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的东乡县，在浙赣铁路线上，自然交通很便。四十年前的交通工具，则只有轿子与独轮小车。由抚州东行，陆路八十里，并无水道。记得当时在东乡县吃鱼，确是一件不寻常的事。
在前，交通只管不便，因为东通浙江，西接抚河，故在太平天国战事时，也曾作过战场。我所获得于东乡的第一个深刻印象，便是那战迹犹存的城墙。城墙不很高，宽不到一丈，不但雉堞早已没有，而且遍城头全是乱石，有一些还垒在原有雉堞的一面，一定是守城士兵用以投击攻城敌人之用的。城门洞哩，太小了，敌楼与扉门早无踪迹，我去时，正是承平时节，居民已忘记了五十年以前的战乱，城与壕不过聊具形式而已，有城而无门扉，在那时倒无什么了不起的关系。
东门外约有一里远近一条路，满地瓦砾，看来好像不多时节遭过了大火灾似的，原来也是五十年来的兵燹余痕。我到那里时，这东门外毕竟还算是全城的商业区。平常有几十家小商店，且居然有三、四家洋广杂货店，最时髦而又最销行的洋货，除布匹外，便是洋油与纸烟。洋油零售价，每斤一角三四分，强盗牌、地球牌纸烟，每盒十支，或带竹烟嘴一支，或带蜡纸短嘴十枚，售洋五分。此二者，在当时为东乡县价格最高的货品。
已不甚记得清楚了，不知是二五八呢？抑是三六九，为场期，名曰趁墟，即在东门外。每逢趁墟，那荒凉的瓦砾场，便立刻变成了一条相当热闹的大街。当时一枚滥牌鹰洋换六百文制钱。鸡蛋每枚二文，顶便宜时到三文二枚，菌类极多，二文一斤，尚是大秤，青蛙最为珍品，每支二文，晚稻米一元两桶，约重今日市秤四十斤上下，松柴八角钱一车，重到二百余斤。
东乡出产，米为大宗，此外则为萝卜、芋头、红苕。东乡称红苕为薯，故当时有歌谣四句，以咏抚州府所辖之六县曰：“临川才子金溪书，宜黄夏布乐安猪，崇仁子弟家家有，东乡萝卜芋头薯。”在六县中，东乡为山僻小县，出产最为贫瘠，而人文亦最落后故也。
城以内，最看得出兵燹余痕的，就是县衙门左右二方两大块空地。据言，原是县丞与典史的公署，毁于兵火之后，修复者只有县正堂的衙门，而左堂粮厅（即县丞）、右堂捕厅（即典史）便另买民房驻扎，并在原址上取土筑墙，将两大片空地全围于县正堂的范围内，而取土之处，遂变成了两个大塘。
城内并无大街，只有小巷，除了几家粮食店，和一家肉店外，全是住宅。衙门外半条街最为热闹了，有茶馆，有饭馆，有豆腐店，有小客栈，而最热闹则在春秋二漕，叫四乡人民踊跃来城上粮之时，然而鸦片烟馆则全城有八十余家，在县衙门四周为最多，开烟馆的又大多是三班差人。
我们在那里的第一年，是为东乡县黄老政治模范时代。那时那位县官，姓周，浙江人，举人出身，教子读书之余，顶喜欢的是抽鸦片烟。据说烟瘾不小，而且必要广土才能顶瘾。这位县官，我是看见过的，大约有四十岁，骨瘦如柴，面无血华，十足一位瘾君子，衣服也不考究，一条小发辫，很少是梳光生了的。但是一双眼睛，却有煞气，尤其在夜里十点以后，便衣坐花厅问案时。
周县官一年之内，一共没有问上十案。只有一件谋杀亲夫的三参案子，问过四五堂，每每一堂总要问上四五小时，夜半三更，书吏、差人都疲倦得不得了，而周知县的精神愈是勃勃。这时节，不但奸夫淫妇，因为抵死不招，被非刑（淫妇刚以细竹枝二束，左右二人执之，打在光背上，不上五十下，背肉就糜烂了，血丝每每飞染到左近的花树上，一次几百鞭，还是不招，扶入女监，将伤养好了再问再打。奸夫则跪抬盒，吊软板凳，拶十指。弄得鬼哭神号，可以从深深的大花厅内响彻到二堂以外），而且周知县于每次问了正经案子后，必要“比粮差”。
彼时，东乡县三班差人中，以粮差为最重要，全县若干都、若干图（数目字记不清了），每图有定额差人一名。但这一名之下，又有若干名下手，称为徒弟，在衙门内，则称为散差，而并无名册。粮差的本等，在催人民缴纳粮银，但粮差并无薪工伙食，好象纯是义务，但是每一差头，都穿好吃好住好，而且要供家养口，讲应酬，吃鸦片烟，手下还要供养几十名徒弟，每一徒弟的身口所需，也须得一并解决，甚至还有弄到小康的。试问钱从何来？自然是从催粮和代粮、垫粮等等上来。人民应出的粮，每年是缴纳清了的，除非有大势力的土豪，安敢欠上一分一厘？然而在县官的粮柜里，年年总有欠粮，这于是就有了一条习惯法，便是要粮收得多，只有“比粮差”，近的三日，远的五日，到比期，而无银可缴，则以竹板力打粮差两股，打得凶，钱就来得多。按规矩，挨打的应该是差头，然而不然，平常应比挨打的，大抵是顶名过堂的徒弟。周知县虽是读书君子，但本分钱是一分也不放松，他知道钱就在粮差的屁般上，尤其是差头的屁股，所以到他在半夜一点以后，“比粮差”时，你就看得出他那有煞气的眼光了。他在审问谋杀亲夫案子时，似乎尚有通融的意思，一到“比粮差”，总是抱着水烟袋，八面威风的咤叱着，一个粮差受比，起码是一千板，非打到两股上现出碗大两个血窿不止。有时一比就是四五人，打人的人有技艺的报着数目，并且有很好看的姿势；挨打的人也是老手，并不要人按头按脚，只安安稳稳平伏在水磨砖的地而上，应着竹板打肉声，而有调子的唤着：“大老爷开恩！”
此外，人民的诉讼，便非周知县所欲管了。十控九不准，以致好打官司的东乡县人，控诉无门，除了投凭乡约，保正处理外，只有到粮厅衙门、捕厅衙门去打小官司。衙门小，气候不大，官司打起来也不见得热闹，这一来，东乡县真正办到了政简刑轻（自然，“比粮差”和那件三参案子除外。）加以周知县懒到连初一十五照例的上庙行香，也委粮厅捕厅代行，所以县衙门真个清净到执事仪仗都生了霉，大堂上的暖阁，倒败得和古庙的神龛一样。于是，县衙门里便发生了近乎小说的两件怪事。
第一件，我们去时，曾发现县衙门内大班房中，有一个犯人。据说，是前任拘留下来，尚未讯结的一名偷牛贼。因为是待审的犯人，不能收入监狱，便暂时押在班房里。到周知县手上，政简刑轻，班房中收押的人，渐渐肃清，所剩下的，便只有这位偷牛贼。不知是遗忘了吗？抑或案子太小了，不在县官心上？要是事主没有催过审，刑房便也不送卷，班房里早已没有看守差人；要是这位仁兄要走的话，确乎没有人去理睬的。但是，他偏能守法，白昼自行出去找生活，做短工，夜里便回班房炊饭，菜米油盐，色色俱备，柴哩，便将就班房里的地板天花、门窗户格。班房成了他的私有财产，大概除卖掉而外，他满可以自行处理的了。这位仁兄的下落如何，已记不清楚，所能记的，是我家也曾叫他来做过短工，虽然已五十多岁，仍旧体壮力强，脾气也好，问到他为什么到此地来，他毫不隐讳的直言奉告是偷牛。
第二件，则是周知县的政简刑轻的结果，衙门中一般寄生虫，在当时称为“衙蠹”的三班六房，除了粮差、户房而外，全弄到无法为生。有一些不必当班应卯的房书、差隶，便散而之四乡，各自谋生。比如厅房里一位书办，便实行归耕，偶尔骑着他家一匹曾经上过战场，由祖父传下来的黄膘老马，到衙门溜达溜达，便又飘然而去。其余，如皂班上的差人，以及县官“坐花厅”时，（上来屡言“坐花厅”，并来说明其体制，兹特略为补叔：县官衙门，在清时，大概全中国都一律，是为定制。大门三楹，外有石狮一对，照壁一垛，壁上照例画一大兽，首西尾东——衙门全是坐北朝南——又象是传说中的青狮，又象是传说中的麒麟，大约取法于哈吧狗，而加减之，使其更为狞恶可畏，而为现实生物中，所绝无者。其名曰“贪”。仰头向上，上有红日，“贪”身绿色，腿际复有火焰，在下角则为海波。画法也全国一律，或亦为定制。大门之内为仪门，亦三楹，再内，东西长庑各一列，为吏、户、礼、兵、刑、工人房。上为大堂，堂有暖阁，非有大事，不坐大堂。入内，又东西两庑各一列，为三班差役，或亲兵所驻。再进，无侧门，东西庑则为门稿大爷、签押二爷等住房。其上为二堂，无暖阁，仅设公案、印架，问案打人，应该在此。但县官坐二堂，例穿公服戴大帽，站堂之差役，录供之书办，俱应长衣戴帽。二堂之东，为大花厅，另一院落也，其中布置，则无定制，大抵必有花木。而县官平日办公之签押房，亦在此。东乡县之花厅颇大，又异于它处。县官之“坐花厅”，则比较随便，仅穿便衣，不必戴大帽，并可自己抱水烟袋，不必茶房或亲丁装吸。大抵坐炕床上，摆官架子，行刑打人，则在门外廊前。差役、书办、亲丁亦不必穿青衣，戴大帽，人数亦不如坐二堂之多。衙中其余房舍，以无关本文，虽皆有定制，亦从略。）必须当班的茶房，行刑皂隶等，因为白昼清闲，于是便利用废时，大伙儿组织了一个徽调戏班。特别从崇仁县请了一生一旦来做师傅，一个月后，居然能够上演《三戏牡丹》。这一个业余戏班，在县城内以及近郊，很为有名，生意也不错。一个出色的旦角，是号房里的，一个出色的小生，则是皂班里的。衙门里越清闲，城内外的戏越唱得有劲，一直唱到周知县去任，何知县上任，方才冷落了。
何知县大约是光绪三十一年春漕开征时来的。何知县也是浙江人，出身是进士，年纪与前任差不多，可是不抽鸦片烟，并且手面阔绰，具有威仪，恰是当日一员能吏。刚一接印，衙门便大为热闹起来，而且外自照壁，内到茅厕，都粉刷一新；而且师爷家人一大群，而且天天坐二堂问案；而且三班六房都纷纷复业，兴高采烈的；而且在空地上啃青草的，已不止礼房、书办的那一匹老马；而且衙门外那一条街的生意也好了起来；而且班房也修理好了，随时都有几十人愁眉苦脸的被押在那里；而且衙门里应有的三种声音，也听得见了。何知县把东乡县衙门复苏了，也得了县民的恭维，说何知县是管事的民之父母。
大概何知县的作风是正常的，但是给与我的印象却很浅。像他的作风及为人，在《官场现形记》里找得出来，就是在现今的许多县公署里，或者也有少许相似之处。独有周知县的作风，书上好像不甚找得出，至于今日，更哪能容许这样无为而治的仁兄！并且就在那时节，也能使我这个不知世故的童子感到一种奇趣，所以今日尚能从记忆中搜出两件怪事，以为谈资。而于何知县，则甚为渺茫，因此，就不再说下去了。
东乡县还有一官员，给与我的印象也很深。也是《官场现形记》以及任何笔记中，所不能找出的。而且从他一个人，又足以征见四十年前所谓政治军事的实情之一斑。我自然得稍为详细的写一写，但是务请读者不要以为是我的创造，我这笨人，实实创造不出像他这样一个有趣的人来！
此官，为东乡县坐汛的千总，寻常称为总爷的是也。何处人氏，则记不真了，只记得姓苏，号某某，名兰亭。何以记得其名兰亭？因为后来随父亲到抚州，曾在都司那里，看见六县总爷的履历，有四位都名兰亭，由于诧异，故一直记了下来。苏兰亭是回教徒，据说是很认真的，到我们家来，只喝白开水，只吃白水煮鸡蛋。却因为东乡县没有相当数目的回教徒，而东乡县地土薄瘠，更无水田，服劳力田者，并非水牛，即是可以宰食的黄牛。当时禁宰耕牛之令很严，所以苏总爷到必要吃牛肉时，他便下乡了。他有天眼通的本事，能够于数十里之外，查见某处某人，正在私宰耕牛。每次下乡回城，除照例的鸡鹅鸭羊之外，必有两个乡下人，担上好多块真正肥而鲜嫩的黄牛肉，跟在他的马后。这是充公来的。凡与总爷至好，而喜悦牛肉的，也可分担一点“责任”。苏总爷不但像貌并不赳赳，身材高而瘦，块头不大，面黄色，微有几团豆斑，见了人极其文雅，极其谦恭，并且一开口，便是之乎也者。据我家一位秀才亲戚说，他认字虽不多，记的书句却不少，抛的文，并不十分不通。
总爷也有衙门，我也到他那里去过。他有一位老太太，一位太太，一位大少爷，一位大少奶奶，一位小少爷，一位二小姐，那时快要出阁了。衙门里有一匹马，一名马夫，两名门兵，一名掌标子，即执旗手是也，有无师爷，有无厨子，有无女仆，则已记不得了。总之，上上下下吃饭的人到底有那么多，开销当然不小。在本县应酬不多，然而对于顶头上司抚州的都府（即都司）三节两生，却须送一份厚礼的，算来，一年中的巴结费用也不菲。然而问起来，总爷俸禄全年仅九十六两，七折八扣，能够到手的，不及六十两。巴结应酬约占三分之一，当年的生活费用诚然低廉，然而在宦场中的生活水准，并不见得怎么低下，单是穿之一字，从头到脚，公服戎装，单夹皮棉纱，俱有定制，既是现任官，不能不件件齐备，年年补充，至少也得占去四十两银子之一半。而全年所余，仅仅二十两，恐怕除了一马一夫，光叫总爷吃稀饭，也不够罢？于此，我们就用不着惊异于东乡县讯兵名额为六十名，而实际上，就只有总爷衙门里那四名，（一名旗手，两名门兵，一名马夫）。其余的五十六名，都在总爷的肚皮里去了。
虽然兵员不足，但是在秋春二季，仍然要举行一月三操。每逢操演，临时派定全城出壮丁十六名，届时齐集操场。制服哩，只有大红哔叽滚青布宽边的半臂一件，包头青布一条，由总爷颁发，操毕缴还，大抵十六名壮丁，每次都不同，老幼壮瘠高矮，都不一律，当时绿营兵操，犹然一根笋的中国古式操法，绝不是临时凑合来的人，所能办到。因此，这十六名穿大红半臂的家伙，也只是排排队子而已。临到操演，依然是那四名老兵担任了。于是，总爷亲自打鼓鸣金，以为军阵耳目，四名老兵一面旗，便要演出各种花样。先使明火枪，演出几个阵式，有所谓四门阵，梅花阵种种，确乎可以使一般观操的民众，为之目眩耳聋，饱闻火药气味。其次，就是南阳刀、长枪、羊骨叉，藤牌，短刀，所谓马下的十八般武艺，都要择优操一遍。在这些地方，你就可以看出苏兰亭的本事了。他虽然不亲自动手，但是要把那四个人调度到好像四百人的阵仗，一点不令人感觉到场面的落寞，煞是不容易，若非由军功出身，打过盗枭，镇压过械斗的苏总爷，任何人来，未有不丢丑的。
还有一件事，更足以见苏兰亭的勇敢与经纶。这是他那旗手亲自告诉我的，自少总有六成的真实性。据说，苏总爷与东乡王捕厅太爷一样，都是极其厌恶赌博的。两方面都放有耳目在外，只要听见某处有聚赌抽头的场合，他们必争着带领手下扑去，王捕厅因为有职责有事权，所以他的办法更严厉些，总要将赌棍们押去，打了又罚。总爷衙门因为不能押人，获有罪犯，理应送县衙门法办，所以他比较仁慈，只举一件，以赅其余好了。
某一天，总爷得到密报，距城二十里处，某姓人家，有人聚赌抽头，进出很是不小，而且当宝官的抽头的，都是本县著名流痞，动辄白刀子进红刀子出，随地随时，腰带里总插有几柄风快的匕首在的。于是，总爷不动声色，在黄昏时节，便率领两名老兵，连裁纸小刀都不带一柄，也不骑马，也不穿戎服，只顺带口袋两条，悄悄的直向那危险地方出发。及至走到，正是夜间赌场顶热闹时候。总爷先将地形察看一番，遂把两个老兵安置在前后门口，切嘱：听见场内发生什么时，只在外面吆喝着，以助声威。第一，不可不待声唤，便妄自扑入；第二，不可出手拿人，免得事情闹大了，不好收拾，而且与一般流痞们结下冤家，总是不利的。于是，总爷便独自一人，暗中遮掩而入，先挤在博徒们的背后，以观风势。等到场伙正旺，赌注最丰之际，骰盒一推出，总爷便伸出手去，先将骰盒抓了。这一下，全场都激动了，所有的匕首短刀，一齐雪亮的拔出，然而，瞪眼一看，认清楚了是总爷在抓赌，这场面登时改变：一群豪杰，立刻抱头鼠窜。及至总爷将台面清理了后，这才大声吆喝拿人，于是，前后门的埋伏，也吆吆喝喝的助着声威。其后，才将散钱以及零碎滥板鹰洋，帮总爷收拾在口袋里，还顺便收拾些水烟袋、茶壶、茶碗等件，名曰充公。
这么样，所以苏总爷才过活了去，一直到裁撤绿营时。然而，当我离开东乡县时，听闻省城才在开办新兵，武备学堂第一期学生，尚未毕业。
除却上来所叙者外，东乡县值得写的，还有好几件。比如那种“易内饮酒”，恬不为怪的民风。因为这在我个人看来，并不觉得奇怪，并且也可以说出它之所以构成的因由。但是，读者们难免不朝坏的方面着想，这一来，岂不将我所最喜悦的这个纯朴地方，点染了一些污痕！何况，那是四十年前的风俗，今日交通已便，而去年又曾遭了一次兵燹，自然一切都已改变了，我们旧日曾以为坏的，必然业已变好，旧日曾以为好的，必然变得更好，因此，我连那时曾去参观过的破天荒的东乡小学，也用不着再写。我只蓄此一个希望，何年何月，让我再能到江西走一遍；而抚州与东乡，恰都在铁路线上，来去也很容易，看一看今日的东乡，究已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面目。最可惜的，就是一般童年朋友，别来四十年，不但面目已记不得，甚至连姓名都记不起了。在抚州小学里，只记得一位最调皮的丁鼎鼐，即丁谷音先生是也。还是民国八年，丁先生在四川督军熊克武先生幕中，同我在报纸上打了一场笔墨官司，经人调解晤面，才重新认得。然而又二十四年了，此公究在何处呢？此外，还有一位姓梁的同学，曾于二十年前后，在川边做过县知事，向舍亲杨君说起，方知有此一段因缘。不过没有重晤，甚至榜篆为何，也忘记了。尤可惜者，丁、梁二公都不是东乡县人。我这篇回忆写到这里，不能再写下去。
（原载1942年《风土什志》一卷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