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中國的最偉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藝術”是男人扮女人。這藝術的可貴，是在於兩面光，或謂之“中庸”——男人看見“扮女人”，女人看見“男人扮”。表面上是中性，骨子裏當然還是男的。然而如果不扮，還成藝術麼？譬如說，中國的固有文化是科舉制度，外加捐班〔２〕之類。當初說這太不像民權，不合時代潮流，於是扮成了中華民國。然而這民國年久失修，連招牌都已經剝落殆盡，彷彿花旦臉上的脂粉。同時，老實的民衆真個要起政權來了，竟想革掉科甲出身和捐班出身的參政權。這對於民族是不忠，對於祖宗是不孝，實屬反動之至。現在早已回到恢復固有文化的“時代潮流”，那能放任這種不忠不孝。因此，更不能不重新扮過一次〔３〕，草案〔４〕如下：第一，誰有代表國民的資格，須由考試決定。第二，考出了舉人之後，再來挑選一次，此之謂選（動詞）舉人；而被挑選的舉人，自然是被選舉人了。照文法而論，這樣的國民大會的選舉人，應稱爲“選舉人者”，而被選舉人，應稱爲“被選之舉人”。但是，如果不扮，還成藝術麼？因此，他們得扮成憲政國家〔５〕的選舉的人和被選舉人，雖則實質上還是秀才和舉人。這草案的深意就在這裏：叫民衆看見是民權，而民族祖宗看見是忠孝——忠於固有科舉的民族，孝於制定科舉的祖宗。此外，像上海已經實現的民權，是納稅的方有權選舉和被選，使偌大上海只剩四千四百六十五個大市民。〔６〕這雖是捐班——有錢的爲主，然而他們一定會考中舉人，甚至不補考也會賜同進士出身〔７〕的，因爲洋大人膝下的榜樣，理應遵照，何況這也並不是一面違背固有文化，一面又扮得很像憲政民權呢？此其一。

　　其二，一面交涉，一面抵抗〔８〕：從這一方面看過去是抵抗，從那一面看過來其實是交涉。其三，一面做實業家，銀行家，一面自稱“小貧〔９〕而已”。其四，一面日貨銷路復旺，一面對人說是“國貨年”〔１０〕……諸如此類，不勝枚舉，而大都是扮演得十分巧妙，兩面光滑的。

　　呵，中國真是個最藝術的國家，最中庸的民族。

　　然而小百姓還要不滿意，嗚呼，君子之中庸，小人之反中庸也〔１１〕！

　　三月三十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四月二日《申報·自由談》，署名何家幹。

　　〔２〕捐班指不經科舉考試，而用錢財換得官職或做官的資格。

　　清代曾明定價格，實行直接用銀錢捐官的制度。

　　〔３〕重新扮過一次指一九三三年春蔣介石提出“制定憲法草案”和“召開國民大會”。一九三一年五月國民黨政府曾開過一次“國民會議”，公佈過所謂“訓政時期約法”，所以這裏說“重新扮過一次”。

　　〔４〕草案指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國民黨政府憲法草案起草委員會擬定的關於“國民大會組織”的草案。其中第三條規定：“中華民國之國民，年滿二十歲者，有選舉代表權，年滿三十歲經考試及格者，有被選舉代表權。”

　　〔５〕憲政國家孫中山在所著《建國大綱》中，劃分“建國”程序爲“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主張到憲政時期召開國民大會，頒佈憲法，成立民選政府。以蔣介石爲首的國民黨反動派曾長期利用“軍政”、“訓政”的說法，作爲實行反革命專政和剝奪人民自由的藉口；一九三三年，他們聲稱要“結束訓政”、準備實施憲政，但實際上只是企圖用以掩飾和維護國民黨的獨裁統治。〔６〕上海只剩四千四百六十五個大市民這裏說的上海，指當時的上海公共租界。上海公共租界自一九二八年起，准許由“高等華人”組織的“納稅華人會”選舉華人董事三人（一九三○年起增至五人）、華人委員六人蔘加租界的行政機關工部局。“納稅華人會”章程規定有下列資格的可爲會員並有選舉權：一、所執產業地價在五百兩（按指銀兩）以上者；二、每年納房捐或地捐十兩以上者；三、每年付房租在五百兩以上而付捐者（按上海公共租界規定出租房產的房捐，由租用者負擔）。有下列資格並住公共租界五年以上者，可以被選爲“納稅華人會”代表大會代表及被推選爲工部局的華人董事、華人委員：一、年付房地各捐在五十兩以上；二、年付房租一千二百兩以上而付捐者。本文所說的“四千四百六十五個大市民”，是指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納稅華人會”市民組舉行第十二屆選舉時，按上述條件統計的會員數，其中有選舉權者二千一百七十五人，有被選舉權者二千二百九十人。

　　〔７〕賜同進士出身明、清科舉制度規定，舉人經會試考中後又經殿試考中的，分爲三甲：一甲賜進士及第，二甲賜進士出身，三甲賜同進士出身。

　　〔８〕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一二八戰事後，蔣介石、汪精衛曾以“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爲飾詞，掩蓋他們與日本帝國主義進行勾結、執行不抵抗政策的真相。如一九三二年二月，汪精衛在徐州演講中談中日外交問題時，便說要“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並解釋說“因爲不能戰，所以抵抗；因爲不能和，所以交涉，是以抵抗和交涉並行。”〔９〕“小貧”這個詞見於孫中山所著《三民主義》一書中《民生主義》第二講：“中國人所謂貧富不均，不過在貧的階級之中，分出大貧與小貧。其實中國的頂大資本家，和外國資本家比較，不過是一個小貧。”孫中山的意思在於說明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受着外國資本主義的排斥和打擊，因而難以發展；但後來中國一些資本家曾利用這句話來否認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區別。

　　〔１０〕“國貨年”上海工商界曾把一九三三年定爲“國貨年”，並於該年元旦舉行遊行大會，進行宣傳。

　　〔１１〕“君子之中庸”二句，語出《禮記·中庸》：“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