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爲講過劉庚生的罪名，就想到開口和動筆，在現在的中國，實在也很難的，要穩當，還是不響的好。要不然，就常不免反弄到自己的頭上來。

　　舉幾個例在這裏——

　　十二年前，魯迅作的一篇《阿Ｑ正傳》，大約是想暴露國民的弱點的，雖然沒有說明自己是否也包含在裏面。然而到得今年，有幾個人就用“阿Ｑ”來稱他自己了，這就是現世的惡報。

　　八九年前，正人君子們辦了一種報〔１〕，說反對者是拿了盧布的，所以在學界搗亂。然而過了四五年，正人又是教授，君子化爲主任〔２〕，靠俄款〔３〕享福，聽到停付，就要力爭了。這雖然是現世的善報，但也總是弄到自己的頭上來。

　　不過用筆的人，即使小心，也總不免略欠周到的。最近的例，則如各報章上，“敵”呀，“逆”呀，“僞”呀，“傀儡國”呀，用得沸反盈天。不這樣寫，實在也不足以表示其愛國，且將爲讀者所不滿。誰料得到“某機關通知〔４〕：禦侮要重實際，逆敵一類過度刺激字面，無裨實際，後宜屏用”，而且黃委員長〔５〕抵平，發表政見，竟說是“中國和戰皆處被動，辦法難言，國難不止一端，亟謀最後挽救”（並見十八日《大晚報》北平電）的呢？……幸而還好，報上果然只看見“日機威脅北平”之類的題目，沒有“過度刺激字面”了，只是“漢奸”的字樣卻還有。日既非敵，漢何雲奸，這似乎不能不說是一個大漏洞。好在漢人是不怕“過度刺激字面”的，就是砍下頭來，掛在街頭，給中外士女欣賞，也從來不會有人來說一句話。

　　這些處所，我們是知道說話之難的。

　　從清朝的文字獄〔６〕以後，文人不敢做野史了，如果有誰能忘了三百年前的恐怖，只要撮取報章，存其精英，就是一部不朽的大作。但自然，也不必神經過敏，豫先改稱爲“上國”或“天機”的。

　　五月十七日。

　　〔１〕正人君子們辦了一種報指胡適、陳西瀅等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在北京創辦的《現代評論》週刊。陳西瀅曾在該刊第七十四期（一九二六年五月八日）發表《閒話》一則，誣衊進步人士是“直接或間接用蘇俄金錢的人”。“正人君子”，是當時擁護北洋政府的北京《大同晚報》對現代評論派的吹捧，見一九二五年八月七日該報。〔２〕正人又是教授，君子化爲主任陳西瀅曾任北京大學英文學系主任兼教授、武漢大學文學院長兼教授。胡適曾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並於一九三一年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３〕俄款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後，蘇俄政府宣佈放棄帝俄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包括退還庚子賠款中尚未付給的部分。一九二四年五月中蘇復交，兩國簽訂《中俄協定》，其中規定退款除償付中國政府業經以俄款爲抵押品的各項債務外，餘數全用於中國教育事業。一九二六年初，《現代評論》曾連續刊載談論“俄款用途”的文章，爲“北京教育界”力爭俄款。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政府以“應付國難”爲名，一再停付充作教育費用的庚子賠款，曾引起教育界有關人士的恐慌和抗議。

　　〔４〕某機關通知指黃郛就任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後，爲討好日本而發佈的特別通知。

　　〔５〕黃委員長即黃郛。

　　〔６〕清朝的文字獄清代厲行民族壓迫政策，曾不斷大興文字獄，企圖用嚴刑峻法來消除漢族人民的反抗和民族思想，著名大獄有康熙年間莊廷鑨《明書》獄；雍正年間呂留良、曾靜獄；乾隆年間胡中藻《堅磨生詩鈔》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