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地书九三

广平兄:

  今天早上寄了一封信。现在是虽在星期日,邮政代办所也开半天了。我今天起得早,因为平民学校的成立大会要我演说,我去说了五分钟,又恭听校长辈之胡说至十一时。有一曾经留学西洋之教授曰:这学校之有益于平民也,例如底下人认识了字,送信不再会送错,主人就喜欢他,要用他,有饭吃,……。我感佩之极,溜出会场,再到代办所去一看,果然已有三封信在,两封是七日发的,一封是八日发的。

  金星石虽然中国也有,但看印匣的样子,还是日本做的,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关系。“随便叫它曰玻璃”,则可谓胡涂,玻璃何至于这样脆,又岂可“随便”到这样?若夫“落地必碎”,则一切印石,大抵如斯,岂独玻璃为然?特买印泥,亦非“多事”,因为不如此,则不舒服也。

  近来对于厦大,什么都不过问了,但他们还要常来找我演说,一演说,则与当局者的意见一定相反,真是无聊。玉堂现在亦深知其不可为,有相当机会,什九是可以走的。我手已不抖,前信竟未说明。至于寄给《语丝》的那篇文章,因由未名社转寄,被社中截留了,登在《莽原》第廿三期上。其中倒没有什么未尽之处。当时动笔的原因,一是恨自己为生活起见,不能不暂戴假面,二是感到了有些青年之于我,见可利用则尽情利用,倘觉不能利用了,便想一棒打杀,所以很有些悲愤之言。不过这种心情,现在早已过去了。我时时觉得自己很渺小;但看他们的著作,竟没有一个如我,敢自说是戴着假面和承认“党同伐异”的,他们说到底总必以“公平”或“中立”自居。因此,我又觉得我或者并不渺小。现在拚命要蔑视我和骂倒我的人们的眼前,终于黑的恶鬼似的站着“鲁迅”这两个字者,恐怕就为此。

  我离厦门后,有几个学生要随我转学,还有一个助教也想同我走,他说我对于金石的知识于他有帮助。我在这里,常有客来谈空天,弄得自己的事无暇做,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我将来拟在校中取得一间屋,算是住室,作为豫备功课及会客之用,另在外面觅一相当的地方,作为创作及休息之用,庶几不至于起居无节,饮食不时,再蹈在北京时之覆辙。但这可俟到粤后再说,无须未雨绸缪。总之,我的主意,是在想少陪无聊之客而已。倘在学校,谁都可以直冲而入,并无可谈,而东拉西扯,坐着不走,殊讨厌也。

  现在我们的饭是可笑极了,外面仍无好的包饭处,所以还是从本校厨房买饭,每人每月三元半,伏园做菜,辅以罐头。而厨房屡次宣言:不买菜,他要连饭也不卖了。那么,我们为买饭计,必须月出十元,一并买他毫不能吃之菜。现在还敷衍着。伏园走后,我想索性一并买菜,以省麻烦,好在日子也已经有限了。工人则欠我二十元,其中二元,是他兄弟急病时借去的,我以为他穷,说这二元不要他还了,算是欠我十八元,他即于次日又借去二元,仍凑足二十元之数。厦门之对于“外江佬”,好像也颇要愚弄似的。

  以中国人一般的脾气而论,失败之后的著作,是没有人看的,他们见可役使则尽量地役使,见可笑骂则尽量地笑骂,虽一向怎样常常往来,也即刻翻脸不识,看和我往来最久的少爷们的举动,便可推知。但只要作品好,大概十年或数十年后,就又有人看了,不过这只是书坊老板得益,至于作者,则也许早被逼死,不再有什么相干。遇到这样的时候,为省事计,则改业也行,走外国也行;为赌气计,则无所不为也行,倒行逆施也行。但我还没有细想过,因为这还不是急切的问题,此刻不过发发空议论。

  “能食能睡”,是的确的,现在还如此,每天可睡至八九小时。然而人还是懒,这大约是气候之故。我想厦门的气候,水土,似乎于居民都不宜,我所见的本地人,胖子很少,十之九都黄瘦,女性也很少有丰满活泼的;加以街道污秽,空地上就都是坟,所以人寿保险的价格,居厦门者比别处贵。我想国学院倒大可以缓办,不如作卫生运动,一面将水,土壤,都分析分析,讲一个改善之方。

  此刻已经夜一时了,本来还可以投到所外的箱子里去,但既有“命令”,就待至明晨罢,真是可惧,“我着实为难”。

迅。十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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