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陶的小說，我所讀過的原不甚多，但至少三分之一是過目了的。記得大部是短篇，題材最多的關於兒童及家庭的瑣事。這次卻居然以如此的廣大的事象爲題材寫如此的長篇了。在作者的文藝生活上，《倪煥之》實是劃一時代的東西。
題材的瑣屑與廣大，在純粹的藝術的見地看來，原是不成問題的事，藝術的生命不在題材的大小而在表現的確度上。文藝徹頭徹尾是表現的事，最要緊的是時代與空氣的表現。經過“五四”“五卅”一直到這次的革命，這十數年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大時代，我們游泳於這大時代的空氣之中，甜酸苦辣，雖因人時不同，而且和實際的甜酸苦辣的味覺一樣是說不明白的東西，一種特別的情味是受到了的，誰也無法避免這命定的時代空氣的口味。照理在文藝作品上隨處都能嘗得出這情味來，文藝作品至少也要如此才覺得親切有味。可是合乎這資格的文藝創作卻不多見。所見到的只是千篇一律的戀愛談，或宣傳品式的純概念的革命論而已。在這樣的國內文藝界裏，突然見了全力描寫時代的《倪煥之》，真足使人眼光爲之一新。故《倪煥之》不但在作者的文藝生活上是劃一時代的東西，在國內的文壇上也可以說是劃一時代的東西。
《倪煥之》中所描的，是五四前後到最近革命十餘年間中流社會知識階級思想行動變遷的徑路，其中重要的有革命的倪煥之、王樂山，有土豪劣紳的蔣士鑣，有不管閒事的金樹伯，有怯弱的空想家蔣冰如，女性則有小姐太太式的金佩璋與嶄新的密司殷。作者叫這許多人來在舞臺上扮演十餘年來的世態人情，復於其旁放射各時期特有的彩光，於其背後懸上各時期特有的背景，於是十餘年來中國的教育界的狀況，鄉村都會的情形，家庭的風波，革命前後的動搖，遂如實在紙上現出，一切都逼真，一切都活躍有生氣。使我們讀了但覺得其中的人物都是舊識者，或竟是自己；其中的行動言語都是會聞到見到過的，或竟是自己的行動言語。
評價一篇小說，不該因了題材來定區別。因《倪煥之》中寫教育的事，說它是教育小說，原不妥當。至於因主人公倪煥之的革命見解不徹底，就說這小說無價值，更不妥當。作家所描寫的是事實，責任但在表現的確否。事實如此，有什麼話可說呢？作者似深知道了這些，在《倪煥之》中，通常的所謂事實的有價值與無價值，不會歧視，至少在筆端是不分高下的。試看，他描寫鄉村間的燈會的情況，用力不亞於描寫南京路上的慘案，和革命當時的盛況。《倪煥之》雖取着革命的題材，而不流於淺薄的宣傳的作物者，其故在此。
只要與作者相識的，誰都知道他是一箇中心熱烈而表面冷靜默然寡言笑的人吧。中心熱烈，表面冷靜，這貌似矛盾的二性格是文藝創作上重要素地，因爲要熱烈纔會有創作的動因，要冷靜才能看得清一切。《倪煥之》的成功，大半是作者性格使然，就是這性格的流露。“文如其人”，這句話原是對的。
關於《倪煥之》，茅盾君曾寫過長篇的評論，我的話也原可就此告結束了。不過，作者曾要求我指出作中的疵病，而且要求得很誠切。我爲作者的虛心所動，於第一回閱讀時，在文字上也曾不客氣地貢獻過一二小意見，作者皆欣然承諾，在改排時修改過了。此外，茅盾君所指摘的各節也是我所同感的。這回就重排的清樣重讀，覺得尚有可商量的地方，率性提了出來，供作者和讀者的參考。
如前所說，文藝徹頭徹尾是表現的事。所謂表現者，意思就是要具體地描寫，一切抽象的敘述和疏說，是不但無益於表現而反足使表現的全體受害的。作者在作品中，隨處有可令人佩服的描寫，很收着表現的效果。隨舉數例來看：
煥之搶着鋪疊被褥。被褥新漿洗，帶着太陽光的甘味，嗅到時立刻想起爲這些事辛勞的母親，當晚一定要寫封信給她。
在初明的昏黃的電燈光下，他們兩個各自把着一個酒壺，談了一陣，便端起酒杯呷一口。話題當然脫不了近局，攻戰的情勢，民衆的向背，在敘述中間夾雜着議論地談說着。隨後煥之講到了在這地方努力的人，感情漸趨興奮；雖然聲音並不高，卻個個字挾着活躍的力，像平靜的小溪澗中，噴溢着一股滾燙的沸泉。
前者寫遊子初到任地的光景，後者寫革命軍快到時黨人與其舊友在酒樓上談話的情形，都很具體地有生氣。諸如此類的例一拾即是。讀者可以隨處自己發見這類有效果的描寫。無論在作者的作品之中，無論在當代文壇上作品之中，《倪煥之》恐怕要推爲描寫力最旺盛的一篇了吧。
但如果許我吹毛求疵的話，則有數處仍流於空泛的疏說的。例如寫倪煥之感到幻滅了每日跑酒肆的時候：
這就皈依到酒的座下來。酒，歡快的人因了它更增歡快，尋常的人因了它得到消遣；而瑣悶的人也可以因了它接近安慰與奮興的道路。
這種文字，我以爲是等於蛇足的東西，不十分會有表現的效果的。最甚的是第二十章。這章述五四後思想界的大勢，幾乎全是抽象的疏說，覺得於全體甚不調和。不知作者以爲何如？
我的指摘只是我個人的僻見，即使作者和讀者都承認，也只是表現的技巧上的小問題。至於《倪煥之》，是決不會因此減損其價值的。《倪煥之》實不愧茅盾君所稱的“扛鼎”的工作。
刊開明書店版葉聖陶著《倪煥之》（193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