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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晨七时,听见起床钟,在床中转动一下,跳起,穿衣服。这种宿舍没有洗面间,取出一小管的用剩牙膏,用剪刀剪开,把内容拆出,今天用光后,再没有牙膏用了,坐下来写一封信给广州罗宗洛,他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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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岁,还不晓得祖父是属于太平天国而外祖母属于大清帝国少宰之家庭。身体的遗传有红绿色神的异常和轻度鱼鳞症,祖母以为我诞生在冬至前后,被脚炉烘干皮肤之故,色神的异常是后来大学生的时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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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秋天多雨,街上看见卖菊花者,就出十元买两盆,放在书室后把它忘去了。一个半天,天晴了一刻,看见一半青天,再看见有些菊花,忽地想着葬一个伟人,因为葬他之日,天晴而又菊花香,我不能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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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现在的文学是否应该大众化大众的文学要从大众产生的,大众是劳苦大众而不是白相大众,可是劳苦大众不识字,又没有工夫弄文学,因此革命文学家要想把文学送进大众而在努力,这便是二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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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同青年接近得多一点了,感觉到我国的封建的遗残还很厉害,且一面有帝国主义的历年的压迫,因此他们对于思想及人物之有名或新生者有恐怖的受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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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前期的“大众化问题”大众文艺要在找大众。这岂不是看了题目做文章。原来大众是在找自己的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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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听说是指佛教之僧侣团的。后来日本人把几种有闲通俗小说题名为大众小说,不过,我们用不着去把它清算,我们晓得大众乃无产阶级内的大多数人便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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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写这篇东西?今天犹然存在于人们口中和地图上的东门、西门、南门、北门乃至唤作新西门的通惠门,唤作新东门的武成门,唤作新南门的复兴门,只是“实”已亡了,而这些“名”,说不定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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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都城也有别号一人一名。这是近几年来,因了编制户籍,尤其因了在财货方面的行为,便于法律处理,才用法令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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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题目所标,应该先谈衣,而后才是食,才是住,才是行。但为了暂时躲懒——不!不是躲懒,而是怕热,乃取了一点巧,将一部分陈稿子翻出来加以修改,提前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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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渝随笔到重庆,第一使成都人惊异的,倒不是山高水险,也不是爬坡上坎,而是一般人的动态,何以会那么急遽?所以,成都人常常批评重庆人,只一句话:“翘屁股蚂蚁似的,着着急急地跑来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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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中华民国十三年秋,小可看了一场西洋镜之后,叶落归根,依然精赤条条跑回这九里三分的成都来时,在前六年与几个朋友共同办理的《川报》,还未被杨督理子惠先生封闭,仍一天两大张的在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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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常喜说一个故事:二十年前有位新到法国的中国学生,住在巴黎近郊某“市镇”,一天,骑了一辆脚踏车在宽阔平坦的人行道上行驰,遇着一个警察把他拦住,指手画脚说了好一会,而这位中国仁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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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我吗?说老实话!我在你们贵国的四川省住了三十年了。哈哈!说不定比你们的岁数还要多些哩!如其我把衣服换过:照你们一样,穿一件蓝洋布长衫,套一件青呢马褂,再加上一双薄底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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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是中国西南部一个古城。还在三千多年前的部落时代,已有相当高的文化。那时部落号为蚕丛氏,国名叫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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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壬寅春节是我国在连续三年大灾害之后,决可转入一个上好年景的年头。为了表达我至诚祝愿,因拟一副春联,安排过春节时,贴在我菱窠的木板门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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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热是真热。即以着笔之今日而言,在上午八点钟,平常家用之寒暑表上,水银已上升到八十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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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谓武力民众化杨森先生别无它长,就是喜欢闹点矛盾笑话,一发言,一动作,无一不是新新《笑林广记》上的资料,比如去年乘机溜到宜昌去时,同一天竟会发出两封电报,向武昌说是“恭就军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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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的今日,在世界上,尤其是在中国境内,显然有两种相反的现象表现出来:一是悲哀的,一是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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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佛的脸最近世的中国人所干出的事,已经很少不是故意在惹人发笑的了,比如袁世凯,要做皇帝就做皇帝好了,为什么要干着那瞒不着人的选举?又比如张宗昌到底是什么东西,他也讲起礼义廉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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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一位朋友兴兴头头的走来。我刚刚站起来让座,他早狂笑着道:“好机会,今天又无意的听了一回街头讲演!”原来我们成都可不像从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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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容易的过去了。今天是民国九年一月四日,新年的最新的星期日,却正是我们《星期日》周报第二十六期《新年增刊号》发行的时候,又是我们《星期日》在这新年里与诸公第一次的新见面,谨祝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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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过鸭绿江,踏上朝鲜的土地,登时就感觉到所有古今中外诅咒战争残酷的文字,在平时读起来尚有酸辛味道的,在此刻,简直不够味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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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讲的成都的一条街,便是现在成都市人民委员会大门外的人民南路。(按照前市人民政府公布过的正式街名,应该是人民路南段,但一般人偏要省去一字,叫它人民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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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除却天边月,莫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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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江西东乡县,是清光绪三十年的三月,离开此地,是光绪三十二年二月,恰满两年。彼时我正在童年,父亲在江西作了一员小官,到东乡县,是为了一件小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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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据父老之言,再据典籍所载,号称西部大都会的成都,实实从张献忠老爹把它残破毁灭之后,隔了数十年,到有清康熙时代,把它缩小重建以来,虽然二百多年,并不是怎么一个太平年成;光是四川,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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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当中国共产党代表十二人在上海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建党时节,我正由法国阿尔卑斯山中一个小城的一所公立中学,迁到山下一个相当有名的大城格罗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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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九年,即民国八年的“五四”运动时,我在《川报》当编辑。这报,是民国七年由被查封的《群报》改组,在民国十三年十一月被杨森无理封闭后,便死硬了!从《群报》时代起,一直到“五四”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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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流刘豫波先生与英国萧伯纳同年,都是九十一岁有零的老人。我们从报纸杂志上,偶尔得到关于萧伯纳的记载,又从朋辈口中,偶尔听到关于刘先生的传说,使我们深深感到这两位中外有名的老人,在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