又不配將我的姓給他，所以他在學校裏，人人只叫他做延禧。”



    這下午，足談了半天夢鹿所喜歡談的事。他的妻子只是聽着，並沒提出什麼材料來助談。晚間卓先生邀他們倆同去玩檯球。他在娛樂的事上本來就很缺乏知識和興趣，他教志能同卓先生去，自己在屋裏看他的書。



    第二天船入珠江了。卓先生在船上與他們兩人告辭便向西關去了。妻子和夢鹿下了船，同坐在一輛車裏。夢鹿問她那位卓先生來廣州幹什麼事？妻子只是含糊地回答。其實那卓先生也是負着一種革命的使命來的，他不願意把他的祕密說出來。不一會，來到家裏，孩子延禧在裏頭跳出來，現出很親切的樣子，夢鹿命他給嬸嬸鞠躬。妻子見了他，也很讚美他是個很好看的孩子。



    妻子進屋裏，第一件刺激她的，便是滿地的瓶子。她問：“你做了什麼買賣來麼？哪裏來的這些瓶子？”



    “哈哈！在西洋十幾年，連牛奶瓶子也不懂得？中國的牛奶瓶和外國的牛奶瓶豈是兩樣？”夢鹿笑了一回，接着說，“這些都是我們兩人用過的舊瓶子，你不懂麼？”



    妻子心裏自問：爲什麼喝牛奶連瓶子買回來？她看見滿屋的“瓶子傢俱”，不免自己也失笑了，她暗笑丈夫過的窮生活。她仰頭看四圍的壁上滿貼了大小不等的畫。孩子說：“這些都是叔叔自己畫的。”她看了，勉強對丈夫說：“很好的，你既然喜歡輪船、火車，我給你帶一個攝影器回來，有工夫可以到處去照，省得畫。”



    丈夫還沒回答，孩子便說：“這些畫得不好麼？他還用來賞學生們呢。我還得着他一張，是上月小考賞的。”他由抽屜拿出一張來，遞給志能看。丈夫在旁邊像很得意，得意他妻子沒有嫌他畫得不好，他說：“這些輪子不是很可愛很要緊的麼？我想我們各人都短了幾個輪子。若有了輪子，什麼事情都好辦了。”這也是他很常說的話。他在學校裏，賞給學生一兩張自己畫的輪船和火車，就像一個王者頒賜勳章給他的臣僚一般地鄭重。



    這樣簡單的生活，妻子自然過不慣。她把丈夫和小孩搬到芳草街。那裏離學校稍微遠一點，可是不像從前那麼逼仄了。芳草街的住宅本是志能的舊家，因爲她母親於前年去世，留下許多產業給他們兩夫婦。夢鹿不好高貴的生活，所以沒搬到岳母給她留下的房子去住。這次因爲妻子的相強，也就依從了。其實他應當早就搬到這裏來。這屋很大，夢鹿有時自己就在書房裏睡，客廳的後房就是孩子住，樓上是志能和老媽子住。



    夢鹿自從東洋回國以來，總沒有穿過洋服，連皮鞋也要等下雨時節才穿的。有一次妻子鼓勵他去做兩身時式的洋服，他反大發起議論，說中華民國政府定什麼“大禮服”“小禮服”的不對。用外國的“燕尾服”爲大禮服，簡直是自己藐視自己，因爲堂堂的古國，連章身的衣服也要跟隨別人，豈不太笑話了！不但如此，一切禮節都要跟隨別人，見面拉手，兵艦下水擲瓶子，用女孩子升旗之類，都是無意義地模仿人家的禮節。外人用武力來要土地，或經濟侵略，只是物質的被征服；若自己去採用別人的衣冠和禮儀，便是自己在精神上屈服了人家，這還成一個民族麼？話說歸根，當然中國人應當說中國話，吃中國飯，穿中國衣服。但妻子以爲文明是沒有國界的，在生活上有好的利便的事物，就得跟隨人家。她反問他：“你爲什麼又跟着外國人學剪髮？”他也就沒話可回答了。他只說：“是故惡乎佞者！你以爲穿外國衣服就是文明的表示麼？”他好辯論，幾乎每一談就辯起來。他至終爲要討妻子的喜歡，便到洋服店去定了一身衣服，又買了一雙黃皮鞋，一頂中摺氈帽。帽子既不入時，鞋子又小，衣服又穿得不舒服，倒不如他本來的藍布大褂自由。



    志能這位小姐實在不是一個主持中饋 的能手，連輕可的茶湯也弄得濃淡不適宜。志能的孃家姓陳，原是廣西人，在廣州落戶。她從小就與東野訂婚，訂婚後還當過他的學生。她母親是個老寡婦，只有她一個獨生女，家裏的資財很富裕，恐怕沒人承繼，因爲夢鹿的人品好，老太太早就有意將一切交付與他。夢鹿留學日本時，她便在一個法國天主教會的學堂唸書。到他畢業回國，才舉行婚禮，不久，她又到歐洲去。因爲從小就被嬌養慣，而且她又常在交際場上出頭面，家裏的事不得不僱人幫忙。



    她正在等着丈夫回來吃午飯，所有的都排列在膳堂的桌上，自己呆呆地只看着時計，孩子也急得了不得。門環響時，孩子趕着出去開門，果然是他回來了。妻子也迎出來，見他的面色有點不高興，知道他又受委屈了。她上下端詳地觀察丈夫的衣服、鞋、帽。



    “你不高興，是因你的鞋破了麼？”妻子問。



    “鞋破了麼？不。那是我自己割開的。因爲這雙鞋把我的腳趾擠得很痛，所以我把鞋頭的皮割開了。現在穿起來，很覺得舒服。”



    “咦，大哥，你真是有一點瘋氣！鞋子太窄，可以送到鞋匠那裏請他給你掙一下；再不然，也可以另買一雙，現在弄得把襪子都露出來，像個什麼樣子？”



    “好妻子，就是你一個人第一次說我是瘋子。你怎麼不會想鞋子豈是永遠不破的？就是拿到鞋匠那裏，難保他不給掙裂了。早晚是破，我又何必費許多工夫？我自己帶着腳去配鞋子，還配錯了，可怨誰來？所以無論如何，我得自己穿上。至於另買的話，那筆款項還沒上我的預算哪。”其實他的預算也和別人的兩樣，因爲他用自己的錢從沒記在賬本上。但他有一樣好處，就是經理別人的或公共的款項，絲毫也不苟且。



    孩子對於他的不樂另有一番想象。他發言道：“我知道了，今天是教員會，莫不是叔叔又和黃先生辯論了？”



    “我何嘗爲辯論而生氣？”他回過臉去向着妻子，“我只不高興校長忽然在教員會裏，提起要給我加薪俸。我每月一百塊錢本自夠用了，他說我什麼辦事認真，什麼教導有方，所以要給我長薪水。然而這兩件事是我的本務，何必再加四十元錢來獎勵我？你說這校長豈不是太看不起我麼？”說着把他腳下的破而新的皮鞋脫下，換了一雙布鞋，然後同妻子到飯廳去。



    他坐下對妻子說：“一個人所得的薪水，無論做的是什麼事，應當量他的需要給纔對。若是他得了他所需的，他就該盡其所能去做，不該再有什麼獎勵。用金錢獎勵人是最下等的，想不到校長會用這方法來待遇我！”



    妻子說：“不受就罷了，值得生那無益的氣。我們有的是錢，正不必靠着那些束脩。此後一百塊定是不夠你用的，因爲此地離學校遠了，風雨時節總得費些車錢。我看你從前的生活，所得的除書籍伙食以外，別的一點也不整置，弄得衣、帽、鞋、襪，一塌糊塗，自然這些應當都是妻子管的。好吧，以後你的薪水可以儘量用，其餘需要的，我可以爲你預備。”



    丈夫用很驚異的眼睛望着她，回答說：“又來了，又來了！我說過一百塊錢準夠我和延禧的費用。既然辭掉學校給我加的，難道回頭來領受你的‘補助費’不成？連你也看不起我了！”他帶着氣瞧了妻子一眼，拿起飯碗來狠狠地扒飯，扒得筷與碗相觸的聲音非常響亮。



    妻子失笑了，說：“得啦，不要生氣啦，我們不‘共產’就是了。你常要發你的共產議論，自己卻沒有絲毫地實行過，連你我的財產也要弄得界限分明，你簡直是個個人主義者。”



    “我決不是個人主義者，因爲我要人幫助，也想幫助別人，這世間若有真正的個人主義者是不成的。人怎能自滿到不求於人，又怎能自傲到不容人求？但那是兩樣的。你知道若是一個丈夫用自己的錢以外還要依賴他的妻子，別人要怎樣評論他？你每用什麼‘共產’‘無政府’來激我，是的，我信無政府主義，然而我不能在這時候與你共產或與一切的人共產。我是在預備的時候呢，現在人們的毛病就是預備的工夫既然短少，而又急於實行，那還成麼？”他把碗放下，拿着一雙筷子指東揮西，好像拿教鞭在講壇上一樣。因爲他妻子自回來以後，常把歐戰時的經濟狀況，大戰後俄國的情形，和社會黨共產黨的情形告訴他，所以一提起，他又興奮地繼續他的演說：“我請問你，一件事情要知道它的好處容易，還是想法子把它做好了容易？誰不知道最近的許多社會政治的理想的好處呢？然而，要實現它豈是暴動所能成事？要知道私產和官吏是因爲制度上的錯誤而成的一種思想習慣，一般人既習非成是，最好的是能使他們因理啓悟，去非歸是。我們生在現時，應當做這樣的工夫，爲將來的人預備……”



    妻子要把他的怒氣移轉了，教他不要想加薪的事，故意截着話流，說：



    “知就要行，還預備什麼？”



    “很好聽！”他用筷子指着妻子說，“爲什麼要預備？說來倒很平常。凡事不預備而行的，雖得暫時成功，終要歸於失敗。縱使你一個人在這世界內能實行你的主張，你的力量還是有限，終不能敵過以非爲是的羣衆。所以你第一步的預備，便是號召同志，使人起信，是不是？”



    “是很有理。”妻子這樣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