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哲人泰果爾說：“希臘文化發生於海隅小城市，——都市的城壁暗示‘佔有’的衝動，他視‘自然’爲敵；譬如行路的人，以大道爲障礙人與目的之間的遠度。印度文化發生於森林溫地，——長枝漫葉；起居感受於其中，增長‘融洽’的精神，他視‘自然’爲友；譬如行路的人，以大道爲人與目的之間的因緣，——實在就是目的的一部分。人與自然，個性與社會的協調，爲將來的文化；濃郁的希望，仁愛，一切一切……由忿怒而至於喜樂……”

　　俄國的白林寒雪，舊文化的激發性也是當然；他視“自然”爲鄰人；偶然餘裕，隔籬閒話家常，——封建遺化農村公社的共同寂靜恭順的生活；有時窘急，鄰舍卻易生窺伺，——西歐的頑皮學生，市儈主義維新後之傳染病。中國的長河平原，感受無限制的坦蕩性；他視“自然”爲路人：偶然同道而行，即使互相藉助，始終痛癢漠然。俄國無個性，中國無社會；一是見有目的，可不十分清晰，行道亂投，屢易軌轍；一是未見目的，從容不迫，無所警策，行道蹣跚，懶於移步。萬流交匯，虛涵無量，——未來的黃金世界，不在夢寐，而在覺悟，——覺悟融會現實的忿，怒，喜，樂，激發，坦蕩以及一切種種性。是久遠久遠的過去語，也許是遙遠遙遠的將來之聲。

　　人遠離包涵萬象的自然，捨棄永久的基礎，只在人造的鐵網間行走，——這或是跳舞矯作姿態時，或是乘橇下峻坡耳；他不得不步步勉力自求保持身量之均勢；偶然得一休息地，反暫時感覺一隱隱的傲意：“我對於外界的自然，很能有強力的克服他。”自然，自然，不能永久如此，如此強勉。……

　　“我”與“非我”相合，方有共同之處可言。“我”與“非我”相對，只覺個性之獨一無二。

　　如此，不得不有以系連之：“愛”。

　　兒童酷好遊玩，誠然不錯；然而他假使不知道有“母懷”可返，遊玩便成迷失，漸覺可怕；我們個性的高傲，假使不能從“愛”增高其質性，他便成我們的詛咒。

十二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