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DEAR TEACHER：

　　现在是星期日的下午二时，我从家里回到学校。至十一月十六日止连收你发牢骚的信，此后就未见信来，是没有牢骚呢，还是忍着不发？我这两天是在等信，至迟明天也许会到罢，我这信先写在这里，打算明天收到你的来信后再寄。

　　我十七日寄上一信及印章背心，此时或者将到了。但这天我校又发生了事故，记得前信已经提及，校长原是想要维持到本月三十的，而不料于十七日晨已决然离校，留下一封信，嘱教务，总务，训育三人代拆代行，一面具呈教育厅辞职，这事迫得我们三人没有办法。如何负责呢？学校又正值多事之秋，我们便往教厅面辞这些责任，教厅允寻校长，并加经费，十九日来了一封公函，是慰留校长，并答应经费照豫算支给的。但校长以为这不过口惠，仍不回校。现在校中无款，总务无法办；无教员，教务无法办；学潮未平，训育无法办。所以我们昨天又去一函，要教厅速觅校长，或派人暂代，以免重负，然而一时是恐怕不会有结果的。

　　现时我最觉得无聊的，是校长未去，还可向校长辞职，此刻则办事不能，摆脱又不可，真是无聊得很。

　　报章说你已允到中大来，确否？许多人劝我离开女师，仍在广州做事，不要远去。如广州有我可做的事，我自然也可以仍在这里的。

　　昨接逢吉信，说未有工夫来，并问我旧校地址，说俟后再来访，我觉得他其实并无事情，打算不回复了。

十一月廿一日下午二时。

MY DEAR TEACHER：

　　现在是星一（廿二）晚十时，我刚从会议后回校。自前星三校长辞职后，我几乎没有一点闲工夫了，但没有在北京时的气愤，也没有在北京时的紧张，因为事情和环境与那时完全两样。

　　今日晨往教厅欲见厅长，说明学校现状，不遇；午后一时往教育行政委员会，又不遇，约四时在厅相见。届时前往，见了。商量的结果，是欠薪一层，由教厅于星四（廿五）提出省务会议解决，校长仍挽留，在未回校前，则由三部负责维持。这么一来，我们就又须维持至十二月初，看发款时教厅能否照案办理，或至本星期四，看省务会议能否通过欠薪案，再作计较了。

　　你到广州认为不合的几点，依我的意见：一，你担任文科，并非政治，只要教得学生好就是了，治校恐不怎样着重；二，政府迁移，尚未实现，“外江佬”之入籍，当然不成问题；三，他行止原未一定，熟人也以在广州者为多，较易设法，所以十之九是还在这里的。

　　来信之末说到三种路，在寻“一条光”，我自己还是世人，离不掉环境，教我何从说起。但倘到必要时，我算是一个陌生人，假使从旁发一通批评，那我就要说，你的苦痛，是在为旧社会而牺牲了自己。旧社会留给你苦痛的遗产，你一面反对这遗产，一面又不敢舍弃这遗产，恐怕一旦摆脱，在旧社会里就难以存身，于是只好甘心做一世农奴，死守这遗产。有时也想另谋生活，苦苦做工，但又怕这生活还要遭人打击，所以更无办法，“积几文钱，将来什么事都不做，苦苦过活”，就是你防御打击的手段，然而这第一法，就是目下在厦门也已经耐不住了。第二法是在北京试行了好几年的傻事，现在当然可以不提。只有第三法还是疑问，“为生存和报复起见，便什么事都敢做，但不愿……”这一层你也知道危险，于生活无把握，而且又是老脾气，生怕对不起人。总之，第二法是不顾生活，专戕自身，不必说了，第一第三俱想生活，一是先谋后享，三是且谋且享。一知其苦，三觉其危。但我们也是人，谁也没有逼我们独来吃苦的权利，我们也没有必须受苦的义务的，得一日尽人事，求生活，即努力做去就是了。

　　我的话是那么率直，不知道说得太过分了没有？因为你问起来，我只好照我所想到的说出去，还愿你从长计议才好。

YOUR H.M.十一月廿二晚十一时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