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中國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一輩青年，剛處於社會思想史的“蜂腰時期”。有清一代對宋學的反動，漢學的今古文派，佛學派，到光緒末年——二十世紀之初，梁啓超，劉申叔，章炳麟諸人後，突然中絕。從此時起，西歐日本新學說如潮的“亂流”湍入。東西文化區別界限之大，驟然迎受不及，皮相的居多：中國此時一輩青年，所受社會思想的訓育可想而知；舊的“漢學考證法”，“印度因明學”，不知道；新的，西歐的科學方法，浮光掠影得很。同時經濟狀況的發展，新資產階級發生，自然而然，自由派的民治派的思想勃起，浮浮掠過。他們的確知道“要”了，可是他們只知道“要”……要自由，要平等……“怎麼樣？”“是什麼？”蔣夢麟說“問題符號滿天飛”，其實就因爲問題符號只在飛，可見還不知道怎樣設問，怎樣擺這符號，何況答案！
再加以總原因：中國向來沒有社會，因此也沒有現代的社會科學。中國對社會現象向來是漠然的；現在突然間要他去解決“社會問題”，他從沒有這一層經驗習慣，一下手就慌亂了。從不知道科學方法，僅有熱烈的主觀的願望，不會設問問及社會問題之人，置於社會現象之前，難怪他眼花撩亂。於是大多數所謂“羣衆的”青年思想，突然陷入於“孔子誅少正卯”的旋渦裏，或者是“西洋的”亞里士多德的論理監獄裏。——
“總解決與零解決”，“改良與革命”，“獨裁主義與自由主義”，“放任主義與干涉主義”，“有政府主義與無政府主義”，……“集權主義與分權主義”，羣性主義與個性主義，……徹底與妥協……如此無窮無盡，兩相對待：“你們是反對分權主義的，那一定主張集權了”——“專制了”——不是這個，就一定是那個！頭腦不妨如此簡單，社會現象可不是如此簡單！
我們假使除“要”之外，還有看“所要的”眼睛在，細細的帶上克羅克眼鏡看看清楚，我們就可以知道上述的許多“外國字”，——西歐文字，對於中國人，實在難學難懂！——都是人造的抽象字，從社會生活裏“抽出來的象”；不是有了集權主義“四個中國字”纔有集權制度的！“抽象名詞愛”的青年當再進一步看看現實，那時才知道實際生活，社會生活中每每是“非集權非分權”，“非徹底非妥協”，“亦總解決，亦零解決”……現實是活的，一切一切主義都是生活中流出的，不是先立一理想的“主義”，象中國寫方塊字似的一筆一筆描在白紙上去的。……“不是那個，就是這個”的“西洋”笨邏輯，東方人所笑的，現在自己學來了！
世界上不少資產階級，世界上也不少布爾塞維克的仇敵。真正浸身於赤色的俄羅斯，才見現實的世界涌現；再聽西洋的“評論家”笑罵共產黨的主義：“是馬哈衣主義，是新軍國主義，是巴枯寧主義，是拿破崙主義，”誠然不錯，布爾塞維克是如此之派調，——在那一定的時期中。不在於拘守“主義”，死的抽象詞；抽象名詞愛的“思想家”“學者”，一定要拿抽象名詞做尺來量他們，也是無法！“或者象‘……主義’罷！現在又成‘自由主義’罷？”……不在於此！而在於現實社會問題的解決。
唯實的，歷史的唯物論有現實的宇宙。無產階級爲自己利益，亦即爲人類文化擔負歷史的使命。凡在現實世界中，爲現實所要求以達這“新”使命的，則社會意識的表示者都不推辭：代表此一階級的利益，保持發展人類文化。資產階級文化已經破產。……亟起直追！現實世界中“奮鬥之樂”，就是他的報酬。於現實生活，社會之動流中，須得實際的論證方法，那才走得人類文化史的一步。中國當代的青年！注意爲是。……先知道中國“是什麼？”然後說“怎麼樣？”……至於“我們”“要什麼？”且放在最後再說。
三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