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讲演

  一天,一位朋友兴兴头头的走来。我刚刚站起来让座,他早狂笑着道:“好机会,今天又无意的听了一回街头讲演!”

  原来我们成都可不像从前了。我回家的几个月中,觉得凡“五四”运动以后,无论书上口头所提倡的新文化事业,虽未全体在我们这九里三分的古城中实现,但是因努力之后,而实现出来的却也不少。

  我们只拿讲演一项来说。

  聪明有为而又好急功的少年们说道:“我们中国的政治社会其所以糟到这步田地,都是由于人民毫无知识,全不了解他们自己的责任所致。我们且不必说大者远者,如张勋叛国时,北京市民居然高悬其黄龙旗,其后段祺瑞入京,黄龙旗又变成五色旗了。这种无知识的盲从举动,十足表现出无教育的奴隶根性来。

  “即以目前近事而论,要改良市政,当然得先从市街入手,你看成都市街,如此的湫隘,如此的污秽,还配说是西南大省的省会吗?然而人民不但苟且偷安,毫无把它改良的意思,如今何幸有我们的大帅提倡于上,只不过叫大家把房子拆让出几尺来,再出几文修街费,并不劳他们一点儿神,委任许多有学问的人们来代他们经营,这是何等好的事!在别省人民馨香顶礼求之不得的,他们竟敢于口出怨言,说什么‘兵灾连年,金融枯竭,骤然兴革,等于扰民’的屁话;还有一般假充读书明理的人,尤其可恶!他们首先不懂得市政为何物,并且不懂得改造社会为何事,又不曾研究过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却偏要妄发议论,说‘省会非商埠可比,交通不便,人民经济力等于死水,城内街道再整顿,也无益于民生。’

  “这番话,从表面上看来,似乎很有道理,其实全无根据,只好算是惑众的妖言,就在文明社会中,也得拿去砍头示众的。总而言之,人民是难与图始的;其所以难与图始者,就因为教育不普及,大家泥于守旧,略无新鲜脑筋的原故。

  “不过说到教育,又有研究之处了。从当代各国新教育家、新社会学家等的学说看来,学校教育,固于讲坛式,往往和现代人生不生关系;假若由实用上着眼,学校教育确乎不及在学校外的讲演有力。并且讲演可以不拘地域,不拘形式,又没有编辑抄写印刷之劳,而经费复少花得多。我们相信,假若讲演收了效,成都的市政,自是轻而易举,就是共和基础敢说也要格外坚固些……”

  因有上面这段议论,于是乎那位讲新文化的大帅对于这讲演一事遂也特别注意,特别提倡。好在他手底下的新人物比我家檐阶底下的蚂蚁还多,他只须吩咐一声做“什么”,差不多立时立刻这“什么”就似是而非的兴办起来。大帅本是万事皆通的外行,只须面子上做得好看,倒也不管里子如何,只是点头说“对呀!对呀!”而大家便也得意忘形的恭颂新文化成功。

  所以不到两个礼拜,各式各样的讲演团体都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了。本地报纸上天天俱有这项消息披露:宣言啦,简章啦,讲演题目啦,讲演场的盛况啦,各伟人的讲演词啦……许许多多的伟人,在他们未伟之前,我或许同他们碰过头,可怜他们那时连三句寻常应酬话,尚须红着脸咭咭呐呐的半天才说得出口的,并且除却吃喝睡觉以外,顶多只能哼哼木刻的唱本的,现在都聪明得了不得,都有了经天纬地的大学问,都把新名词背得上口。不过他们到底是不求甚解的人们,往往标出一个顶大顶好听的题目,开口一说,初听起来还像话,后来就不像得很了。这也不能再执“《春秋》责备贤者之义”来批评他们的不对,须知道“我老子姓张,你也姓张,我老子与你联了宗罢”的祝文,又何尝不算是张献忠先生的妙文哩!

  偏偏我那朋友不明白这种道理,每每听了讲演之后,总要求全责备的到处向人嘲笑!有时高兴起来,还要做戏般把那讲演家的声音态度,淋漓尽致的摹仿一会。比如:这一天,他笑饱之后,就跳起来,站在我书案上指手画脚的喊道:“你们都应该平心静气想一想,没有我们的大帅,你们见得着新文化的面吗?……所以我敢说没有大帅,就没有新文化!就没有市政!就没有一切!……你们都应该诚心诚意的服从、赞助大帅!来来来,我们大喊三声——大帅万岁!”

  我那朋友年纪比我小几岁,他以为这样的讲演就有趣了,其实他何尝听见过真正有趣味的讲演!这天因为他怎的一胡闹,倒把我脑海里的一波掀了起来:

  在前八年的光景,春夏之交,我不知为着什么事情,须出南门到青羊场去走一次。

  青羊场在道士发源地的青羊宫前面,虽是距南门城洞有三四里,其实站在西南隅城墙上,就望得见青羊宫和它间壁二仙庵中的峨峨殿宇,以及青羊场上鳞鳞的屋瓦。场街只一条,人家并不多,除二、五、八场期外,平常真清静极了。

  我去的那天,固然正逢赶场之期,但已在午后,大部分的乡人都散归了。只不过一般卖杂粮的尚在街的两侧摆了许多箩筐;布店、鞋店、洋货店等还开着门在交易;铁匠店的砧声锤声打得一片响;卖零碎饮食的沿街大叫。顶热闹的是茶铺和酒馆。

  乡人们散处田间,又不在农隙之际,彼此会面谈天,商量事情,只有借赶场的机会。所以场上的茶馆,就是他们叙亲情、联友谊,讲生意、传播新闻的总汇。乡人们都不惯于文雅,态度是很粗鲁的,举动是很直率的,他们谈话时都有一种特别的语调:副词同感叹词格外多,并且喜欢用反复的语句和俗谚以及歇后语等,而每一句话的前头和后头又惯于装饰一种詈词。这詈词不必与本文相合,也不必是用来詈人或詈自己;詈词的意思本都极其秽亵,稍为讲究一点的人,定叹为“缙绅先生难言之”的,(其实缙绅先生之惯用词,也并不下于乡人们,不但家门以内常闻之,就是应酬场中也成了惯用语。)然而用久了,本意全失,竟自成为一种通常的辅语。乡人们因为在田野间遥呼远应的久了,声带早经练得很宽,耳膜也已练得很厚,纵是对面说话,也定然嘶声大喊,同在五里以外相语的一般。因此,每家茶馆里的闹声,简直比傍晚时闹林的乌鸦还来得利害。

  乡人们不比城内人,寻乐的机会不多,也只有在赶场时,把东西卖了,算一算,还不会蚀本,于是将应需的买得后,便相约到酒馆中去,量着荷包喝几盅烧酒。下酒物或许有点咸肉、醃鸡,普通只是花生、胡豆、豆腐干。喝不上三盅,连颈项皮都泛出紫色。这时节,谈谈天气,或是预测今年的收成如何;词宽的,慨叹一会今不如古,但是心里总很快活,把平日什么辛苦都忘记得干干净净的。

  我那天也在茶馆里喝了一会茶,心里极想同他们谈谈,不过总难于深入,除了最平常的话外,稍为谈深一点,我的话中不知不觉,总要带上几个并不新奇的专名词。只见他们张着大眼,哆着大口,就仿佛我们小时候听老师按本宣科讲“譬如北辰,众星拱之”一段天文似的。我知道不对,只好掉过来问他们的话,可还是一样,他们说深一点,我也要不免张眼哆口,不知所云了。

  及至我出了茶馆,向场口上走来。因街上早已大为清静了,远远的就看见青羊宫山门之外,聚有十来个乡下人,还有好几个小孩子,都仰面对着中间一个站在方桌上的斯文人。那斯文人穿着蓝竹布衫,上罩旧的青缎马褂,鼻上架着眼镜,头上戴的是黄色草帽,他手上执着一叠纸,嘴皮一张一翕,似乎在讲演什么东西。我被好奇心驱使着,不由就趱行上前,走到临近,方察觉这斯文人原来是很近视的,而且是很斯文的。他的声音很小,口腔是保宁一带的人。川北口音本不算难听,不过我相信叫这般老住乡下的人们来听,却不见得很容易。

  此刻他正马着面孔,极其老实的,把手上的纸拿在鼻头上磨了磨,把眼一闭,念道:“蟋蟀……害虫!……有损于农作物之害虫也!……躯小……”他尽这样念了下去,使我恍如从前在中学校上动物课,听教习给我们念课本时一样。

  我倒懂得他所念的,但我仔细把听众们一看,只见他们都呆呆的大张着口仍把这斯文人瞪着,似乎他们的耳神经都失了作用,专靠那张大口来吞他的话一样。小孩子们比较活动一点,有时彼此相向一笑,或许他们也懂了。

  约摸五分钟,那斯文人已把一叠纸念完,拿去折起插在衣袋里,这才打着他那社会中的通常用语道:“今天讲的是害虫类,你们若能留心把这些害虫捕捉或扑灭干净,农作物自然就会免受损失的。但是,虫类中也还有益虫,下一次我再来讲罢!”

  说完,他就跳下方桌去,于是我才看清楚他背后山门上还挂有一幅布招牌,写着“通俗讲演所派出员讲演处”。

  听讲演的乡人们也散了,走时,有几个人竟彼此问道:“这先生说的圣谕,你懂得么?”

  “你骂他做舅子的才懂!他满口虫呀虫的,怕不是那卖臭虫药的走方郎中吗?”

  那一霎时的情节,我历历在目,所以我说照这样的讲演,才真正有趣啦!

一九二五年四月脱稿
(原载1925年10月3日《醒狮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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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李劼人
Type: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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