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上掛一把拉皮黃調的胡琴與懸一張破舊的無弦古琴，主人的胸中的情調是大不相同的。一盆芬芳的薔薇與一枝枯瘦的梅花，在普通文人的心目中也會有雅俗之分。這事實可用民族對於事物的文學歷史的多寡而說明。琴在中國已有很濃厚的文學背景，普通人見了琴就會引起種種聯想；胡琴雖時下流行，但在近人的詠物詩以外卻舉不出文學上的故事或傳說來，所以不能爲聯想的原素。薔薇在西洋原是有長久的文學的背景的，在中國，究不能與梅花並列。如果把梅花放在西方的文人面前，其感興也當然不及薔薇吧。

　　文學不能無所緣，文學所緣的東西在自然界中要算草蟲鳥爲最普通。孔子舉讀詩的益處，其一種就是說“多識乎鳥獸草木之名”。試翻毛詩來看，第一首《關雎》是以鳥爲緣的，第二首《葛覃》是以草木爲緣的。民族各以其常見的事物爲對象，發爲歌詠或編成傳說。經過多人的歌詠及普遍的傳說以後，那事物就在民族的血脈中遺下某種情調，呈出一種特有的觀感。這些情調與觀感，足以長久地作爲酵素，來溫暖潤澤民族的心情。日本人對於櫻的情調，中國人對於鶴的趣味，都是他民族所不能翻譯共喻的。

　　事物的文學背景愈豐富，愈足以溫暖潤澤人的心情，反之，如果對於某事物毫不知道其往昔的文獻或典故，就會興味索然。故對於某事物關聯地來灌輸些文學上的文獻或典故，使對於某事物得擴張其趣味，也是青年教育上一件要務。祖璋的《鳥與文學》，在這意義上不失爲有價值的書。

　　小泉八雲曾著了一部有名的《蟲的文學》，把日本的蟲的故事及詩歌和西洋的關於蟲的文獻比較研究過，我在往時讀了很感興趣。現在讀祖璋此書，有許多地方令我記起讀《蟲的文學》的印象來。

刊開明書店版賈祖璋著《鳥與文學》（193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