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代是經商的，父親卻是個秀才。在十歲以前，祖父的事業未倒，家境很不壞，兄弟五人中據說我在八字上可以讀書，於是祖父與父親都期望我將來中舉人點翰林，光大門楣，不預備叫我去學生意。在我家坐館的先生也另眼相看，我所讀的功課是和我的兄弟們不同的。他們讀畢四書，就讀些《幼學瓊林》和尺牘書類，而我卻非讀《左傳》《詩經》《禮記》等等不可。他們不必做八股文，而我卻非做八股文不可。因爲我是要預備將來做讀書人的。
十六歲那年我考得了秀才，以後不久八股即廢，改“以策論取士”。八股在戊戌政變時曾廢過，不數月即恢復，至是時乃真廢了。這改革使全國的讀書人大起恐慌。當時的讀書人大都是一味靠八股吃飯的，他們平日朝夕所讀的是八股，案頭所列的是闈墨或試帖詩，經史向不研究，“時務”更所茫然。我雖八股的積習未深，不曾感到很大的不平，但要從師也無師可從，只是把《大題文府》等類擱起，換些《東來博議》《讀通鑑論》《古文觀止》之類的東西來讀，把白摺紙廢去，臨摹碑帖，再把當時唯一的算術書《筆算數學》買來自修而已。
那時我家裏的情況已大不如從前了。最初是祖父的事業失敗，不久祖父即去世。父親是少爺出身，舒服慣了的。兄弟們爲家境所迫，都託親友介紹，提早作商店學徒去了。五間三進的寬大而貧乏的家裏，除了母親和一個嫂子，就剩了父子兩個老小秀才。父親的書箱裏，八股文以外有一部《史記》，一部《前漢後書》，一部《韓昌黎集》，一部《唐詩三百首》，一部《通鑑綱目》，一部《文選》，一部《聊齋志異》，一部《紅樓夢》，一部《西廂記》，一部《經策通纂》，一部《皇清經解》，還有幾種唐人的碑帖與《桐蔭論畫》等論書畫的東西。父子把這些書作長日的消遣，父親愛寫字，種花，整潔屋室，室裏乾淨清靜得如庵院一般。這樣地過了約莫一年。
親戚中從上海回來的，都來勸讀外國書（即現在的所謂進學校）。當時內地無學校，要讀外國書只有到上海。據說上海最有名的是梵王渡（即現在的聖約翰大學），如果在那裏畢業，包定有飯吃。父母也覺得科舉快將全廢，長此下去究不是事，於是就叫我到上海去讀外國書。當時讀外國書的地方並不多，外國人立的只有梵王渡、震旦與中西書院，中國人立的只有南洋公學。我是去讀外國書的，當然要進外國人的學校。震旦是讀法文的，梵王渡據說程度較高，要談過幾年英文才能進去，中西書院（即現在東吳大學的前身）入學比較容易些，我於是就進中西書院。
那時生活程度還很低，可是學費卻已並不便宜，中西書院每半年記得要繳費四十八元。家中境況已甚拮据，我的第一次半年的學費還是母親把首飾變賣了給我的。我與便友同伴到了上海，由大哥送我入中西書院。那時我年十七。
中西書院分爲六年（？）畢業，初等科三年，高等科三年，此外還有特科若干年。我當然進初等科，那時功課不限定年級，是依學生的程度定的。英文是甲班的，算學如果有些根底就可入乙班，國文好的可以入丙班。我英文初讀，入甲班，最初讀的是《華英初階》；算學乙班，讀《筆算數學》；圖文，甲班；其餘各科也參差不齊，記不清楚了。各種學科中，最被人看不起的是國文，上課與否可以隨便，最注重的是英文。時間表很簡單，每日上午全讀英文，下午第一時板定是算學，其餘各科則配搭在數學以後。監院（即校長）是美國人潘慎文，教習有史拜言、謝鴻賚等。同學一百多人，大多數是包車接送的富者之子，間有貧寒子弟，則系基督教徒，受有教會補助，讀書不用花錢的。我的同學中很有許多現今知名之士。記得名律師丁榕，經濟大家馬寅初，都是我的先輩的同學。
中西書院門禁森嚴，除通學生外，非得保證人來信不能出大門一步，並且星期日不能告假（因爲要做禮拜），情形幾等於現在的舊式女學校。告假限在星期六下午。我的保證人是我的大哥，他在商店做事，每月只來帶我出去一次，有時他自己有事，也就不來領我。我在那裏幾乎等於籠鳥，尤其是禮拜日，逃不掉做禮拜覺得很苦。
禮拜真正多極。每日上課前要做禮拜，星期三晚上要做禮拜，星期日早晨要做禮拜，晚上又要做禮拜。每次禮拜有舍監來各房間查察，非去不可。每日早晨的禮拜約須三十分鐘，其餘的都要費一小時以上。唱讚美歌，禱告，講經，厭倦非凡。這種麻煩，如果叫現今每週只做一次紀念週猶嫌費事的學生諸君去嘗，不知能否忍耐呢。
讀了一學期，學費無法繼續，於是只好仍舊在家裏，用《華英進階》《華英字典》（這是中國第一部英文字典，商務出版）《代數備旨》等書自修。另外再作些策論《四書義》，請邑中的老先生評閱。秋間再去考鄉試，舉人當然無望，卻從臨書時肆（當時平日書店很少，一至考試時，試院附近臨時書店如林）買了嚴譯《原富》《天演論》等書回來，莫名其妙地翻閱。又因排滿之呼聲已起，我也向朋友那裏借了《新民叢報》等來看，由是對於明末清初的故事與文章很有興味，《明季稗史》《明夷待訪錄》《吳梅村集》《虞初新志》等書，都是我所耽讀的。
十八歲那年，因了一位朋友的勸告，同到紹興府學堂（即現在浙江第五中學的前身）入學。在那一二年中，內地學堂已成立了不少。當時辦學概依奏定學堂章程，學制很劃一。縣有縣學堂，性質爲現在的高小程度，府學堂則相當於現在的中學，省學堂相當於大學預科，京師大學堂即現在的所謂大學了。學堂的成立，並無一定順序，我們紹屬是先有中學，後有小學的。府學堂不收學費，宿費更不須出，飯費只每月二元光景。並且學校由書院改設，書院制尚未全除，月考成績若優，還有一元乃至幾毛錢的“膏火”可得（膏火是書院時代的獎金名稱，意思是燈油費）。讀書不但可以不花錢，而且弄得好還有零用可獲得的。
府學堂的科目記得爲倫理、經學、國文、英文、史學、輿地、算學、格致（即現在的理化博物）、體操、測繪（用器畫輿地圖），功課亦依程度編級，一如中西書院的辦法。我因英文已有半年每日三點鐘及在家自修的成績，居然大出風頭，被排在程度頂高的一級裏，算學與國文的班次也不低。同學之中年齡老大的很多，班級皆低於我，我於是頗受師友的青眼。
國文是一位王先生教的，選讀《皇朝經世文編》，作文題是《范文正公爲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士先器識而後文藝》之類。經學是徐先生（即刺恩銘的徐錫麟烈士）擔任的，他叫我們讀《公羊傳》，上課時大發揮其微言大義。測繪也由這位徐先生擔任。體操教師是一位日本人。他不會講中國話，口令是用日本語的，故於最初就由他教我們幾句體操用的日本語，如“立正”“向前”之類。倫理教師最奇特，他姓朱，是紹興有名的理學家，有長長的鬚髯，走路踱方步，寫字仿朱子。他教我們學“灑掃應對”“居敬存誠”，還教我們舞佾，拿了雞尾似的勞什子作種種把戲。據他的主張，上課時書應端執在右手，不應挾在腋下；上班退班都須依照長幼之序“魚貫而行”，不應作鳥獸散；見先生須作揖，表示敬意。我們雖不以爲然，卻不去加以攻擊，只依老古董相待罷了。
當時青年界激昂慷慨，充滿着蓬勃的朝氣，似乎都對於中國懷着相當的期待，不像現在的消沉幻滅。庚子事件經過不久，又當日俄戰爭，風雲惡劣，大家都把一切罪惡歸諸滿人，以爲只要把滿人推倒，國事就有希望了。《新民叢報》《浙江潮》等雜誌大受青年界的歡迎，報紙上的社論也大被注意閱讀。那時戀愛尚未成爲青年間的問題，出路的關心也不如現在的急切（因爲讀書人本來不大講究出路），三四朋友聚談，動輒就把話題移到革命上去，而所謂革命者，內容就只是排滿，並沒有現在的複雜。見了留學生從日本回來沒有辮子，恨不得也去留學，可以把辮子剪去（當時普通人是不許剪辮子的）。見了花翎顏色頂子的官吏，就暗中憎惡，以爲這是奴隸的裝束。盧梭、羅蘭夫人、馬志尼等，都因了《新民叢報》的介紹，在我們的心胸裏成了令人神往的理想人物。羅蘭夫人的“自由，自由！天下幾多罪惡假汝之名以行！”已成了搖筆即來的文章的套語了。
我在這樣的空氣中過了半年中學生活，第二學期又輟學了。這次輟學並非由於拿不出學費，乃是爲了要代替父親坐館。父親在一年來已在家授徒了，一則因鄰近有許多小孩子要請人教書，二則父親嫌家裏房屋太大，住了太寂寞，於是在家裏設起書塾來。來讀的是幾個族裏與鄰家的小孩。中途忽然有一位朋友要找父親去替他幫忙，爲了友誼與家計，都非去不可。書館是不能中途解散的，家裏又無男子，很不放心，於是就叫我輟學代庖。功課當然是我所教得來的。學生不多，時間很有餘暇，於是一壁教書，一壁仍行自修。家裏人頗思叫我永繼父職，就長此教書下去。本鄉小學校新立，也邀我去充教習，但我總覺得於心不甘。
恰好有一個親戚的長輩從日本留學法政回來，說日本如何如何地好，求學如何如何地便利。我對於日本留學夢想已久了，聽了他的話，心乃愈動。父母並不大反對，只是經費無着，乃遍訪親友借貸，很費力地集了五百元，冒險赴日。
當時赴日留學成爲一種風氣。東京有一個宏文學院，就是專爲中國留學生辦的，普通科二年畢業，除教日語外，兼教中學課程。凡想進專門以上的學校的，大概都在那裏預備。我因學費不足兩年的用度，乃於最初數月請一日本人專教日文，中途插入宏文學院普通科去。總算我的自修有效，英算各科居然尚能銜接趕上。在那裏將畢業的前二三月，東京高等工業學校招考了，我不待畢業就去跨考，結果幸而被錄取。當時規定，入了官立專門學校就有官費的，而浙江因人多不能照辦。我入高工後快將一年，就領不到官費，家中已爲我負債不少，結果乃又不得不中途輟學回國，謀職餬口。我的中學時代就此結束了，那年我二十一歲。
總計我的中學時代，經過許多的周折，東補西湊，斷續不成片斷。我爲了修得區區的中學課程，曾經過不少磨難，空費過長期的光陰。這種困苦的經驗，當時不但我個人有過，實可謂是一般的情形。現在的中學生在這點上真足羨豔，真是幸福。
刊《中學生》第十六號（193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