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我们成都可不像从前了。我回家的几个月中，觉得凡“五四”运动以后，无论书上口头所提倡的新文化事业，虽未全体在我们这九里三分的古城中实现，但是因努力之后，而实现出来的却也不少。
我们只拿讲演一项来说。
聪明有为而又好急功的少年们说道：“我们中国的政治社会其所以糟到这步田地，都是由于人民毫无知识，全不了解他们自己的责任所致。我们且不必说大者远者，如张勋叛国时，北京市民居然高悬其黄龙旗，其后段祺瑞入京，黄龙旗又变成五色旗了。这种无知识的盲从举动，十足表现出无教育的奴隶根性来。
“即以目前近事而论，要改良市政，当然得先从市街入手，你看成都市街，如此的湫隘，如此的污秽，还配说是西南大省的省会吗？然而人民不但苟且偷安，毫无把它改良的意思，如今何幸有我们的大帅提倡于上，只不过叫大家把房子拆让出几尺来，再出几文修街费，并不劳他们一点儿神，委任许多有学问的人们来代他们经营，这是何等好的事！在别省人民馨香顶礼求之不得的，他们竟敢于口出怨言，说什么‘兵灾连年，金融枯竭，骤然兴革，等于扰民’的屁话；还有一般假充读书明理的人，尤其可恶！他们首先不懂得市政为何物，并且不懂得改造社会为何事，又不曾研究过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却偏要妄发议论，说‘省会非商埠可比，交通不便，人民经济力等于死水，城内街道再整顿，也无益于民生。’
“这番话，从表面上看来，似乎很有道理，其实全无根据，只好算是惑众的妖言，就在文明社会中，也得拿去砍头示众的。总而言之，人民是难与图始的；其所以难与图始者，就因为教育不普及，大家泥于守旧，略无新鲜脑筋的原故。
“不过说到教育，又有研究之处了。从当代各国新教育家、新社会学家等的学说看来，学校教育，固于讲坛式，往往和现代人生不生关系；假若由实用上着眼，学校教育确乎不及在学校外的讲演有力。并且讲演可以不拘地域，不拘形式，又没有编辑抄写印刷之劳，而经费复少花得多。我们相信，假若讲演收了效，成都的市政，自是轻而易举，就是共和基础敢说也要格外坚固些……”
因有上面这段议论，于是乎那位讲新文化的大帅对于这讲演一事遂也特别注意，特别提倡。好在他手底下的新人物比我家檐阶底下的蚂蚁还多，他只须吩咐一声做“什么”，差不多立时立刻这“什么”就似是而非的兴办起来。大帅本是万事皆通的外行，只须面子上做得好看，倒也不管里子如何，只是点头说“对呀！对呀！”而大家便也得意忘形的恭颂新文化成功。
所以不到两个礼拜，各式各样的讲演团体都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了。本地报纸上天天俱有这项消息披露：宣言啦，简章啦，讲演题目啦，讲演场的盛况啦，各伟人的讲演词啦……许许多多的伟人，在他们未伟之前，我或许同他们碰过头，可怜他们那时连三句寻常应酬话，尚须红着脸咭咭呐呐的半天才说得出口的，并且除却吃喝睡觉以外，顶多只能哼哼木刻的唱本的，现在都聪明得了不得，都有了经天纬地的大学问，都把新名词背得上口。不过他们到底是不求甚解的人们，往往标出一个顶大顶好听的题目，开口一说，初听起来还像话，后来就不像得很了。这也不能再执“《春秋》责备贤者之义”来批评他们的不对，须知道“我老子姓张，你也姓张，我老子与你联了宗罢”的祝文，又何尝不算是张献忠先生的妙文哩！
偏偏我那朋友不明白这种道理，每每听了讲演之后，总要求全责备的到处向人嘲笑！有时高兴起来，还要做戏般把那讲演家的声音态度，淋漓尽致的摹仿一会。比如：这一天，他笑饱之后，就跳起来，站在我书案上指手画脚的喊道：“你们都应该平心静气想一想，没有我们的大帅，你们见得着新文化的面吗？……所以我敢说没有大帅，就没有新文化！就没有市政！就没有一切！……你们都应该诚心诚意的服从、赞助大帅！来来来，我们大喊三声——大帅万岁！”
我那朋友年纪比我小几岁，他以为这样的讲演就有趣了，其实他何尝听见过真正有趣味的讲演！这天因为他怎的一胡闹，倒把我脑海里的一波掀了起来：
在前八年的光景，春夏之交，我不知为着什么事情，须出南门到青羊场去走一次。
青羊场在道士发源地的青羊宫前面，虽是距南门城洞有三四里，其实站在西南隅城墙上，就望得见青羊宫和它间壁二仙庵中的峨峨殿宇，以及青羊场上鳞鳞的屋瓦。场街只一条，人家并不多，除二、五、八场期外，平常真清静极了。
我去的那天，固然正逢赶场之期，但已在午后，大部分的乡人都散归了。只不过一般卖杂粮的尚在街的两侧摆了许多箩筐；布店、鞋店、洋货店等还开着门在交易；铁匠店的砧声锤声打得一片响；卖零碎饮食的沿街大叫。顶热闹的是茶铺和酒馆。
乡人们散处田间，又不在农隙之际，彼此会面谈天，商量事情，只有借赶场的机会。所以场上的茶馆，就是他们叙亲情、联友谊，讲生意、传播新闻的总汇。乡人们都不惯于文雅，态度是很粗鲁的，举动是很直率的，他们谈话时都有一种特别的语调：副词同感叹词格外多，并且喜欢用反复的语句和俗谚以及歇后语等，而每一句话的前头和后头又惯于装饰一种詈词。这詈词不必与本文相合，也不必是用来詈人或詈自己；詈词的意思本都极其秽亵，稍为讲究一点的人，定叹为“缙绅先生难言之”的，（其实缙绅先生之惯用词，也并不下于乡人们，不但家门以内常闻之，就是应酬场中也成了惯用语。）然而用久了，本意全失，竟自成为一种通常的辅语。乡人们因为在田野间遥呼远应的久了，声带早经练得很宽，耳膜也已练得很厚，纵是对面说话，也定然嘶声大喊，同在五里以外相语的一般。因此，每家茶馆里的闹声，简直比傍晚时闹林的乌鸦还来得利害。
乡人们不比城内人，寻乐的机会不多，也只有在赶场时，把东西卖了，算一算，还不会蚀本，于是将应需的买得后，便相约到酒馆中去，量着荷包喝几盅烧酒。下酒物或许有点咸肉、醃鸡，普通只是花生、胡豆、豆腐干。喝不上三盅，连颈项皮都泛出紫色。这时节，谈谈天气，或是预测今年的收成如何；词宽的，慨叹一会今不如古，但是心里总很快活，把平日什么辛苦都忘记得干干净净的。
我那天也在茶馆里喝了一会茶，心里极想同他们谈谈，不过总难于深入，除了最平常的话外，稍为谈深一点，我的话中不知不觉，总要带上几个并不新奇的专名词。只见他们张着大眼，哆着大口，就仿佛我们小时候听老师按本宣科讲“譬如北辰，众星拱之”一段天文似的。我知道不对，只好掉过来问他们的话，可还是一样，他们说深一点，我也要不免张眼哆口，不知所云了。
及至我出了茶馆，向场口上走来。因街上早已大为清静了，远远的就看见青羊宫山门之外，聚有十来个乡下人，还有好几个小孩子，都仰面对着中间一个站在方桌上的斯文人。那斯文人穿着蓝竹布衫，上罩旧的青缎马褂，鼻上架着眼镜，头上戴的是黄色草帽，他手上执着一叠纸，嘴皮一张一翕，似乎在讲演什么东西。我被好奇心驱使着，不由就趱行上前，走到临近，方察觉这斯文人原来是很近视的，而且是很斯文的。他的声音很小，口腔是保宁一带的人。川北口音本不算难听，不过我相信叫这般老住乡下的人们来听，却不见得很容易。
此刻他正马着面孔，极其老实的，把手上的纸拿在鼻头上磨了磨，把眼一闭，念道：“蟋蟀……害虫！……有损于农作物之害虫也！……躯小……”他尽这样念了下去，使我恍如从前在中学校上动物课，听教习给我们念课本时一样。
我倒懂得他所念的，但我仔细把听众们一看，只见他们都呆呆的大张着口仍把这斯文人瞪着，似乎他们的耳神经都失了作用，专靠那张大口来吞他的话一样。小孩子们比较活动一点，有时彼此相向一笑，或许他们也懂了。
约摸五分钟，那斯文人已把一叠纸念完，拿去折起插在衣袋里，这才打着他那社会中的通常用语道：“今天讲的是害虫类，你们若能留心把这些害虫捕捉或扑灭干净，农作物自然就会免受损失的。但是，虫类中也还有益虫，下一次我再来讲罢！”
说完，他就跳下方桌去，于是我才看清楚他背后山门上还挂有一幅布招牌，写着“通俗讲演所派出员讲演处”。
听讲演的乡人们也散了，走时，有几个人竟彼此问道：“这先生说的圣谕，你懂得么？”
“你骂他做舅子的才懂！他满口虫呀虫的，怕不是那卖臭虫药的走方郎中吗？”
那一霎时的情节，我历历在目，所以我说照这样的讲演，才真正有趣啦！
一九二五年四月脱稿
（原载1925年10月3日《醒狮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