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碗居前的露店每天坐滿了車伕和小販。尤其在早晚和晌午三個時辰，連窗戶外也沒有一個空座。紹慈也不知到哪裏去。他注意個個往來的人，可是人都不注意他。在窗戶底下，他喝着豆粥抽着煙，眼睛不住地看着往來的行人，好像在偵察什麼案情一樣。



    他原是武清的警察，因爲辦事認真，局長把他薦到這城來試當一名便衣警察。看他清秀的臉龐，合度的身材，和聽他溫雅的言辭，就知道他過去的身世。有人說他是世家子弟，因爲某種事故流落在北方，不得已纔去當警察。站崗的生活，他已度過八九年，在這期間，把他本來的面目改變了不少。便衣警察是他的新任務，對於應做的偵察事情自然都要學習。



    大碗居里頭靠近窗戶的座，與外頭紹慈所佔的只隔一片紙窗。那裏對坐着男女二人，一面吃，一面談，幾乎忘記了他們在什麼地方。因爲街道上沒有什麼新鮮的事情，紹慈就轉過來偷聽窗戶裏頭的談話。他聽見那男子說：“世雄簡直沒當你是人。你原先爲什麼跟他在一起？”那女子說：“說來話長。我們是舊式婚姻，你不知道麼？”他說：“我一向不知道你們的事，只聽世雄說他見過你一件男子所送的東西，知道你曾有過愛人，但你始終沒說出是誰。”



    這談話引起了紹慈的注意。從那二位的聲音聽來，他覺得像是在什麼地方曾經認識的人。他從紙上的小玻璃往裏偷看一下。原來那男子是離武清不遠一個小鎮的大悲院的住持契默和尚。那女子卻是縣立小學的教員。契默穿的是平常的藍布長袍，頭上沒戴什麼，雖露光頭，卻也顯不出是個出家人的模樣。大概他一進城便當還俗吧。那女教員頭上梳着琶琶頭，灰布袍子，雖不入時，倒還優雅。紹慈在縣城當差的時候常見着她，知道她的名字叫陳邦秀。她也常見紹慈在街上站崗，但沒有打過交涉，也不知道他的名字。



    紹慈含着菸捲，聽他們說下去。只聽邦秀接着說：“不錯，我是藏着些男子所給的東西，不過他不是我的愛人。”她說時，微嘆了一下。契默還往下問。她說：“那人已經不在了。他是我小時候的朋友，不，寧可說是我的恩人。今天已經講開，我索性就把原委告訴你。



    “我原是一個孤女，原籍廣東，哪一縣可記不清了。在我七歲那年，被我的伯父賣給一個人家。女主人是個鴉片鬼，她睡的時候要我捶腿搔背，醒時又要我打煙泡，做點心，一不如意便是一頓毒打。那樣的生活過了三四年。我在那家，既不曉得尋死，也不能夠求生，真是痛苦極了。有一天，她又把我虐待到不堪的地步，幸虧前院同居有位方少爺，乘着她鴉片吸足在牀上沉睡的時候，把我帶到他老師陳老師那裏。我們一直就到輪船上，因爲那時陳老師正要上京當小京官，陳老師本來知道我的來歷，任從方少爺怎樣請求，他總覺得不妥當，不敢應許我跟着他走。幸而船上敲了鑼，送客的人都紛紛下船，方少爺忙把一個小包遞給我，雜在人叢中下了船。陳老師不得已才把我留在船上，說到香港再打電報教人來帶我回去。一到香港就接到方家來電請陳老師收留我。



    “陳老師、陳師母和我三個人到北京不久，就接到方老爺來信說加倍賠了人家的錢，還把我的身契寄了來。我感激到萬分，很盡心地伺候他們。他們倆年紀很大，還沒子女，覺得我很不錯，就把我的身契燒掉，認我做女兒。我進了幾年學堂，在家又有人教導，所以學業進步得很快。可惜我高小還沒畢業，武昌就起了革命。我們全家匆匆出京，回到廣東，知道那位方老爺在高州當知縣，因爲辦事公正，當地的劣紳地痞很恨惡他。在革命風潮膨脹時，他們便樹起反正旗，藉着撲殺滿洲奴的名義，把方老爺當牛待遇，用繩穿着他的鼻子，身上掛着貪官污吏的罪狀，領着一家大小，遊遍滿城的街市，然後把他們害死。”



    紹慈聽到這裏，眼眶一紅，不覺淚珠亂滴。他一向是很心慈，每聽見或看見可憐的事情，常要掉淚。他盡力約束他的情感，還鎮定地聽下去。



    契默像沒理會那慘事，還接下去問：“那方少爺也被害了麼？”



    “他多半是死了。等到革命風潮稍微平定，我義父和我便去訪尋方家人的遺體，但都已被毀滅掉，只得折回省城。方少爺原先給我那包東西是幾件他穿過的衣服，預備給我在道上穿的。還有一個小繡花筆袋，帶着兩支鉛筆。因爲我小時看見鉛筆每覺得很新鮮，所以他送給我玩。衣服我已穿破了，惟獨那筆袋和鉛筆還留着，那就是世雄所疑惑的‘愛人贈品’。



    “我們住在廣州，義父沒事情做，義母在民國三年去世了。我那時在師範學校唸書。義父因爲我已近成年，他自己也漸次老弱，急要給我擇婿。我當時雖不願意，只爲厚恩在身，不便說出一個‘不’字。由於輾轉的介紹，世雄便成爲我的未婚夫。那時他在陸軍學校，還沒有現在這樣荒唐，故此也沒覺得他的可惡。在師範學校的末一年，我義父也去世了。那時我感到人海茫茫，舉目無親，所以在畢業禮行過以後，隨着便行婚禮。”



    “你們在初時一定過得很美滿了。”



    “不過很短很短的時期，以後就越來越不成了。我對於他，他對於我，都是半斤八兩，一樣地互相敷衍。”



    “那還成麼？天天挨着這樣虛僞的生活。”



    “他在軍隊裏，蠻性越發發展，有三言兩語不對勁，甚至動手動腳，打踢辱罵，無所不至。若不是因爲還有更重大的事業沒辦完的原故，好幾次我真想要了結了我自己的生命。幸而他常在軍隊裏，回家的時候不多。但他一回家，我便知道又是打敗仗逃回來了。他一向沒打勝仗：打惠州，做了逃兵；打韶州，做了逃兵；打南雄，又做了逃兵。他是臨財無不得、臨功無不居、臨陣無不逃的武人。後來，人都知道他的伎倆，軍官當不了，在家閒住着好些時候。那時我在黨裏已有些地位，他央求我介紹他，又很誠懇地要求同志們派他來做現在的事情。”



    “看來他是一個投機家，對於現在的事業也未見得能忠實地做下去。 ”



    “可不是麼？只怪同志們都受他欺騙，把這麼重要的一個機關交在他手裏。我越來越覺得他靠不住，時常曉以大義。所以大吵大鬧的戲劇，一個月得演好幾回。”



    那和尚沉吟了一會，才說：“我這才明白。可是你們倆不和，對於我們事業的前途，難免不會發生障礙。”



    她說：“請你放心，他那一方面，我不敢保。我呢？私情是私情，公事是公事，決不像他那麼不負責任。”



    紹慈聽到這裏，好像感觸了什麼，不知不覺間就站了起來。他本坐在長板凳的一頭，那一頭是另一個人坐着。站起來的時候，他忘記告訴那人預防着，猛然把那人摔倒在地上。他手拿着的茶杯也摔碎了，滿頭面都澆溼了。紹慈忙把那人扶起，賠了過失，張羅了一刻工夫。等到事情辦清以後，在大碗居里頭談話的那兩人，已不知去向。



    他雖然很着急，卻也無可奈何，仍舊坐下，從口袋裏取出那本用了二十多年的小冊子，寫了好些字在上頭。他那本小冊子實在不能叫做日記，只能叫做大事記。因爲他有時距離好幾個月，也不寫一個字在上頭，有時一寫就是好幾頁。



    在繁劇的公務中，紹慈又度過四五個星期的生活。他總沒忘掉那天在大碗居所聽見的事情，立定主意要去偵察一下。



    那天一清早他便提着一個小包袱，向着沙鍋門那條路走。他走到三里河，正遇着一羣羊堵住去路，不由得站在一邊等着。羊羣過去了一會，來了一個人，抱着一隻小羊羔，一面跑，一面罵前頭趕羊的夥計走得太快。紹慈想着那小羊羔必定是在道上新產生下來的。它的弱小可憐的聲音打動他的惻隱之心，便上前問那人賣不賣，那人因爲他給的價很高，也就賣給他，但告訴他沒哺過乳的小東西是養不活的，最好是宰來吃。紹慈說他有主意，抱着小羊羔，僱着一輛洋車拉他到大街上，買了一個奶瓶，一個熱水壺，和一匣代乳粉。他在車上，心裏回憶幼年時代與所認識的那個女孩子玩着一對小兔，他曾說過小羊更好玩。假如現在能夠見着她，一同和小羊羔玩，那就快活極了。他很開心，走過好幾條街，小羊羔不斷地在懷裏叫。經過一家飯館，他進去找一個座坐下，要了一壺開水，把乳粉和好，慢慢地餵它。他自己也覺得有一點餓，便要了幾張餅。他正在等着，隨手取了一張前幾天的報紙來看。在一個不重要的篇幅上，登載着女教員陳邦秀被捕，同黨的領袖在逃的新聞，匆忙地吃了東西，他便出城去了。



    他到城外，僱了一匹牲口，把包袱背在背上，兩手抱着小羊羔，急急地走，在驢鳴犬吠中經過許多村落。他心裏一會驚疑陳邦秀所犯的案，那在逃的領袖到底是誰；一會又想起早間在城門洞所見那羣羊被一隻老羊領導着到一條死路去：一會又回憶他的幼年生活。他聽人說過沙漠裏的狼羣出來獵食的時候，常有一隻體力超羣、經驗豐富的老狼領導着。爲求食的原故，經驗少和體力弱的羣狼自然得跟着它。可見在生活中都是依賴的份子，隨着一兩個領袖在那裏瞎跑，幸則生，不幸則死，生死多是不自立不自知的。狼的領袖是帶着羣狼去搶掠；羊的領袖是領着羣羊去送死。大概現在世間的領袖，總不能出乎這兩種以外吧！



    不知不覺又到一條村外，紹慈下驢，進入柿子園裏。村道上那匹白騾昂着頭，好像望着那在長空變幻的薄雲，籬邊那隻黃狗閉着眼睛，好像品味着那在蔓草中哀鳴的小蟲，樹上的柿子映着晚霞，顯得格外燦爛。紹慈的叫驢自在地向那草原上去找它的糧食。他自己卻是一手抱着小羊羔，一手拿着乳瓶，在樹下坐着慢慢地喂。等到人畜的睏乏都減輕了，他再騎上牲口離開那地方，頃刻間又走了十幾里路。那時夕陽還披在山頭，地上的人影卻長得比無常鬼更爲可怕。



    走到離縣城還有幾十裏的那個小鎮，天已黑了，紹慈於是到他每常歇腳的大悲院去。大悲院原是鎮外一所私廟，不過好些年沒有和尚。到二三年前纔有一位外來的和尚契默來做住持，那和尚的來歷很不清楚，戒牒上寫的是泉州開元寺，但他很不像是到過那城的人，紹慈原先不知道其中的情形，到早晨看見陳邦秀被捕的新聞，才懷疑契默也是個黨人。契默認識很多官廳的人員，紹慈也是其中之一，不過比較別人往來得親密一點。這大概是因爲紹慈的知識很好，契默與他談得很相投，很希望引他爲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