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东乡县

  我到江西东乡县,是清光绪三十年的三月,离开此地,是光绪三十二年二月,恰满两年。彼时我正在童年,父亲在江西作了一员小官,到东乡县,是为了一件小差事。

  今日的东乡县,在浙赣铁路线上,自然交通很便。四十年前的交通工具,则只有轿子与独轮小车。由抚州东行,陆路八十里,并无水道。记得当时在东乡县吃鱼,确是一件不寻常的事。

  在前,交通只管不便,因为东通浙江,西接抚河,故在太平天国战事时,也曾作过战场。我所获得于东乡的第一个深刻印象,便是那战迹犹存的城墙。城墙不很高,宽不到一丈,不但雉堞早已没有,而且遍城头全是乱石,有一些还垒在原有雉堞的一面,一定是守城士兵用以投击攻城敌人之用的。城门洞哩,太小了,敌楼与扉门早无踪迹,我去时,正是承平时节,居民已忘记了五十年以前的战乱,城与壕不过聊具形式而已,有城而无门扉,在那时倒无什么了不起的关系。

  东门外约有一里远近一条路,满地瓦砾,看来好像不多时节遭过了大火灾似的,原来也是五十年来的兵燹余痕。我到那里时,这东门外毕竟还算是全城的商业区。平常有几十家小商店,且居然有三、四家洋广杂货店,最时髦而又最销行的洋货,除布匹外,便是洋油与纸烟。洋油零售价,每斤一角三四分,强盗牌、地球牌纸烟,每盒十支,或带竹烟嘴一支,或带蜡纸短嘴十枚,售洋五分。此二者,在当时为东乡县价格最高的货品。

  已不甚记得清楚了,不知是二五八呢?抑是三六九,为场期,名曰趁墟,即在东门外。每逢趁墟,那荒凉的瓦砾场,便立刻变成了一条相当热闹的大街。当时一枚滥牌鹰洋换六百文制钱。鸡蛋每枚二文,顶便宜时到三文二枚,菌类极多,二文一斤,尚是大秤,青蛙最为珍品,每支二文,晚稻米一元两桶,约重今日市秤四十斤上下,松柴八角钱一车,重到二百余斤。

  东乡出产,米为大宗,此外则为萝卜、芋头、红苕。东乡称红苕为薯,故当时有歌谣四句,以咏抚州府所辖之六县曰:“临川才子金溪书,宜黄夏布乐安猪,崇仁子弟家家有,东乡萝卜芋头薯。”在六县中,东乡为山僻小县,出产最为贫瘠,而人文亦最落后故也。

  城以内,最看得出兵燹余痕的,就是县衙门左右二方两大块空地。据言,原是县丞与典史的公署,毁于兵火之后,修复者只有县正堂的衙门,而左堂粮厅(即县丞)、右堂捕厅(即典史)便另买民房驻扎,并在原址上取土筑墙,将两大片空地全围于县正堂的范围内,而取土之处,遂变成了两个大塘。

  城内并无大街,只有小巷,除了几家粮食店,和一家肉店外,全是住宅。衙门外半条街最为热闹了,有茶馆,有饭馆,有豆腐店,有小客栈,而最热闹则在春秋二漕,叫四乡人民踊跃来城上粮之时,然而鸦片烟馆则全城有八十余家,在县衙门四周为最多,开烟馆的又大多是三班差人。

  我们在那里的第一年,是为东乡县黄老政治模范时代。那时那位县官,姓周,浙江人,举人出身,教子读书之余,顶喜欢的是抽鸦片烟。据说烟瘾不小,而且必要广土才能顶瘾。这位县官,我是看见过的,大约有四十岁,骨瘦如柴,面无血华,十足一位瘾君子,衣服也不考究,一条小发辫,很少是梳光生了的。但是一双眼睛,却有煞气,尤其在夜里十点以后,便衣坐花厅问案时。

  周县官一年之内,一共没有问上十案。只有一件谋杀亲夫的三参案子,问过四五堂,每每一堂总要问上四五小时,夜半三更,书吏、差人都疲倦得不得了,而周知县的精神愈是勃勃。这时节,不但奸夫淫妇,因为抵死不招,被非刑(淫妇刚以细竹枝二束,左右二人执之,打在光背上,不上五十下,背肉就糜烂了,血丝每每飞染到左近的花树上,一次几百鞭,还是不招,扶入女监,将伤养好了再问再打。奸夫则跪抬盒,吊软板凳,拶十指。弄得鬼哭神号,可以从深深的大花厅内响彻到二堂以外),而且周知县于每次问了正经案子后,必要“比粮差”。

  彼时,东乡县三班差人中,以粮差为最重要,全县若干都、若干图(数目字记不清了),每图有定额差人一名。但这一名之下,又有若干名下手,称为徒弟,在衙门内,则称为散差,而并无名册。粮差的本等,在催人民缴纳粮银,但粮差并无薪工伙食,好象纯是义务,但是每一差头,都穿好吃好住好,而且要供家养口,讲应酬,吃鸦片烟,手下还要供养几十名徒弟,每一徒弟的身口所需,也须得一并解决,甚至还有弄到小康的。试问钱从何来?自然是从催粮和代粮、垫粮等等上来。人民应出的粮,每年是缴纳清了的,除非有大势力的土豪,安敢欠上一分一厘?然而在县官的粮柜里,年年总有欠粮,这于是就有了一条习惯法,便是要粮收得多,只有“比粮差”,近的三日,远的五日,到比期,而无银可缴,则以竹板力打粮差两股,打得凶,钱就来得多。按规矩,挨打的应该是差头,然而不然,平常应比挨打的,大抵是顶名过堂的徒弟。周知县虽是读书君子,但本分钱是一分也不放松,他知道钱就在粮差的屁般上,尤其是差头的屁股,所以到他在半夜一点以后,“比粮差”时,你就看得出他那有煞气的眼光了。他在审问谋杀亲夫案子时,似乎尚有通融的意思,一到“比粮差”,总是抱着水烟袋,八面威风的咤叱着,一个粮差受比,起码是一千板,非打到两股上现出碗大两个血窿不止。有时一比就是四五人,打人的人有技艺的报着数目,并且有很好看的姿势;挨打的人也是老手,并不要人按头按脚,只安安稳稳平伏在水磨砖的地而上,应着竹板打肉声,而有调子的唤着:“大老爷开恩!”

  此外,人民的诉讼,便非周知县所欲管了。十控九不准,以致好打官司的东乡县人,控诉无门,除了投凭乡约,保正处理外,只有到粮厅衙门、捕厅衙门去打小官司。衙门小,气候不大,官司打起来也不见得热闹,这一来,东乡县真正办到了政简刑轻(自然,“比粮差”和那件三参案子除外。)加以周知县懒到连初一十五照例的上庙行香,也委粮厅捕厅代行,所以县衙门真个清净到执事仪仗都生了霉,大堂上的暖阁,倒败得和古庙的神龛一样。于是,县衙门里便发生了近乎小说的两件怪事。

  第一件,我们去时,曾发现县衙门内大班房中,有一个犯人。据说,是前任拘留下来,尚未讯结的一名偷牛贼。因为是待审的犯人,不能收入监狱,便暂时押在班房里。到周知县手上,政简刑轻,班房中收押的人,渐渐肃清,所剩下的,便只有这位偷牛贼。不知是遗忘了吗?抑或案子太小了,不在县官心上?要是事主没有催过审,刑房便也不送卷,班房里早已没有看守差人;要是这位仁兄要走的话,确乎没有人去理睬的。但是,他偏能守法,白昼自行出去找生活,做短工,夜里便回班房炊饭,菜米油盐,色色俱备,柴哩,便将就班房里的地板天花、门窗户格。班房成了他的私有财产,大概除卖掉而外,他满可以自行处理的了。这位仁兄的下落如何,已记不清楚,所能记的,是我家也曾叫他来做过短工,虽然已五十多岁,仍旧体壮力强,脾气也好,问到他为什么到此地来,他毫不隐讳的直言奉告是偷牛。

  第二件,则是周知县的政简刑轻的结果,衙门中一般寄生虫,在当时称为“衙蠹”的三班六房,除了粮差、户房而外,全弄到无法为生。有一些不必当班应卯的房书、差隶,便散而之四乡,各自谋生。比如厅房里一位书办,便实行归耕,偶尔骑着他家一匹曾经上过战场,由祖父传下来的黄膘老马,到衙门溜达溜达,便又飘然而去。其余,如皂班上的差人,以及县官“坐花厅”时,(上来屡言“坐花厅”,并来说明其体制,兹特略为补叔:县官衙门,在清时,大概全中国都一律,是为定制。大门三楹,外有石狮一对,照壁一垛,壁上照例画一大兽,首西尾东——衙门全是坐北朝南——又象是传说中的青狮,又象是传说中的麒麟,大约取法于哈吧狗,而加减之,使其更为狞恶可畏,而为现实生物中,所绝无者。其名曰“贪”。仰头向上,上有红日,“贪”身绿色,腿际复有火焰,在下角则为海波。画法也全国一律,或亦为定制。大门之内为仪门,亦三楹,再内,东西长庑各一列,为吏、户、礼、兵、刑、工人房。上为大堂,堂有暖阁,非有大事,不坐大堂。入内,又东西两庑各一列,为三班差役,或亲兵所驻。再进,无侧门,东西庑则为门稿大爷、签押二爷等住房。其上为二堂,无暖阁,仅设公案、印架,问案打人,应该在此。但县官坐二堂,例穿公服戴大帽,站堂之差役,录供之书办,俱应长衣戴帽。二堂之东,为大花厅,另一院落也,其中布置,则无定制,大抵必有花木。而县官平日办公之签押房,亦在此。东乡县之花厅颇大,又异于它处。县官之“坐花厅”,则比较随便,仅穿便衣,不必戴大帽,并可自己抱水烟袋,不必茶房或亲丁装吸。大抵坐炕床上,摆官架子,行刑打人,则在门外廊前。差役、书办、亲丁亦不必穿青衣,戴大帽,人数亦不如坐二堂之多。衙中其余房舍,以无关本文,虽皆有定制,亦从略。)必须当班的茶房,行刑皂隶等,因为白昼清闲,于是便利用废时,大伙儿组织了一个徽调戏班。特别从崇仁县请了一生一旦来做师傅,一个月后,居然能够上演《三戏牡丹》。这一个业余戏班,在县城内以及近郊,很为有名,生意也不错。一个出色的旦角,是号房里的,一个出色的小生,则是皂班里的。衙门里越清闲,城内外的戏越唱得有劲,一直唱到周知县去任,何知县上任,方才冷落了。

  何知县大约是光绪三十一年春漕开征时来的。何知县也是浙江人,出身是进士,年纪与前任差不多,可是不抽鸦片烟,并且手面阔绰,具有威仪,恰是当日一员能吏。刚一接印,衙门便大为热闹起来,而且外自照壁,内到茅厕,都粉刷一新;而且师爷家人一大群,而且天天坐二堂问案;而且三班六房都纷纷复业,兴高采烈的;而且在空地上啃青草的,已不止礼房、书办的那一匹老马;而且衙门外那一条街的生意也好了起来;而且班房也修理好了,随时都有几十人愁眉苦脸的被押在那里;而且衙门里应有的三种声音,也听得见了。何知县把东乡县衙门复苏了,也得了县民的恭维,说何知县是管事的民之父母。

  大概何知县的作风是正常的,但是给与我的印象却很浅。像他的作风及为人,在《官场现形记》里找得出来,就是在现今的许多县公署里,或者也有少许相似之处。独有周知县的作风,书上好像不甚找得出,至于今日,更哪能容许这样无为而治的仁兄!并且就在那时节,也能使我这个不知世故的童子感到一种奇趣,所以今日尚能从记忆中搜出两件怪事,以为谈资。而于何知县,则甚为渺茫,因此,就不再说下去了。

  东乡县还有一官员,给与我的印象也很深。也是《官场现形记》以及任何笔记中,所不能找出的。而且从他一个人,又足以征见四十年前所谓政治军事的实情之一斑。我自然得稍为详细的写一写,但是务请读者不要以为是我的创造,我这笨人,实实创造不出像他这样一个有趣的人来!

  此官,为东乡县坐汛的千总,寻常称为总爷的是也。何处人氏,则记不真了,只记得姓苏,号某某,名兰亭。何以记得其名兰亭?因为后来随父亲到抚州,曾在都司那里,看见六县总爷的履历,有四位都名兰亭,由于诧异,故一直记了下来。苏兰亭是回教徒,据说是很认真的,到我们家来,只喝白开水,只吃白水煮鸡蛋。却因为东乡县没有相当数目的回教徒,而东乡县地土薄瘠,更无水田,服劳力田者,并非水牛,即是可以宰食的黄牛。当时禁宰耕牛之令很严,所以苏总爷到必要吃牛肉时,他便下乡了。他有天眼通的本事,能够于数十里之外,查见某处某人,正在私宰耕牛。每次下乡回城,除照例的鸡鹅鸭羊之外,必有两个乡下人,担上好多块真正肥而鲜嫩的黄牛肉,跟在他的马后。这是充公来的。凡与总爷至好,而喜悦牛肉的,也可分担一点“责任”。苏总爷不但像貌并不赳赳,身材高而瘦,块头不大,面黄色,微有几团豆斑,见了人极其文雅,极其谦恭,并且一开口,便是之乎也者。据我家一位秀才亲戚说,他认字虽不多,记的书句却不少,抛的文,并不十分不通。

  总爷也有衙门,我也到他那里去过。他有一位老太太,一位太太,一位大少爷,一位大少奶奶,一位小少爷,一位二小姐,那时快要出阁了。衙门里有一匹马,一名马夫,两名门兵,一名掌标子,即执旗手是也,有无师爷,有无厨子,有无女仆,则已记不得了。总之,上上下下吃饭的人到底有那么多,开销当然不小。在本县应酬不多,然而对于顶头上司抚州的都府(即都司)三节两生,却须送一份厚礼的,算来,一年中的巴结费用也不菲。然而问起来,总爷俸禄全年仅九十六两,七折八扣,能够到手的,不及六十两。巴结应酬约占三分之一,当年的生活费用诚然低廉,然而在宦场中的生活水准,并不见得怎么低下,单是穿之一字,从头到脚,公服戎装,单夹皮棉纱,俱有定制,既是现任官,不能不件件齐备,年年补充,至少也得占去四十两银子之一半。而全年所余,仅仅二十两,恐怕除了一马一夫,光叫总爷吃稀饭,也不够罢?于此,我们就用不着惊异于东乡县讯兵名额为六十名,而实际上,就只有总爷衙门里那四名,(一名旗手,两名门兵,一名马夫)。其余的五十六名,都在总爷的肚皮里去了。

  虽然兵员不足,但是在秋春二季,仍然要举行一月三操。每逢操演,临时派定全城出壮丁十六名,届时齐集操场。制服哩,只有大红哔叽滚青布宽边的半臂一件,包头青布一条,由总爷颁发,操毕缴还,大抵十六名壮丁,每次都不同,老幼壮瘠高矮,都不一律,当时绿营兵操,犹然一根笋的中国古式操法,绝不是临时凑合来的人,所能办到。因此,这十六名穿大红半臂的家伙,也只是排排队子而已。临到操演,依然是那四名老兵担任了。于是,总爷亲自打鼓鸣金,以为军阵耳目,四名老兵一面旗,便要演出各种花样。先使明火枪,演出几个阵式,有所谓四门阵,梅花阵种种,确乎可以使一般观操的民众,为之目眩耳聋,饱闻火药气味。其次,就是南阳刀、长枪、羊骨叉,藤牌,短刀,所谓马下的十八般武艺,都要择优操一遍。在这些地方,你就可以看出苏兰亭的本事了。他虽然不亲自动手,但是要把那四个人调度到好像四百人的阵仗,一点不令人感觉到场面的落寞,煞是不容易,若非由军功出身,打过盗枭,镇压过械斗的苏总爷,任何人来,未有不丢丑的。

  还有一件事,更足以见苏兰亭的勇敢与经纶。这是他那旗手亲自告诉我的,自少总有六成的真实性。据说,苏总爷与东乡王捕厅太爷一样,都是极其厌恶赌博的。两方面都放有耳目在外,只要听见某处有聚赌抽头的场合,他们必争着带领手下扑去,王捕厅因为有职责有事权,所以他的办法更严厉些,总要将赌棍们押去,打了又罚。总爷衙门因为不能押人,获有罪犯,理应送县衙门法办,所以他比较仁慈,只举一件,以赅其余好了。

  某一天,总爷得到密报,距城二十里处,某姓人家,有人聚赌抽头,进出很是不小,而且当宝官的抽头的,都是本县著名流痞,动辄白刀子进红刀子出,随地随时,腰带里总插有几柄风快的匕首在的。于是,总爷不动声色,在黄昏时节,便率领两名老兵,连裁纸小刀都不带一柄,也不骑马,也不穿戎服,只顺带口袋两条,悄悄的直向那危险地方出发。及至走到,正是夜间赌场顶热闹时候。总爷先将地形察看一番,遂把两个老兵安置在前后门口,切嘱:听见场内发生什么时,只在外面吆喝着,以助声威。第一,不可不待声唤,便妄自扑入;第二,不可出手拿人,免得事情闹大了,不好收拾,而且与一般流痞们结下冤家,总是不利的。于是,总爷便独自一人,暗中遮掩而入,先挤在博徒们的背后,以观风势。等到场伙正旺,赌注最丰之际,骰盒一推出,总爷便伸出手去,先将骰盒抓了。这一下,全场都激动了,所有的匕首短刀,一齐雪亮的拔出,然而,瞪眼一看,认清楚了是总爷在抓赌,这场面登时改变:一群豪杰,立刻抱头鼠窜。及至总爷将台面清理了后,这才大声吆喝拿人,于是,前后门的埋伏,也吆吆喝喝的助着声威。其后,才将散钱以及零碎滥板鹰洋,帮总爷收拾在口袋里,还顺便收拾些水烟袋、茶壶、茶碗等件,名曰充公。

  这么样,所以苏总爷才过活了去,一直到裁撤绿营时。然而,当我离开东乡县时,听闻省城才在开办新兵,武备学堂第一期学生,尚未毕业。

  除却上来所叙者外,东乡县值得写的,还有好几件。比如那种“易内饮酒”,恬不为怪的民风。因为这在我个人看来,并不觉得奇怪,并且也可以说出它之所以构成的因由。但是,读者们难免不朝坏的方面着想,这一来,岂不将我所最喜悦的这个纯朴地方,点染了一些污痕!何况,那是四十年前的风俗,今日交通已便,而去年又曾遭了一次兵燹,自然一切都已改变了,我们旧日曾以为坏的,必然业已变好,旧日曾以为好的,必然变得更好,因此,我连那时曾去参观过的破天荒的东乡小学,也用不着再写。我只蓄此一个希望,何年何月,让我再能到江西走一遍;而抚州与东乡,恰都在铁路线上,来去也很容易,看一看今日的东乡,究已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面目。最可惜的,就是一般童年朋友,别来四十年,不但面目已记不得,甚至连姓名都记不起了。在抚州小学里,只记得一位最调皮的丁鼎鼐,即丁谷音先生是也。还是民国八年,丁先生在四川督军熊克武先生幕中,同我在报纸上打了一场笔墨官司,经人调解晤面,才重新认得。然而又二十四年了,此公究在何处呢?此外,还有一位姓梁的同学,曾于二十年前后,在川边做过县知事,向舍亲杨君说起,方知有此一段因缘。不过没有重晤,甚至榜篆为何,也忘记了。尤可惜者,丁、梁二公都不是东乡县人。我这篇回忆写到这里,不能再写下去。

(原载1942年《风土什志》一卷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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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李劼人
Type: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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