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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無曆日。”這是一句古話，然而我在山中卻把歷日記得很清楚。我向來不記日記，但在山上卻有一本日記，每日都有二三行的東西寫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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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圓的紅的光和綠的光向我的身上撲來，待傾斜着軀體躲避時，才陡地想到行爲的可笑，因爲是正安適地倚坐在車上層的近窗座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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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您說說……我幹了五年……哪一天我不是早到晚歸？……不能辭了我……公司的事又不是不好……就是，就是您給我減點薪我也得幹——”這一個月裏，幾乎每天他都要這樣地說着，有時候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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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之兄：六月前接到你寄給我的《新青年》，直到今天才能寫信說聲“多謝”，也就荒唐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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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黃昏，我攜着我底孩子逃了出來。孩子非常慌張，他還沒有他底力量；至於我，我卻太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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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是沉重的，江面如同掛起了一層純白的罩紗，夜航的小船掛着紅燈，在白色的霧裏時隱時現，好像是失眠的人勉強地睜開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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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文人是要考科任官的，他們不能和娼優隸卒成爲伍。讀書人不勞動，勞動人爲苦力人，所以我國讀書人不肯打掃自己房間，俯下去揩一揩地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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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爲事實之母”，這句話好像是很合於真理的，尤其是因爲很耳熟的一句成語，我們往往不假思索地把它認爲確切不變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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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春被關在城外了。只有時候，從野外吹來的風，使你嗅到一點春的氣息，很細微，很新鮮，很溫暖，並且很有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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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也是有主人的。對於有些人這是世紀末；對於另外一些人這也許是世紀初——黃金時代的開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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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之草原集之三）我在這條街上住了三年了。每到夜深時，便有小販們的包子、燒餅之叫賣聲，打破了黑暗沉寂的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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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這兩個字真是掛在我們嘴邊兒上的。我們說，“你這個主意很好。”“你這篇文章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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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條狗在我底房間繞着圈兒旋走。它們發出不安靜的吠聲，有如哀哭。它們戰慄地繞着我，咬着我底衣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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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一位朋友興興頭頭的走來。我剛剛站起來讓座，他早狂笑着道：“好機會，今天又無意的聽了一回街頭講演！”原來我們成都可不像從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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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午餐剛畢，便有人叫道：“快來看火山，看火山！”我們知道是經過意大利了，經過那風景秀麗的意大利了；來不及把最後的一口咖啡喝完，便飛快的跑上了甲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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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隻羸弱的馬拖着幾千斤的輜重車，走上了險峻的山坡，一步步的往上爬，要往後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實在不能勝任了。我在負責政治領導的時期，就是這樣的一種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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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中華民國十有八年有二月，北京大學31週年紀念刊將出版，同學們要我做篇文章湊湊趣，可巧這幾天我的文章正是鬧着“擠兌”（平時答應人家的文章，現在不約而同的來催交卷），實在有些對付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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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佛的臉最近世的中國人所幹出的事，已經很少不是故意在惹人發笑的了，比如袁世凱，要做皇帝就做皇帝好了，爲什麼要幹着那瞞不着人的選舉？又比如張宗昌到底是什麼東西，他也講起禮義廉恥，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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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山書店老闆交給我一本《浙江文化研究》，叫我要寫一段東西，開出來一看，曼殊歿後已經二十六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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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聽一位雲南朋友潘孟琳兄談及，雲南有一種挑販，挑着兩個竹簍子，口頭叫着：“賣東西呵！”這種挑販全是紹興人，挑裏面的東西全是紹興東西；顧主一部分自然是紹興旅滇同鄉，一部分卻是本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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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漁好像有着過高的喜愛，幼小時爲了自己在河邊捉到一尾兩尾小魚弄溼了衣衫鞋襪爲母親責打的事時時有過；可是把小凳搬在門前，坐在那裏，遠望着漁船的捉捕卻被允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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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的今日，在世界上，尤其是在中國境內，顯然有兩種相反的現象表現出來：一是悲哀的，一是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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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一句不怕奇矯的話，就要說如果懂一點病理學，就不想討論中國文壇了，此刻講幾句或許文壇人不喜聽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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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族革命的偉大斗士魯迅先生，不幸於十月十九日早晨五點二十五分去世了。本社（按指生活星期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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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縣是一片平原，境內連土堆般的小山也沒有，就有也只是幾個小山般的土堆。河流大小雖有幾條，毛病卻在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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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條山，正是槐花的季節。巨大的樹幹下飛舞着乳白色的小花，使得嫩綠的矮樹叢連鮮豔的紅實都爲之減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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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那些自由思想者！掛了黃布袋去朝山，瘦弱的老婦、嬌嫩的少女、誠樸的村農，一個個都虔誠的一步一換的，甚至於一步一拜的，登上了山；口裏不息的念着佛，見蒲團就跪下去磕頭，見佛便點香點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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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搜求明代雕版畫已十餘年。初僅留意小說戲曲的插圖，後更推及於畫譜及他書之有插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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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印度卡瑪拉姊妹的表演後作假如有什麼好書使你讀了一次之後，還想再讀兩次三次的話，有什麼風光明媚的山畔水涯，使你到過一次之後，還想再去兩次三次的話，那麼，那些好書或那些風景區的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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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火的喜愛幾乎也成爲自己的癖好，雖然時常爲父母警誡着，說那是最無情的之一呵，會把什麼都毀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