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朋友因而证明法国警察是受过教育，故能近人情如此。
同时另一位在英国住过的朋友，便说：此乃法人的民族性，与警察受过教育与否无关。如此二事发生在英国，则英国警察之处理，便无二致，结果，两位仁兄也受同一的处罚。其理由必是：不管你初来也罢，久住也罢，你们既来英国，你们就该入国问禁，而英国的法律也绝不能在本国人与外国人之间发生歧异。
由此故事，便足说明英国人的法律精神，譬如一个红头阿三在一般英国绅士的眼中，似乎不见得有好高的地位，自然更说不上权力，但是只要绅士们同意，将这位阿三命之为交通警察，告诉了他的职务，将他派立在十字街口，哪怕就是什么勋爵亲王，乃至国君，只要不乘坐礼舆、救火车，如是他的汽车驰到十字口，恰遇阿三的两臂举了起来，他只好静静停下来，五分钟，或十分钟，等到阿三的手臂放下，或掉了方向，他才能开行。无论公事再忙，私事再紧，他也绝不能无恐的冲过去。所以我们可以说：英国人的法治以及守法精神，是彻头彻尾地从立法者、从最有权威的贵人们守起的。
将就比喻转到我们中国，将红头阿三改为我们炎黄同胞来试一试看。我想，立法者和权贵们必先存一个念头，要是我不冲过去，则在众人跟前，必不能表现我的与众不同的身份了。或者是，警察么，那不过是我用来管众人的，我怎能也低头下气和众人拉平来听他的指挥？或者是，我立的法，是为众人而设的，我何能“自弊”呢？
纵令立法者或权贵们无此念头，而平日耳濡目染的司机先生，能让他老板失却这个面子吗？司机先生替老板抓回了面子，老板能大怒斥之，以为不然吗？只要这么一来，交通警察之手臂失效，于是秩序紊乱，直撞乱走，警察要管，警察就得挨打；警察不管，警察就得挨骂。有心人便只好叹息中国人无法治精神；代言人只好解释中国人是中了五千年专制政体之毒，不解何谓法律内之自由；而政治家只好一面加紧调训警察，一面发起守法运动，呼吁平民守法！
你们会以为我上面所谈，太过火了。但是我有证据，再举出两桩我亲眼看见的事来说一说：其一，成都少城公园的大门，原本没有门槛的，而后来何以会有了几步挨拢阶梯的门槛呢？原因是自有公园以来，虽未经过市民大会，或是什么立法机关明文规定：不许车马轿子通过——其实在外国的许多公园是准许通过的——但是“舆马不入园”的牌子，业已在公园门口挂过十多年，已经成为共守的一条规律了。可是距今数转去将及二十年的某一清晨，我却亲眼看见彼时一位团长，乘着五人换着抬的三人大轿，恰巧巍轩轩的一直抬入公园，而一位愿意守法的平民，则挺而大呼说：“太没规没矩了！”于是团长的勤务兵便拉出手枪，气势汹汹的来找这位主持正义的人，口头说：“非打死这个爱管闲事的杂种不可！”团长哩，也立刻下了轿，横着眼睛说：“谁管得着我！”并且当着众人——也有我在内——派骂了一顿，骂那主持正义者为“布尔什维克”，为目无长上的禽兽。但是，我告诉你们：这位团长在发迹的五年前，还是一位初中学生，虽然笔下不怎么亨通，却也附和着写过新文化一类的东西哩！大约自此以后，那块“舆马不入园”的牌子便有几分失效。后来包车盛行，于是门槛因才代替了木牌。
其二……其二呢？我想不必再举例了罢！因为我眼中所看见的这种只是设出种种条例来管人，来干涉人，来妨碍或限制众人天赋的自由，而自己专门犯法干禁，却能名利双收的大人先生们，实在太多了。这般人，我们只是从他所发布、所执行的禁令和暂行什么条例上，从反面来着想，他在干什么？那断不会错的。比如，他在雷厉风行的不准人吃鸦片烟，他本人一定是一副大瘾；比如，他在极力提倡节约而讲廉洁，他本人的饮食起居，一定很考校，用钱如水，而钱之来源，一定是报不出账的。
如其我说的不大错，则大家便大可证实“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句古话，实是我们的本位文化的结晶，而今并未丝毫改变。那吗，我们被呼吁为“守法的平民”，应该翻过来对那般非平民呼吁：第一，要求他们守法；第二，要求他们的自由应该在法律范围以内；第三，要求他们不要专凭自己的喜恶或方便、不方便，来要我们全都装傻子，做什么永远不是那么回事的什么运动！
原载1944年7月4日《华西日报·华西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