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我們成都可不像從前了。我回家的幾個月中，覺得凡“五四”運動以後，無論書上口頭所提倡的新文化事業，雖未全體在我們這九里三分的古城中實現，但是因努力之後，而實現出來的卻也不少。
我們只拿講演一項來說。
聰明有爲而又好急功的少年們說道：“我們中國的政治社會其所以糟到這步田地，都是由於人民毫無知識，全不瞭解他們自己的責任所致。我們且不必說大者遠者，如張勳叛國時，北京市民居然高懸其黃龍旗，其後段祺瑞入京，黃龍旗又變成五色旗了。這種無知識的盲從舉動，十足表現出無教育的奴隸根性來。
“即以目前近事而論，要改良市政，當然得先從市街入手，你看成都市街，如此的湫隘，如此的污穢，還配說是西南大省的省會嗎？然而人民不但苟且偷安，毫無把它改良的意思，如今何幸有我們的大帥提倡於上，只不過叫大家把房子拆讓出幾尺來，再出幾文修街費，並不勞他們一點兒神，委任許多有學問的人們來代他們經營，這是何等好的事！在別省人民馨香頂禮求之不得的，他們竟敢於口出怨言，說什麼‘兵災連年，金融枯竭，驟然興革，等於擾民’的屁話；還有一般假充讀書明理的人，尤其可惡！他們首先不懂得市政爲何物，並且不懂得改造社會爲何事，又不曾研究過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卻偏要妄發議論，說‘省會非商埠可比，交通不便，人民經濟力等於死水，城內街道再整頓，也無益於民生。’
“這番話，從表面上看來，似乎很有道理，其實全無根據，只好算是惑衆的妖言，就在文明社會中，也得拿去砍頭示衆的。總而言之，人民是難與圖始的；其所以難與圖始者，就因爲教育不普及，大家泥於守舊，略無新鮮腦筋的原故。
“不過說到教育，又有研究之處了。從當代各國新教育家、新社會學家等的學說看來，學校教育，固於講壇式，往往和現代人生不生關係；假若由實用上着眼，學校教育確乎不及在學校外的講演有力。並且講演可以不拘地域，不拘形式，又沒有編輯抄寫印刷之勞，而經費復少花得多。我們相信，假若講演收了效，成都的市政，自是輕而易舉，就是共和基礎敢說也要格外堅固些……”
因有上面這段議論，於是乎那位講新文化的大帥對於這講演一事遂也特別注意，特別提倡。好在他手底下的新人物比我家檐階底下的螞蟻還多，他只須吩咐一聲做“什麼”，差不多立時立刻這“什麼”就似是而非的興辦起來。大帥本是萬事皆通的外行，只須面子上做得好看，倒也不管裏子如何，只是點頭說“對呀！對呀！”而大家便也得意忘形的恭頌新文化成功。
所以不到兩個禮拜，各式各樣的講演團體都如雨後春筍般紛紛成立了。本地報紙上天天俱有這項消息披露：宣言啦，簡章啦，講演題目啦，講演場的盛況啦，各偉人的講演詞啦……許許多多的偉人，在他們未偉之前，我或許同他們碰過頭，可憐他們那時連三句尋常應酬話，尚須紅着臉咭咭吶吶的半天才說得出口的，並且除卻吃喝睡覺以外，頂多只能哼哼木刻的唱本的，現在都聰明得了不得，都有了經天緯地的大學問，都把新名詞背得上口。不過他們到底是不求甚解的人們，往往標出一個頂大頂好聽的題目，開口一說，初聽起來還像話，後來就不像得很了。這也不能再執“《春秋》責備賢者之義”來批評他們的不對，須知道“我老子姓張，你也姓張，我老子與你聯了宗罷”的祝文，又何嘗不算是張獻忠先生的妙文哩！
偏偏我那朋友不明白這種道理，每每聽了講演之後，總要求全責備的到處向人嘲笑！有時高興起來，還要做戲般把那講演家的聲音態度，淋漓盡致的摹仿一會。比如：這一天，他笑飽之後，就跳起來，站在我書案上指手畫腳的喊道：“你們都應該平心靜氣想一想，沒有我們的大帥，你們見得着新文化的面嗎？……所以我敢說沒有大帥，就沒有新文化！就沒有市政！就沒有一切！……你們都應該誠心誠意的服從、贊助大帥！來來來，我們大喊三聲——大帥萬歲！”
我那朋友年紀比我小几歲，他以爲這樣的講演就有趣了，其實他何嘗聽見過真正有趣味的講演！這天因爲他怎的一胡鬧，倒把我腦海裏的一波掀了起來：
在前八年的光景，春夏之交，我不知爲着什麼事情，須出南門到青羊場去走一次。
青羊場在道士發源地的青羊宮前面，雖是距南門城洞有三四里，其實站在西南隅城牆上，就望得見青羊宮和它間壁二仙庵中的峨峨殿宇，以及青羊場上鱗鱗的屋瓦。場街只一條，人家並不多，除二、五、八場期外，平常真清靜極了。
我去的那天，固然正逢趕場之期，但已在午後，大部分的鄉人都散歸了。只不過一般賣雜糧的尚在街的兩側擺了許多籮筐；布店、鞋店、洋貨店等還開着門在交易；鐵匠店的砧聲錘聲打得一片響；賣零碎飲食的沿街大叫。頂熱鬧的是茶鋪和酒館。
鄉人們散處田間，又不在農隙之際，彼此會面談天，商量事情，只有借趕場的機會。所以場上的茶館，就是他們敘親情、聯友誼，講生意、傳播新聞的總彙。鄉人們都不慣於文雅，態度是很粗魯的，舉動是很直率的，他們談話時都有一種特別的語調：副詞同感嘆詞格外多，並且喜歡用反覆的語句和俗諺以及歇後語等，而每一句話的前頭和後頭又慣於裝飾一種詈詞。這詈詞不必與本文相合，也不必是用來詈人或詈自己；詈詞的意思本都極其穢褻，稍爲講究一點的人，定嘆爲“縉紳先生難言之”的，（其實縉紳先生之慣用詞，也並不下於鄉人們，不但家門以內常聞之，就是應酬場中也成了慣用語。）然而用久了，本意全失，竟自成爲一種通常的輔語。鄉人們因爲在田野間遙呼遠應的久了，聲帶早經練得很寬，耳膜也已練得很厚，縱是對面說話，也定然嘶聲大喊，同在五里以外相語的一般。因此，每家茶館裏的鬧聲，簡直比傍晚時鬧林的烏鴉還來得利害。
鄉人們不比城內人，尋樂的機會不多，也只有在趕場時，把東西賣了，算一算，還不會蝕本，於是將應需的買得後，便相約到酒館中去，量着荷包喝幾盅燒酒。下酒物或許有點鹹肉、醃雞，普通只是花生、胡豆、豆腐乾。喝不上三盅，連頸項皮都泛出紫色。這時節，談談天氣，或是預測今年的收成如何；詞寬的，慨嘆一會今不如古，但是心裏總很快活，把平日什麼辛苦都忘記得乾乾淨淨的。
我那天也在茶館裏喝了一會茶，心裏極想同他們談談，不過總難於深入，除了最平常的話外，稍爲談深一點，我的話中不知不覺，總要帶上幾個並不新奇的專名詞。只見他們張着大眼，哆着大口，就彷彿我們小時候聽老師按本宣科講“譬如北辰，衆星拱之”一段天文似的。我知道不對，只好掉過來問他們的話，可還是一樣，他們說深一點，我也要不免張眼哆口，不知所云了。
及至我出了茶館，向場口上走來。因街上早已大爲清靜了，遠遠的就看見青羊宮山門之外，聚有十來個鄉下人，還有好幾個小孩子，都仰面對着中間一個站在方桌上的斯文人。那斯文人穿着藍竹布衫，上罩舊的青緞馬褂，鼻上架着眼鏡，頭上戴的是黃色草帽，他手上執着一疊紙，嘴皮一張一翕，似乎在講演什麼東西。我被好奇心驅使着，不由就趲行上前，走到臨近，方察覺這斯文人原來是很近視的，而且是很斯文的。他的聲音很小，口腔是保寧一帶的人。川北口音本不算難聽，不過我相信叫這般老住鄉下的人們來聽，卻不見得很容易。
此刻他正馬着面孔，極其老實的，把手上的紙拿在鼻頭上磨了磨，把眼一閉，念道：“蟋蟀……害蟲！……有損於農作物之害蟲也！……軀小……”他盡這樣唸了下去，使我恍如從前在中學校上動物課，聽教習給我們念課本時一樣。
我倒懂得他所念的，但我仔細把聽衆們一看，只見他們都呆呆的大張着口仍把這斯文人瞪着，似乎他們的耳神經都失了作用，專靠那張大口來吞他的話一樣。小孩子們比較活動一點，有時彼此相向一笑，或許他們也懂了。
約摸五分鐘，那斯文人已把一疊紙唸完，拿去折起插在衣袋裏，這纔打着他那社會中的通常用語道：“今天講的是害蟲類，你們若能留心把這些害蟲捕捉或撲滅乾淨，農作物自然就會免受損失的。但是，蟲類中也還有益蟲，下一次我再來講罷！”
說完，他就跳下方桌去，於是我纔看清楚他背後山門上還掛有一幅布招牌，寫着“通俗講演所派出員講演處”。
聽講演的鄉人們也散了，走時，有幾個人竟彼此問道：“這先生說的聖諭，你懂得麼？”
“你罵他做舅子的才懂！他滿口蟲呀蟲的，怕不是那賣臭蟲藥的走方郎中嗎？”
那一霎時的情節，我歷歷在目，所以我說照這樣的講演，才真正有趣啦！
一九二五年四月脫稿
（原載1925年10月3日《醒獅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