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頓報告書〔２〕採用了中國人自己發明的“國際合作以開發中國的計劃”，這是值得感謝的，——最近南京市各界的電報已經“謹代表京市七十萬民衆敬致慰念之忱”，稱他“不僅爲中國好友，且爲世界和平及人道正義之保障者”（三月一日南京中央社電）了。

　　然而李頓也應當感謝中國纔好：第一，假使中國沒有“國際合作學說”，李頓爵士就很難找着適當的措辭來表示他的意思。豈非共管沒有了學理上的根據？第二，李頓爵士自己說的：“南京本可歡迎日本之扶助以拒共產潮流”，他就更應當對於中國當局的這種苦心孤詣表示誠懇的敬意。

　　但是，李頓爵士最近在巴黎的演說（路透社二月二十日巴黎電），卻提出了兩個問題，一個是：“中國前途，似繫於如何，何時及何人對於如此偉大人力予以國家意識的統一力量，日內瓦〔３〕乎，莫斯科乎？”還有一個是：“中國現在傾向日內瓦，但若日本堅持其現行政策，而日內瓦失敗，則中國縱非所願，亦將變更其傾向矣。”這兩個問題都有點兒侮辱中國的國家人格。國家者政府也。李頓說中國還沒有“國家意識的統一力量”，甚至於還會變更其對於日內瓦之傾向！這豈不是不相信中國國家對於國聯的忠心，對於日本的苦心？

　　爲着中國國家的尊嚴和民族的光榮起見，我們要想答覆李頓爵士已經好多天了，只是沒有相當的文件。這使人苦悶得很。今天突然在報紙上發見了一件寶貝，可以拿來答覆李大人：這就是“漢口警部三月一日的佈告”。這裏可以找着“鐵一樣的事實”，來反駁李大人的懷疑。

　　例如這佈告（原文見《申報》三月一日漢口專電）說：“在外資下勞力之勞工，如勞資間有未解決之正當問題，應稟請我主管機關代表爲交涉或救濟，絕對不得直接交涉，違者拿辦，或受人利用，故意以此種手段，構成嚴重事態者，處死刑。”這是說外國資本家遇見“勞資間有未解決之正當問題”，可以直接任意辦理，而勞工方面如此這般者……就要處死刑。這樣一來，我們中國就只剩得“用國家意識統一了的”勞工了。因爲凡是違背這“意識”的，都要請他離開中國的“國家”——到陰間去。李大人難道還能夠說中國當局不是“國家意識的統一力量”麼？

　　再則統一這個“統一力量”的，當然是日內瓦，而不是莫斯科。“中國現在傾向日內瓦”，——這是李頓大人自己說的。我們這種傾向十二萬分的堅定，例如那佈告上也說：“如有奸民流痞受人誘買勾串，或直受驅使，或假託名義，以圖破壞秩序安寧，與構成其他不利於我國家社會之重大犯行者，殺無赦。”這是保障“日內瓦傾向”的堅決手段，所謂“雖流血亦所不辭”。而且“日內瓦”是講世界和平的，因此，中國兩年以來都沒有抵抗，因爲抵抗就要破壞和平；直到一二八，中國也不過裝出擋擋炸彈槍炮的姿勢；最近的熱河事變，中國方面也同樣的盡在“縮短陣線”〔４〕。不但如此，中國方面埋頭剿匪，已經宣誓在一兩個月內肅清匪共，“暫時”不管熱河。這一切都是要證明“日本……見中國南方共產潮流漸起，爲之焦慮”〔５〕是不必的，日本很可以無須親自出馬。中國方面這樣辛苦的忍耐的工作着，無非是爲着要感動日本，使它悔悟，達到遠東永久和平的目的，國際資本可以在這裏分工合作。而李頓爵士要還懷疑中國會“變更其傾向”，這就未免太冤枉了。

　　總之，“處死刑，殺無赦”，是回答李頓爵士的懷疑的歷史文件。請放心罷，請扶助罷。

　　三月七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三月九日《申報·自由談》，署名幹。

　　〔２〕李頓報告書李頓（Ｖ．Ｌｙｔｔｏｎ，１８７６—１９４７），英國貴族。一九三二年四月，國際聯盟派他率領調查團，到我國東北調查九一八事件，同年十月二日發表所謂《國聯調查團報告書》（也稱《李頓報告書》），其中竟說日本在中國東北有“不容漠視”的“權利”及“利益”。日本侵入東北，是因爲中國社會內部“紊亂”和中國人民“排外”使日本遭受“損害”；是由於蘇聯之“擴張”及“中國共產黨之發展”使日本“憂慮”。在《報告書》的第九章中，把孫中山早年關於引進外國技術、資金以幫助中國開發建設的主張加以歪曲引用，提出“以暫時的國際合作，促進中國之內部建設”，實際上是主張由帝國主義共同瓜分中國。《報告書》還荒謬地提出使東北從中國分割出去的“滿洲自治”主張。當時國民黨政府竟稱這一報告“明白公允”，對《報告書》原則表示接受。

　　〔３〕日內瓦瑞士西部日內瓦州的首府，國際聯盟總部所在地。這裏的意思是指英、法等帝國主義集團。

　　〔４〕“縮短陣線”這是國民黨宣傳機構掩飾其作戰部隊潰退的用語。如《申報》一九三三年三月三日所載一則新聞標題爲：“敵軍深入熱河省境，赤峯方面消息混沌，凌原我軍縮短防線。”〔５〕這也是李頓在巴黎演說中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