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报纸杂志上，偶尔得到关于萧伯纳的记载，又从朋辈口中，偶尔听到关于刘先生的传说，使我们深深感到这两位中外有名的老人，在八十七岁以前，都差不多同样的健康。萧伯纳年年有新作品，或是戏剧，或是随笔，或是自传体文章。而刘先生也时时在写字，在作画，在赋诗，在写悲天悯人的文章。
萧伯纳平生厌恶政治，对于专门说好话干怪事的政客们，批评极其严格，而于英国社会和英国一般的定型君子，更是不留余地的最爱打穿其后壁，在表面看来，好像玩世不恭，其实也和我们刘先生一样，慈悲为怀，希望人人都做好人，都有良善行为，都以先哲先知为鹄的，都可以作到圣贤地位。萧伯纳作的反面文章，刘先生则专作正面文章，例如最近张群到成都来，访问刘先生，而刘先生在与之谈话中，所引用的两句圣人之言：“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在这种时候，在这种环境，真不啻把刘先生全人格整个表现了出来。若令萧伯纳当此，他只管见解相同，而所说的话，必然异样或者简直就不说。
刘先生平生除了教学，除了以文章劝人，以书画感人外，也是不搞政治的。虽然当过几次议员，而在刘先生，却并未当作是搞政治的津梁，还是像讲道说教一般，在那里劝人为善，劝人以“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刘先生未始不知道中国的政客们，中国的定型君子们，也和英国一样，或许当兹叔世，还比英国的更恶劣，更坏，但刘先生所受的教育，和自己的修养，不同了，他只能本着中国的圣贤态度，勤勤恳恳，老老实实，示人以大道而不像萧伯纳那样动辄拿言语去刺人。
然而刘先生也绝非是成日价马起面孔，一开口便是四维八德，随时随地都在训人的道学先生。其实刘先生的风趣，好像并不亚于萧伯纳。（虽然我并未见过萧翁，只是从许多记载上看来，似乎有那么一个概念。）这在中国旧风习上讲，便叫作“是真名士自风流”。在刘先生自己，也好像宁取真名士而不取假道学。所以我们这般在中学里受过刘先生教学的学生们，（指的是清朝光、宣年间，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的事。刘先生教过丙丁两班的国文，并改过两班同学的文章。）一直到最近几年，有机会侍坐于刘先生之侧时，依然和四十年前在学堂里一样，于刘先生只觉有光风霁月之感，而无敬而远之之心。尤其我这李家祥（这是我读中学的名字。自从民国二年，便废去了，但刘先生还记得。）最为顽皮。记得刘先生八十二岁，在我家吃午饭时，我尚敢于同刘先生开了个小玩笑，我很正经的说：“学生一切都不如先生，尤其是先生的字画文章，但有一事，却不让先生专美。”刘先生很惊异，还是由我加以解释说：“先生胡须甚疏，几乎是草色遥看近却无，学生年将五十，胡须亦寥寥可数。只此算得青出于蓝。”刘先生大笑，不但不以为悔，而且还追说其先德之须亦颇少，每剃头时，必先慎重声明是蓄了须的，切不可胡乱修去。
即因刘先生是真名士，故为人和易，而乐于与晚生小子接近；即因刘先生是真名士，故能恬淡自处，而不忮不求；即因刘先生是真名士，故能胸襟洒落，而视人人为善人，视当前的龌龊社会为暂时过程，而认儒家的大同世界，并不是不能实现的乌托邦，并且也才能真正的作到随遇而安，自侍菲薄。这些，都不是讲功讲利讲现实的萧伯纳所能比拟。
我们几个常来往的老同学，每一谈到刘先生，都相信以刘先生之为人，至少可以与萧伯纳在人生的程途上竞赛一番。然而未却料到在八十九岁以后，刘先生似乎跑得过速一点。我是四年未曾侍坐，听人谈到刘先生，总说衰多了！本来，老年连丧二子，即令是圣人，也不免要动真感情，何况刘先生又是性情极其真挚，而不能自骗骗人的真名士！再加以年来纪纲日替，政治日非，魑魅魍魉，横行无忌，不是遁居山林的自了汉，谁也不大受得了！我想，假使萧伯纳与刘先生异地而处，即在人生途程上，最先跑到终点的，必不是刘先生。而像萧伯纳的那张惹是生非的利口，早已贴上戒严司令部的十字封条，闭也把他闭死了，哪能等到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寿终正寝！
我个人对于中学时代的先生，所受影响最大，塑性最强的，有两位，一位是达县刘士志（讳行道）先生，教我以正谊，以勇进，以无畏之宏毅。我曾经写过一篇追念文字，不足以述刘士志先生万一。另一位便是双流刘豫波（讳咸荣）先生，教我以淡泊，以宁静，以爱人。我今写此短文，亦不足以述刘豫波先生万一，而且先生之教我，皆非耳提面训，以语言，以文字为事，而是皆以身教。故述两先生之行谊，更觉为难，所谓“夫子性与天道，不可得而名”者，是也。好在纪念豫波先生的文字必多，我这一篇作为补白，倒还可以。
一九四九六月十七日敬述
（原载1949年《风土什志》二卷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