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写这篇东西？

　　今天犹然存在于人们口中和地图上的东门、西门、南门、北门乃至唤作新西门的通惠门，唤作新东门的武成门，唤作新南门的复兴门，只是“实”已亡了，而这些“名”，说不定还会“存”将下去，若干年后，也一定会像今天的西顺城街、东城根街，人们虽然日夜由之而所，却想不出它为什么会得有这样一个名称。（东城根街因为成街日子较浅，说得出它由于满城城墙根的缘故，准定还有不少的人。但能说出西顺城街它所顺的乃是旧皇城的东边夹城的人，恐怕就不多了。原因是，这道夹坝建筑得很早，在五代的后蜀时代，毀得也不迟，在清朝康熙初年。志书不载，传说也未说到它，能够明其原委的人，当然不多。）万一再如交子街之误写成椒子街，叠弯巷之讹呼为蝶窝巷，那么，即使翻遍图籍，还是会莫名其所以出的。（东门外的椒子街，其实就是五代时候前后蜀国在那里制造交子的地方。交子，即当时行之民间的信用钞票，后来叫会子，更后才名钞。因为这名字久已不用，人们感到偏僻，因而才致误了。但是也有不偏僻而致误的，如内姜街，本是明朝蜀王旁支封为内江王的王府所在，设若一直呼为内江王府街，也如岳府街一样，岂不一目了然？就由于省掉一个王字，又少掉一个府字，人们当然怀疑内江是一个县名呀，怎会取为成都的街名？想不通，就简直给它一个不能理解的名字，倒还快爽！叠弯巷，本因这巷几弯几曲，名以形之，非常明白。但是清朝宣统二年成都傅樵村撰《成都通览》，却舍去叠弯本音，以为雅，而写为叠弯的谐音蝶窝，自以为雅，其实是雅得费解，不客气的说，便是不通了！）

　　再说，成都之有城墙，固然山水久远，设若从秦国张仪、张若于公元前三一〇年破土建筑算起，到今一九五九年，实实在在它有二千二百六十年历史，不过在这漫长岁月中，说它一成不变，例如东晋时候王羲之与益州刺史周抚的帖子说：“往在都，见诸葛颙，曾具问蜀中事，云，成都城门屋楼观，皆是秦时司马错所修。令人远想慨然！具未，为广异闻。”这已是诸葛颙的不经之谈，而今天若还有怀疑我们所拆除的，硬是秦城，那简直是故意抹杀历史。其实成都城，在这漫长岁月中，它随着时间的代谢，人民的增减，不第有时繁荣，有时又凄凉，还时而分，时而合，时而扩大，时而缩小，它的变化是多端的。

　　就是为了把它的陈迹弄清，才蓦然功念，抽出时间，将就十年前没有写完的一本东西，改头换面，剥皮刮骨，重新写出这样一篇比较浅显的东西。由于时间不够，未能访问故老，也未能多翻书本，只是伏处一室，凭记得的东西东抄一段，西写一段，凑合不起时，再由自己的理想去推一推。

　　好在我的这篇东西，并非作为地方志之类在看，而只是想在人们的文化生活上，略加几笔色彩，说到底，只算一种民间传说的有次序的记录罢了。

　　听说四川文史研究馆有些老先生，正集体从事要写一部《成都城坊考》。那才是正经记载，以我这篇四不像的东西比之，直小巫之见大巫，惭愧呀惭愧！

一、且先说一说古蜀国

　　要叙说秦国灭蜀之后，在成都建筑城墙，是不该把古蜀国的史迹和成都平原情形，略说一个概呢？他人意见如何，不得而知，我的意见，却觉得这样倒好。

　　但是讲到古蜀国，首先感到困难的是文献不足证，其次是史家作史，时代观念为什么会那么糊涂！

　　川西平原，近年来出土了不少古物。考古学家考来，有一些古物年代都很久远。远到什么时候？据说，总不在商周两朝之下。此说苟信，则李白的诗“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迩来四万八千岁，始与秦塞通人烟。”倒还不一定是浪漫主义的说法，而东晋蜀人常璩所作的最为有名的地方史书《华阳国志》，反而大可研讨了。

　　问题的关键，即在于蚕丛这个名号，与蜀国之“蜀”这个字。

　　《说文》解释蜀字，说是葵中蚕，并引《诗经·豳风》“蜎蜎者蜀”一句，来证实这个蜎曲的虫便是蚕。古代同物异名的例子很多，同物而移状略异，因而异名的例子更不少。吃桑叶而吐丝的虫，唤作蚕，吃冬苋菜叶（按：葵即今天一般人所呼的冬苋菜。）而吐丝的虫，唤作蜀。依照古人的办法，今天吃柞叶而丝的虫，吃蓖麻叶而吐丝的虫，都该各给一个专名才对。然而我们今人却更精灵了，只把蚕所吃的东西的名字，作为一个形容词，加在蚕字头上，岂不一听，即可使他人分辨出是哪类蚕，何必再创一些专名，等后人去作种种解释？

　　或者是最初唤作蜀，后来改唤成了蚕，或者是最初只有蜀，后来转化成了蚕。不管是虫的变化，名的变化，总之把这种虫吐的糸，何而为丝，可以线为帛，可以衣被人，使人穿着起来，不但感到比披兽皮强，就比穿着粗毛织成的毳，细毛织成的褐，也轻暖得多，舒服得多，这于人类的生活，是多么了不起的一桩事！发现这种虫的民族，或者能够利用这种业的民族，大家为了标志它的特点，于是遂给了它一个蚕丛氏的名号，这是可以理解的。上古发明火的民族，我们不是称之为燧人氏吗？发明驯兽的民族，我们不是称之为伏羲氏吗？

　　因此，我们就不能不同意李白的说法，即是把蚕丛氏说成是古蜀国的开创酋长，而把历年推上到四万八千年，比史称始制衣裳、垂拱而治的轩辕黄帝老得多。同时也打破了两种无稽之谈：第一种，说什么蚕丝是黄帝之妃缧祖发明的；第二种，说什么蜀国长君都是黄帝子孙。

　　关于第二种，作偏于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上说：黄帝第二个儿子昌意，降居若水，娶蜀山氏之女，生的儿子继承黄帝，是为帝颛顼，帝颛的庶支，封于蜀，世为侯伯。常璩作《华阳国志》，他不敢突破司马迁所画的圈圈，又不能把口口相传的这些古代民族英雄蚕丛、鱼凫，丢了不说，那吗，怎么来排列这一世系呢？常璩为了两全其美，他只好编造了一篇糊涂账来蒙骗我们后人。现在我们有了诗人李白的启示，有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发展规律的哲学概念，我们敢于来清理这篇糊涂账，使古蜀国的本真重现于我们眼前，但是话说在前，我并非研究历史的人，所据的资料有限，而且寻常得很，账算错了，请批评指正！

　　让我把《华阳国志》的《巴志》摘抄一段如下，“《洛书》曰，人皇始出，继地皇之后，兄弟九人，分理九州为九囿。……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其君上世未闻。五帝以来，黄帝高阳之支庶，世为侯伯。”

　　再把《蜀志》节抄几段，“蜀之为国，肇于人皇。……至皇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唐、虞、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有周之世，限以秦巴，虽奉王职，不得与春秋盟会君长，莫同书轨。周失纲纪，罚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主祠。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原，字悦之，纳为妃。移治郫邑。……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开明位号曰丛帝。丛帝生卢帝，卢帝攻秦，至雍。生保子帝。帝攻青衣，雄长獠燹。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开明王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

　　其下，夹叙了几大段极有趣的、有关五丁力士的神话，以及因何而开劈石牛道，因何而与秦国交通、交恶的故事，因与世系无多大关联，故略而不抄。兹只抄最后一段如下：“周慎王五年，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五牛道伐蜀。蜀王自于葭萌（按：即今之昭纪地方。）拒之败绩；王遁走至式阳，（按：今新津县地方。）为秦军所害。……开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冬，十月，蜀平。”

　　这真是一笔糊涂账！

　　按照《华阳国志》说，蜀侯蚕丛在周失纲纪时始称王。周失纲纪，应当指的是东周之初。我们姑且把它移前一点，移到周幽王五年，宠爱褒妲，王子宜臼出奔申国算起罢。按周幽王五年，为公元前七七七年。《华阳国志》又说，杜宇于七国称王时方称帝，号曰望帝。按七国称王，在周显王十三年到四十七年之间，即是说在公元前三五六年至三二二年的三十四年之间，现在我们暂把杜宇称帝之时，老实朝后挪在公元前三二二年看一看，由此而上溯至蚕丛称王，算来才四百五十五年。四百五十五年，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上，是多么短暂一段时间！而谓一个民族，一下子便能从山岭区域，移入平陵地带，一下子便能从畜牧渔猎时代，进化到农田水利时代。这未免太不合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了罢？

　　上面所提出的，已是一篇糊涂账了，按下去，还有两笔更糊涂的账哩。

　　我们查看《华阳国志》与《史记·六国年表》，记载张仪等灭蜀，都是周慎王五年的事。按周慎王五年，为公元前三一六年。由这一年，上溯至杜宇称帝之年，假若依照我们极力朝后挪的公元前三二二年，仅仅为六十年头，这短得实在不像话。但是，即令把杜宇称帝，颠转来尽量朝上挪，挪到七国称王之初，即公元前三五六年，又如何呢？那也不过在六年之上，增加三十四年而已。即是说在非常之短的四十年间，被秦国所灭的蜀国世系，不但包括了一个杜宇，包括了开明十二世，而且开明二世卢帝，还带起人马，向秦国进攻过一次，还攻到秦国的都城雍。这岂不是睁起眼睛说瞎话！

　　我们再查一查《史记·秦本纪》《十二诸侯年表》和《六国年表》，知道秦在东周立国时，它的都城起初在郿，继而徙居平阳。其后把都城迁移了三处。这中间，还特别提出蜀人与秦的几次关系。为了减少语言的啰唆，兹特按照史记的两个表，加入公元前的年数。列一简表如下。

周釐王五年　　　　秦德公元年　　　　　公元前六七七年　　徙都雍

周元王二年　　　　秦厉共公二年　　　　公元前四七四年　　蜀人来赂

周定王十八年　　　秦厉共公二十六年　　公元前四五一年　　左庶长城南郑

周定王二十八年　　秦躁公二年　　　　　公元前四四一年　　南郑反

周安王十五年　　　齐惠公十三年　　　　公元前三八七年　　伐蜀取南郑

周安王十九年　　　秦献公二年　　　　　公元前三八三年　　徙都栎阳

周显王十九年　　　秦孝公十二年　　　　公元前三五〇年　　徙都咸阳

周显王三十二年　　秦惠文王元年　　　　公元前三三七年　　楚韩赵蜀来朝

周慎王五年　　　　秦惠文王二十二年　　公元前三一六年　　伐蜀灭之

　　这下，我们细细地算一算看。依据上表，从秦国徙都雍，到蜀人来送礼，历年为二百零三年；从蜀人送礼，到左庶长修筑南郑城墙，历年只有二十三年。按南郑，是汉中平原的首城，在杜宇末一代属于蜀。（说见后）公元前四七四年，秦国特派一名大官（按：左庶长等于其后秦始皇时的丞相，秦国执政大官。）来建筑南郑城墙，显而易见，秦国由蜀人手上把这地方夺去，认为是个紧要去处，故才筑城据守。证以其后“南郑反”，“伐蜀取南郑”，可见从公元前四五一年到三八七年，这六十四年中，秦蜀是交兵频频。但是秦蜀这时节交兵，似乎只限于汉中平原，是秦兵越秦岭而北，并非蜀兵越秦岭而南。因此，把开明二世卢布攻秦至雍，放在这时候，不唯形势不许可，而时间也不对头。设若我们把卢帝攻秦至雍，移到公元前六七七年以后不久，而在公元前四七四年秦蜀复邦交之前，那吗，形势能许可，因为这时，秦是秦岭之北的一个小国，蜀却已经强大，正在向北向南扩张，（向北扩张，是开明二世卢帝攻秦，至雍。向南扩张，是开明三世保子帝攻青衣，雄长獠、僰。据我推想起来，侵犯邛笮，建立邛都，在邛发现盐井、火井，使邛成为蜀国南疆重镇，又成为财富之区，也就在保子帝向南扩张不久以后的事情。新津的保子山，正是保子帝由之而南的遗迹。）以时间来计算，也才符合，因为由秦徙都雍，到秦灭蜀国，一共历年三百六十一年。三百六十一年，来当开明十二世，（从第二世到十二世。）虽然觉得多一点，但也不过多二三十年，于情于理，都还说得下去。

　　这样看来，开明二世之攻秦至雍，既然在公元前六七七年之后不久，那吗，还早于卢帝两代的杜宇，又何能在三百二十多年之后才称帝。才移治郫邑，才教民务农，才遭到水灾，让位于开明一世呢？这真是笑话说的先生儿子后生妈了！

　　此之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因此，我们对于《华阳国志》一书，就不能不有所取，有所舍了。

　　设若我们把蚕丛称王于周失纲纪之时，杜宇称帝于七国和王之会，这两处特别提到时代的地方舍去，设若我们再能打破史家所设的圈圈，不相信蜀国君长都是黄帝子孙，那，我们看得出《华阳国志》到底是一部有价值的地方史，它所收集的古蜀国许多故事，基本上是与李白诗意相符合的。

　　首先，常璩说蚕丛氏的眼睛，不与其他民族的眼睛一样。其他民族的眼睛是横起生的，而蚕丛氏的眼睛，则是直立生的。人类的眼睛还没听说有直立生在额脑上的（封神榜、西游记上所说的那些神仙怪物的眼睛，全不作数）。可是欧洲人种学者却说过，高加索人种的眼角上挂，看起来好像有点直。我们看古人画的人物，和古墓掘出的土俑，眼睛确实都有点挂。这说明古蜀国蚕丛氏这一族人，眼睛长得特别向上挂，倒是它的一种特征。若说蜀侯蚕丛，就因为眼睛是直立着生的，才称了王，那却难以理解。

　　其次，常璩说鱼凫王“田于湔山”，虽然他之特提此句，而将重点放在“忽得仙道”上，好像说“蜀人思之，为立祠”，是由于他之得仙道。但是我们却不能这样理解，我们以为鱼凫时代，在湔山狩猎，（田字古义，即狩猎，即打猎意思。）是反映这个民族从蚕丛时代所居处的岷山山岭，渐渐在向南方较低之处移动的路程。古代所谓湔山，即今松潘、平武一带高原地方当然处于岷山之南。那时，岷江是条大水，而际于高原脚下，说不定还有正在干涸（由于向低处下泻。）的内海。鱼凫这个称号，说明与水为缘。因为这时代，这个民族能在高原和山岭上打猎，也在水滨海边捕鱼。打猎要猎具，捕鱼也要渔具。鱼凫氏由于生活需要，发明了渔具，这是它的特点，犹之蚕丛氏之发明合糸成丝，组丝为帛一样，都是了不起的事情。所以后人既称之为鱼凫氏，还思之不置，修起庙宇来祭祀之。

　　鱼凫之后，不知经过若干年，由于环境的变化，生活随之而转化，这个民族渐渐从以渔猎为主要生活手段，进化到以稼穑为主要生活手段。所以常璩一叙述到杜宇，简直就把他说得像北方传说歌咏中的后稷。后稷教民以稼穑，杜宇教民力田务农，先只汶山之外川西平原的一角，后来竟然化及全川，成为农田之神，称为杜主。（解放之前，川西许多县份内还有不少的土主祠，有人以为是土地祠，其实就是杜主一音之转。）

　　《华阳国志》叙说杜宇氏时代民族更南移，甚至从山区移入平原之迹，尤为显然。不过它的缺点是，第一，把杜宇氏的时代说得太为晚近，（在七国称王前后。）第二，把杜宇氏的年历说得太为短促，（前后不过了几十年。）尤其第三，把整个民族的转移变化，若干代杜宇氏的不灭功绩，都说成是一个自然人的行为，而且将其庸俗化，简单化了。比如它说：“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好像这一民族之向岷江下游丘陵地区、平原地区地区转移，并不是为了更重要的生存，而仅止是这个风流倜傥的君主之为了追逐一个爱人，而且这个爱人还不是本民族的一个女性，而是现在宜宾县地方的一个游女。更可致疑的是，大梁、少梁，都是北方的国名，宜宾县的朱提，那时一定还是蛮荒，文化比蜀为低，如何使出了这个以国为姓的梁氏呢？这且不说。设若我们把“移治郫邑”，连上下文读，那便更为不妙了。好像杜宇这个好色贤君（以他的大成绩而言，实在便称之为昏君。）他之移治鄙邑，并非为了便于已经大量移入平原，从事稼穑人民的安处，而仅以为了他的兴趣，为了接近于老婆的娘家，这岂非庸俗化，简单化而何？

　　因此，我们的理解是：鱼凫时代，这个民族方由岷山山区逐渐南移到松潘，平武高原，已经滨于水际，与水为缘。而杜宇时代，这个民族更向南移，初步移到岷江下游的江源，（按，古之江源，即今之茂县、汶川、彭县、灌县一带，亦即古之汶山地方。）再而大凡移入平原。以稼穑耕耘为主要生活手段。因为那时，内海更加干涸，接近丘陵地区，首先成为平陵，郫县地方比成都高，比成都燥，所以到最后，这个民族才聚居到成都之西的郫县来。

　　我这里说的最后，也是相当古的。以时测之，大约也在商周时候，说不定就在禹导岷江，东别为沱之后不太久。

　　总而言之，古蜀国到杜宇时代，从山岳移入平陵，从渔猎转为稼穑，历年很长，历世久远，定居之后，渐渐就移成一个有文化的古国，比起蚕丛、鱼凫，时代较为晚近，流传的事迹，也比较多了一些，所以《华阳国志》叙述到杜宇时代，篇幅稍长。而尤可注意的，就是叙述这个古国的幅员和地理形势。它说，以“褒、斜为前门”。褒谷、斜谷是秦岭北麓、通经陕西的隘口。以这个地方的前门，则古蜀国已把汉中平原括在幅员之内。（我在前段说南郑是蜀地，秦派左庶长城南郑，是秦国把这地方从蜀人手上夺去，而后筑城掘守，就是从这里找的根据。）又说以“熊耳、灵关为后户”。可见古蜀国的南疆并不太远：熊耳山在今眉山，灵关一说在天全，但是能与熊耳并提，即令不在眉山，亦必距离不远。又说，以“玉垒，峨眉为城郭”。峨眉山，大家知道的，是川西平原东南隅上的大山，玉垒山在今汶川县。是说古蜀国东西交通，则限于两山之间。又说，以“江、潜、绵、洛为池泽”。这一句最关紧要了，说明在岷江以东，沔水以南，涪江、沱江之间，还是一个河流纵横、沼泽遍地的多水地方。下两句，以“汶山为牧畜”，尚可说有点关合，至于及“南中为园苑”，这是作陪之辞，因为南中为贵州、云南两省，那时，对古蜀国而言，尚处于化外。或者园苑一辞，也便含有在藩篱之外的意思罢？

　　看将起来，杜宇时代的古蜀国，恰就是今天的川西大平原，而向北袤延及于秦岭北麓。《华阳国志》所说的五个力士劈山通道的奇迹，应该从开明帝时移前到这个时代，李白诗云：“始与秦塞通人烟”，当然与五丁力士是有关的。如是，则上溯到鱼凫、蚕丛，应该如诗人之言，是四万八千岁。纵说诗人之诗，来免浪漫得有点过份，但总不能够像常璩史家把杜宇古代说得那样晚，又那样短。

　　设若我们把称号望帝的杜宇，认为就是让位于开明氏而升西山，（按：西山即指灌县、汶川以西的诸大山。）而隐藏的杜宇，即是说是杜宇氏的末一代，与他上世娶妻于江源的杜宇，移治郫邑的杜宇，自以功德高诸王的杜宇，分开来，而把他置于东周之初，倒还合乎历史真实，而免于去受史家的迷惑！

　　到此，要说的古蜀国简略概况，以及沼泽地带的成都形势，差不多都已交代清楚。剩下来的，只有杜宇、开明这个称号之由来了。将其说在这里，迹近画蛇添足，要是不说，似乎也是缺憾，因为蚕丛、鱼凫二名都说明了所以得名之故，何独于杜宇、开明而置之不说？于理不通，只好拖一条尾巴如下：

　　蚕丛既然与丝有关系，鱼凫既然与渔有关系，那吗，杜宇无疑与稼穑有关系了。《华阳国志》以为杜宇让位之时，正当二月春阳，子鹃（按：即子规、阳雀、杜狗、杜鹃、催耕、布谷，一物而多名的鸟。）啼唤之际，因此，后人一听见子鹃鸟鸣，便想起杜宇的功德，不由生起悲来。我说，这话虽然说得有点因由，但还不若民间传说之较为明显。民间传说是，杜宇被权臣把君位夺去后，他便化为杜鹃鸟，昼夜悲啼，啼到满口溅血，血染在山花上，就成为杜鹃花了。（杜鹃花即今所谓的映山红。）这传说固然较为明显，却不觉仍是倒因为果，直捷了当地说，杜宇即是子鹃鸟的名字，后世叫子鹃、子规、杜鹃，乃至催耕、布谷，古时则叫杜宇。因为这鸟与农事有关，所以便把这一时代这个从事稼穑的人与其君长，称为杜宇氏，犹之北方称此一族为稷，是一个道理。若是问我此有言何证据？我说，正面的证倒是没有，旁面的证，却有几个。第一个证，是蜀与蚕，第二个证，是巴与大头蛇，第三个证，是万与土蜂，第四个证，是朐腍（音蠢忍）之与大曲蟮。好在这四证都出在四川，其余尚多，不具引了。

　　至于开明呢？当然也是一种动物名字，并不能按照字面，望文生义，把它解为启明、文明、文化等。《华阳国志》说，杜宇（末一代）时，忽遇水灾。开明氏把汶川的玉垒山挖开了以除水害，可见那一次的水灾一定不轻，因此，人民归心，杜宇帝（末一代）才不能不让位与之。虽然决山排水是古蜀国的老办法，（这办法是西夷人的禹发明的。）但是没有大力量的人，是不容易办到的。有决山力量的人，在古代说来，总非人类。所以《山海经》才作了这样解释：“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岂非一个怪物？《山海经》还有一条说，开明是昆仑山一个守门的神兽。看来，决山除水害的那个人，起初是另有一个名字的，后来做了件好事，大家遂以守门神物之名名之，不但得了美名，而且得了政权。至今郫县之北的望丛祠就是奉祠的望帝与丛帝。

　　按照《华阳国志》所叙列的蚕丛之后，鱼凫之前。尚有一个“次王曰柏灌”。这一代无丝毫事迹可寻，恕我并非历史学史，所看的书籍也不多，实在不能解释这一时代的君长，何以命名为柏灌？柏灌究是何义？甚至有没有这一代？假使有人找得到凭证，能够将其说明，固所欢迎。不然的话，也无关紧要。总之古蜀国的概略已经交代明白，就可以了！

二、第一次在成都筑起的城墙，顺便解释一下何以叫作龟城

　　据《华阳国志》记载，秦国灭蜀在周慎王五年秋。当公元前316年。但是秦人在成都建筑城墙，却迟到周赧王五年，即公元前310年，这当中定有缘故了。

　　是什么缘故？显而易见，并非秦人把这件事情怠忽了。秦国要吞并蜀国，蓄谋已久，《战国策》上载有一篇司马错在秦惠文王跟前与张仪争论伐蜀的文章。就说得非常明白。说：“臣闻之，欲窃国者多广其地，欲强兵者多富其民，欲王者多其博德。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翟之长也，作祭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是以广国，得其财，是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拨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因此，秦惠文王才不取张仪伐韩之计，而采用了司马错的话。所以把蜀国一灭，接着就把王号取消，“封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壮为相”。又把巴国灭了，改置巴郡。“以张若为蜀国守”，并且移秦民万家到蜀国来殖民。

　　秦既这样重视蜀地，照理说，它就应该在灭蜀之后，赶快巩固几个据点。筑城以守，就是巩固据点的好办法。秦人是早懂得这办法的，上段说的左庶长城南郑，岂不就是明证。

　　那吗，为什么在灭蜀之后五年，才说到筑城呢？

　　汉朝扬雄作有一部《蜀王本纪》，原书已经没有了，只散见于各家所引，其中就有一段说到成都第一次筑城时的情形，他说：“秦相张公子（按：即指张仪。）筑成都城，屡有颓坏，有龟周旋行走，巫言以龟行迹筑之，既而城果就。”

　　扬雄之言，定有所本，“屡有颓坏”一句，便把当时筑城不易说明白了。后来到五代时，后蜀李昊作《创筑羊马城》记，更有发挥说：“张仪之经营版筑，役满九年。”九年虽不见有明文记载，但可以想见，第一次建筑成都城墙，历时很久，说不定灭蜀之后即便动工，经过五年，方才筑成，筑成后，还“屡有颓坏”。但是我们又要问张仪首筑的这座城，到底有好大？需要得久些。

　　答复第二句是：王徽在《创筑罗城记》上所说：“惟蜀之地，旷土黑黎，而又硗确，版筑靡就。”请想，在晚唐时代，高骈创筑罗城，尚因成都的土质疏劣，难于版筑，那吗，成都这地方，在李冰治水之前，其为满地沼泽，要建筑那么大的一座城，又那么完整的一座城，当然会屡筑屡需时甚久了。

　　杨子云说到“有龟周旋行走”，虽然有点神话意味，但我们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看，他的话到底还算接近历史的真实，因为成都当时既然还是属沼泽地带，在筑城时，惊动一只大乌龟，从水荡中爬出，循着比较干燥地方走一大圈，这确实可以理解的事，就由于他掺杂一个巫人进去，不唯解说得不太好，还引起了为什么这样难筑？

　　答复第一句是，成都第一次筑的城就今天说不算大，但在当时却不为小，《华阳国志》说：“仪与若城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秦汉的度量都比后世小。确实小到好多，没有考过。后人说，比现行的市尺和华里小六折，或许相差不远。若然，周回十二里，就是当今天的八里不到，高七丈，则是在四丈以上，以那个时候的情形而言，的确是座很大很大的大城了。平地要筑起这么大一座土城，而且还要如《华阳国志》所说：“造作下仓，上皆有屋，置观楼射兰。”那就是说，要利用城墙下面，造成仓库，储备粮食，上面造成房屋，既可驻兵，又可遮蔽风雨，城门之上，还要修建哨楼箭垛之类的东西，以便防守，当然不是一件容易事。后人误会，好像成都城之得以筑成，完全得了乌龟的启示。所以，宋朝乐史作《太平寰宇记》竟说：“成都城亦名龟城，初张仪、张若筑成都屡坏不能立，忽有大龟出于江，周旋行走，巫言依龟行处抗之，城乃得然，所搬处成大池。龟优其中。”

　　乐史的话，当然根据扬子云、常道将二家之言，而最荒唐的是说大龟出于江，当时李冰尚未“壅江”（按这个江字指的是灌县的岷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成都那时地方只有水荡，哪里有江？而且常道将的《华阳国志》虽然也说到“其筑城取土，去城十里，固以养鱼，今（按今字指东晋时候即常璩作《华阳国志》时）万倾池是也。”不惟来说到有龟伏其中，而且迟到东晋尚称万倾这个池，可见不小，从而可以说明秦人筑城取土之多，原因就是在沼泽下湿地方；要筑一座上面所说的那样的城，（或者还不止一座城，而是两座城，说见后。）用土当然不能少。

　　成都城为什么一定要联系到龟，一则《蜀王本记》与《太平寰宇记》业经解释过了，是循龟之迹筑成了一道城墙的缘故。还有一解，更近情理，就是上面引过的晚唐时候。高骈筑罗城，王巍在记上说“蜀城能卑且隘象龟形之屈缩。”即是说，成都城初建筑时，为沼泽下湿之地，所限不能像在北方平原那等东西南北拉得笔伸而又四楞四现，只好弯弯曲曲，依着比较干燥之处筑成了一道倒方不圆、极不规则的形势，像个龟形，因此便名之曰龟城。

　　我感得从上面两种解释，龟城已经非常合乎事理，不容再有异说的了。然而不料到了清朝康熙年间，一个有名诗人王士祯（山东人，号贻上，别号渔洋山人）。两次因公来过成都，在他所作的一部笔记《陇蜀余闻》竟然说：“成都号龟城，父老富，东门外江岸间，有巨龟大如夏口，不易见出，出则有龟千百随之。康熙癸丑（按系康熙十二年当公历一六七三年）滇潘未作逆时曾一见之。”

　　如此一说，似乎成都之为龟城，硬还有个龟在这里的东门外江边作物证！按照王渔洋的意思，这龟还是成都的主神，每当有大变故发生，它都要出来显示一下，不过他诿之于父老所说，好像又是“齐东野人之言”，不大可靠。这是王渔洋狡怪处。但受他的影响，居然作为实证的，便有一个李馥荣（四川通江县人），在康熙末年，他著的《滟滪寰》上说：“康熙十二年癸丑，成都濯锦桥下，绿毛龟现，大如车轮，见背不见首，有小龟数百浮于水面，三日后乃不见。”

三、成都城并非张仪所筑

　　按照历史记载，秦国灭蜀在周慎王五年，当公元前三一六年。但是，秦人在成都建筑城墙，却在周赧王五年，当公元前三一〇年的时候。若史书所记不差，那吗，秦灭蜀五年（至少应是四年有余）之久方才建筑城墙。这里可以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华阳国志》说过“开明王自梦郭移”，因而才把都城从郫县向东移了五十来里（华里而非公里以下所记里数同），移到成都来。这一句的“郭”字是不可靠的，原因是“郭”为城外之“城”，有郭必城。设若开明王果自梦郭移，则其郫县故都有城有郭不用说了，即其移治到成都当然也会城有郭，但是我们从下面将要说的龟城看来，古蜀国好像并未有过城郭，不但成都没有，就是从杜宇氏起移治平原上第一个地方郫也没有。看来在古蜀国居住的这一族人，千年万载以来，尚未遭受过异族的侵犯，似乎除了与自然灾害斗争之外，也还没有在本族中间为了争权夺位，动过干戈。因此不像北方民族老早就发明了城隍的作用，（主要是为了抵御外来的侵犯。）《华阳国志》在记述真实史迹时每每要掺入一些自己的唯心主义看法，亦即昔人所谓正统派的史笔。我在头一段上，已将其矛盾处指出不少，这里也一样。我们认为开明（是不是开明第九世也是一个问题，因其无关本题，暂时不去研究它了。）之由郫县更向平原中心移治一步，并非什么“自梦郭移”。其实是成都平原早已可以耕耘稼穑，不必要待君长分配人民，必已大量移居于此。我们还不必求证于现代出土的古物，即以“成都”这名称便可以证明。按《太平寰宇记》解释成都之得名为“周太王迁于岐山，一年成邑，二年成都，故名曰成都”。但《史记》上已说：舜“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可见凡是一个酋长住到哪里，他的部落随之而集中的地方，都可按照这个程式，叫其所住的地方曰：“成都”。不过，我们也可颠转来说，这个地方的人民必已众多了，这到某一个酋长移任而来之后，大家才从分散的居住点，逐渐麇集拢来。起初，成为一个像样的村落，其次，便扩大了成为一个或者有城、有壕。或者无城、无壕的大去处。我们现在尚无法证明成都这个字，是否由于开明王迁来以后才有的呢？抑或早就有了？总而言之，可以想见在开明王未迁成都以前，这地方不但早有居民，甚至数字还相当多的哩。

　　第二个问题是，秦国灭蜀之后，虽然开明氏亡了，但蜀国的人民对于战胜国并不心服，所以《华阳国志》上乃有这样一笔“周赧王元年（公元前314年，即秦灭蜀后一年），秦惠王封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壮为相，置巴郡，以张若为蜀国守，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这里所谓“戎伯尚强”的戎是泛指异民族，并不一定指的西方民族。

　　因为“尚强”这二字实在找不到它的来源。我疑心“戎伯尚强”这一句，就已指的蜀国中一些部落，即后世所说的大姓土豪，所以才有下一句乃移秦民万家实之。移民充实征服国，当然就是现在所说的殖民了。

　　为了防备和镇压殖民地上的土著民族，不但移来的人民万家，要聚集力量，不容分散，而且驻防的军队也要有一个建筑物，以作安全的保障，于是便修建起城墙来了。

　　但最初在成都筑城的到底是谁呢？一般人都相信是张仪筑的，汉朝扬雄所作《蜀本纪》便这么说：“秦相张公筑成都城。”一直流传下来，几乎都这么说。例如东晋时常璩《华阳国志》说：“周赧王五年，张仪与张若城成都。”任豫的《益州记》（此言也只见引文）也说“成都诸楼……”。

周赧王元年，秦惠文王封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壮为相。置盈巴郡，以张若为蜀国守。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

六年，陈壮反。杀蜀侯通国。秦遣庶长村甘茂、张仪、司马错复伐删，诛陈壮。七年，封子恽为蜀侯。

十四年，秦孝文王疑蜀侯恽置毒，遣司马错赐恽剑，使自裁，恽惧，夫妇自杀。

十五年，封其子绾为蜀侯。

三十年，疑蜀侯绾反，王复诛之，但置蜀守。张若因取管及其江南地也。

周灭后，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

然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华三第九页下半）

“临邛县，在郡西南二百里。本有邛民，秦始皇徙上郡实之。……有石矿，大如蒜子，火烧合之，成流支铁，甚刚，因置铁官，有铁祖庙祠。汉文帝时，以铁铜赐侍郎邓通，通假民卓王孙，岁取千匹，故王孙货累巨万亿，邓通钱亦尽天下。”

武帝初欲开南中，令蜀通僰、青衣道。建元中，僰道令通之，费功无成，百姓愁怨，司马相如讽喻之。使者唐蒙将南入，以道不通，执令，将斩之，叹曰：“黍官益土，恨不见成都市。”蒙即令送成都市而杀之。

（原文如此，缺结尾部分）

原载《成都文物》199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