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佛的脸
最近世的中国人所干出的事,已经很少不是故意在惹人发笑的了,比如袁世凯,要做皇帝就做皇帝好了,为什么要干着那瞒不着人的选举?又比如张宗昌到底是什么东西,他也讲起礼义廉耻,中国之罗盘来?
再加上我们四川一般“蛾子”般暴发军人的举动,三十年后的青年,有时看到这页历史,真不知如何的难过!
我不管,我还要再说一个小故事:这就是嘉定大佛的脸。
嘉定的大佛是就山岩凿成的,正当导江、沫江与岷江相会之处。据书上说是唐开元中海通和尚凿的,高三百六十尺,顶围十丈,目广二丈,虽然以现用的裁尺去量,或许要小些,然而到底是一件大工程。书上又说:为楼十三层以覆之,名曰天宁阁,明末兵燹后被焚毁,由是这尊石佛便露坐了快三百年。
我十岁时曾由它足下走过一次,是下水;十六岁时又走过一次,是上水。那时看得最有趣的,就是大佛的脸。广二丈的目是很明显的,目上层生了一列野草,俨然就是长眉,两颐甚红,船老板说是还愿的人用土红涂刷成的,究不知道是不是,总而言之,天然的痕迹多,看起来总觉有趣。
不幸,前年十月重到嘉定,再见石佛,令我大骇一跳,石佛的头已没见了,不是没见,是在它的本来石脸之外,被人给它加了一个面套,它的本来面目,也如当今好多世俗人一样,藏了起来了。
据说这个面套,又是什么陈师长的功德,花了好几千块钱,费了很大的事,才把若干的石条用石灰给它敷上,外面又通用调了红色的石灰抹了一层,鼻子自然没有,而眼睛眉毛与口,也只好劳烦匠人先生的大笔。
我不但为之大骇,而且还为之思索了许久许久,一直想不出做这面套的用意,若谓之功德,实在亵渎了菩萨,若谓之美观,实在是恶化了风景。
而且,在前年,因杨森的炮火,曾把大佛面套的左眼打了一个窟窿,我以为从此可以被风雨把这讨厌的面套给它撕去了罢?不想今年正月再去看时,这窟窿却又补修好了,不知是什么善人的力量,据说也花了好些钱……
依我的鄙见,大家既肯花钱花来干这种不急之务,倒不如把再上去的东坡读书楼培修培修,此地风景既佳,也算名贤遗迹,一任军队残破之后,再也无人过问,更过几年,也是万景楼的后尘了。
然而,大家宁可去造大佛的丑面套,他们的趣味如此,怎么说理!
题壁
自从秦始皇在泰山勒石之后,凡中国到处的庙宇、客店的墙壁就遭了殃了。
诗曰:许久不见诗人面,不觉诗人丈二长;若非诗人长丈二,如何放屁上高墙!
又曰:如此放大屁,因何墙不倒?那边也有诗,所以抵住了。
不管是人屁是狗屁,到底还是诗。如今世风日下,我于由成都到嘉定的路上,一落客店,必先举烛以照墙壁,除了“张二、王三某日宿此”,或“东房的婆娘是……”外,惟有几首“身在路上心在家”一类的旧作,要找一二篇可以解颐的屁,实在不如在东大路客店中的方便。
在嘉定时,我以为此地既有山水之胜,题壁的东西必多,所以游凌云、游乌尤时,最注意的就是白粉壁墙。
粉墙上固然不干净,只是太退化,太令人失望:大抵都是土红白墨涂着“×占魁到此一游”;惟残破的东坡楼的楼梯边,或石碑上,倒还题了几首屁诗,可惜还不曾记下,而现在最记得的,只有一首,一字不改,照样的写在下面:
保国洋人威远军,不未(为)己事不未明(为名)。单(丹)心保国刀兵洞(动),保定江山得太平。
虽未署名,但细玩诗意,一定是个爱国军人,感慨时事的即兴之作,虽是别字连篇,可也不亚于吴佩孚的大作。
于此,吾又有慨焉,便是现在的文风衰颓,虽曾经礼部尚书章士钊极力提倡复古作文,然而“猫儿报”的首篇,总往往是段祺瑞的内感冒外感冒,足见武人不但能乱国,而且还是文章魁首,即以嘉定名胜处的题壁而论,好几首可传之作,也大都出于武人之手。这大概是气运如此,即题壁之风不盛,我想也绝不由于玉皇阁之一篇告示。玉皇阁建于龙泓寺半山上,贴了一篇告示,亦复“可爱”,照录于后:
玉皇神像庙宇,现以(已)培修光华,凡各界诸公有游览者,必须保护,方为获福也。后有无知者再来毁坏门壁,乱写乱涂等弊,被人拿获交与住持、善士,却(绝)不姑宽!
名实两致的钱钞
予生也晚,尚未赶上用咸丰、同治大当十钱的盛世。直到辛亥以后,才尝了一点军用票折合的滋味。
军用票的罪恶太大,当它盛行时,凡人所喜欢的硬洋钱大都被它赶出市面,赶到粮户们的地窖里去藏着;虽以胡都督之淫威,终不能把它的身份抬来与硬洋钱一样,从此以后,大家才一听见政府有发行纸币的消息,遂想起了军用票的故事……
弄得好几个人都因打算发钞票,失了民间的信仰,自然而然的吃了“倒下”的大亏。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于是后来作恶的人便新翻花样,晓得你们不爱纸,而爱硬货,因就从硬货上作弊:货还是硬的,不过货面的价值越大,货的本身却越薄越小,越是不堪赏鉴。
况乎,作弊是公许的,今非昔比,坐轿的人照例是抬轿的弱,既然你可以无法无天的作弊,我又有何不可!况且,我的力量比你大,于是造币厂、铜元局就乡村化了起来。
不过,民间也自然有一种调剂的方法:这方法就是行市。你们的手足做得快,我们的方法也来得密,因此,一块洋钱在十六年前换一千文的,就被涨到八千以上!表面上是涨,骨子里却还跌了价。其故,就在货币的真价值上,十六年前的一千文,实实在在有一千杖小铜钱的价值,于今的八千几,实在只当了八百多枚的小铜钱,加以物产价值的增高,愈使货币的价值低落,作恶的人所得几何?徒然把平衡的生活程度弄参差了。
现在,各地有各地的币制,比如成都,大抵以鹅眼钱两枚作现市币价十枚,大青铜钱一枚又抵鹅眼钱两枚。至于嘉定比较更为复杂,除上述通行的两种制度外,还有把原有当五十的青铜元,作为当七十,把原有当二十的青铜元作为当三十。但这两种铜元是限于青铜而系双旗花纹比较粗劣的,若夫像以前紫铜而系龙纹的当十当二十两种铜元,价值又不相同。总之,民间的折合都有一种不成文法的公约,且都合于经济学的原理,有心人都应该随时记载下来,备作将来的史料的。
说到史料,我又想起了,像这样的拆合法,也是“古已有之”的。似乎是六朝时的梁武帝罢,曾重铸一种五铢钱,当时很通行,后来罢去铜钱,改铸铁钱,于是情形一变。也如现在四川的光景一样:造币厂、铜元局都乡村化了,不过那时名之私铸。私铸一多,那折合的办法就应运而生,在初,一百枚铁钱值铜钱七十枚,其后跌到值铜钱三十五枚。
我想,再照现在的办法干下去,一定可以弄到一枚大青铜钱值现行币五十文或一百文的。那吗,青羊宫席棚下的一碗茶,势非卖到二千文不可,而随手买花生十枚,也得要费去二三百文,欷欤盛哉,斯真可谓说大话用小钱矣!
(原载1927年3月《新川报副刊》二二三至二二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