抬煤班收工，前面的一群人摘下口罩，穿着破工作服，有说有笑地回休息室。十九岁的严有方落落寡欢地拎着两个抬煤的破筐走在后面。从队部门口经过，鲜艳的红纸告示贴在落满煤粉的黑黢黢的墙上，特别显眼，蝌蚪一样的爬进了她的眼睑：好消息，我矿举办先进人物报告会，我厂厂长张根发的先进事迹材料由团支部书记贾俊楠撰写完毕，希望我公司有演讲才能的员工发挥自己的特长，到矿区循环汇报张根发厂长的先进事迹，为我公司争光。有演讲意愿的人员及时跟厂团支部书记贾俊楠联系。看到这个告示后，蝌蚪变成了青蛙，在她的肚子里咕咕叫唤，一点一点地往外拱，拱得她像喝多了酒，脚下飘乎乎的，飘进了休息更衣室。

　　半年前，跟许多矿上的子弟一样，初中毕业的严有方被分配到了这个叫北坎的煤场成为了抬煤工人。

　　这个煤场为什么叫北坎，严有方不知道。在方圆两公里的作业面，像爆发的战争场面一样，浓烟滚滚的。先是从西德进口的电机车拉着几十节自翻斗车厢，每节车厢承载着六十吨煤炭，沿着铁轨一路吼叫着气势轩昂地开过来，停住，一节一节在掌子面侧翻，乌黑油亮的煤炭水一样哗哗地流下来。接着，赶着马车、驴车送分煤车老板子挺进。支起个筛子，把筛子漏下的沫煤留下，块煤装上马车、驴车送到北部职工家里，每月每户3分煤，这是矿上职工的福利。剩下的沫煤由一帮像严有方这样的抬煤工人把石头挑出去，装在筐里，抬到道对面，再有铲车攒堆，装在东风牌汽车上，拉出去，送到煤倒子需要的地方。

　　这是一份让严有方厌烦透顶的工作，不论年龄多大，都要全副武装穿上挂着满是煤沫子的工作服，带上风帽、风镜、口罩，穿上黄胶鞋。在机车新翻的掌子面前，占住自己的窝，用钩子、铁锹、筛子和手，把煤里的矸石、沫煤分开，分别装在筐里，抬到三十米外的煤道口。

　　上班第一天，严有方细细嫩嫩的小手就磨了几个大泡，姐姐严有法帮助她用针把泡挑破了，揭下来一层皮，里面淌出了一股黏黏腻腻的脓水。第二天，手一粘锹把，光滑的锹把好像刺猬一样扎进伤口，疼痛从掌心传到心里，鲜血洇出来，与手套黏在一起，严有方咧咧嘴，眼里噙满了泪水。严有法告诉她，这个时候不能歇，必须咬着牙挺下来，要不，昨天的罪还得遭一遍。脱了几层皮，掌心结了厚厚的一层茧子，像砂纸一样粗糙了，有点刀枪不入的意思了，怎么摩挲也不感觉疼了。入冬，东北风像一把小刀，在她的手背则割开了一条条龟裂的口子，像地图上标记的河流、道路一样，百转千折曲曲弯弯的，每一条“河流”都会伴随疼痛在她的心里埋下深深的印痕。而狼烟四起的北风刮起的沫煤则通过她的呼吸落在了她的心口，使那里沉淀了一层厚厚的黢黑的阴影，压住了她青春的激情、冲动、梦想。她的心情像冬日的煤场的空气，乌蒙蒙灰突突的，见不着个亮。

　　严有方也想过辞职，她想到市场给人家打工卖服装。话一说出口，老妈王桂花先是叮叮咣咣地歇斯底里而后噼里啪啦梨花带雨，拉着她的手说：“你不能没个号头啊？没正经工作到老了退休咋整啊？没个正经工作处对象咋整啊？没正经工作将来靠啥呀？没正经工作……”老妈一连气说了十多个没正经工作的弊端，似乎辞了职了就是衣不遮体食不甘味居无定所就是世界末日，严有方到倒不怕老妈的那一连串的诉之以理的恐吓，怕的是她的眼泪。记得小时候开家长会，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说老妈长得年轻漂亮，她们姐俩的漂亮随她母亲。一家四口，老爸负责挣钱养家老妈貌美如花加上拉扯两个漂亮聪明的女儿，一家虽不富足但也其乐融融。

　　可这一切，在她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发生了改变，父亲在一起事故中工亡，母亲接了父亲的班，到矿上成了一名拣煤女工。往日漂亮细腻温柔的妈妈变成了絮叨、粗糙、抱怨、邋遢的怨妇。稍不如意，剌剌巴巴的手就落在她们身上，之后，便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谩骂抱怨和诉苦。姐俩身体身体的疼痛还没散去，耳朵还要承受老妈两三个小时的蹂躏。在无数个黑夜，严有方怀念从前的日子，怀念那个体贴柔顺的妈妈，可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严有方叹息，在彪悍怨妇与贤妻良母良母之间，只有一个男人的距离。母亲没有男人的生活一团糟， 姐姐有男人的生活更是糟一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