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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粒麥的辛苦，孩子，你把麥散了一地呢。祖父在忙着，祖母在忙着，父親在忙着，母親在忙着，孩子，你也在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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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的“一·二八”，我正在××公安局當警察，因爲用不到我們上前線去，便只好日夜不停地在後方做維持治安的工作——捉漢奸！那時候只有捉漢奸和殺漢奸是最快人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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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說那是一個夢，那麼，我們是生活過了一個悲慘的夢呢。從那土匪出沒的山城裏我們逃了出來，那是希望着從死逃到生，然而，誰知道仍然是從死逃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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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近人把文化和文藝混同爲一個，同時，也把戀愛和結婚又相混在一起。沒有一個女子談到戀愛之時不在想到結婚，交際一個男子時候打聽他是不是配於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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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前敵人飛來過，不久以後又飛去了。在短短的時刻之間，恁空給這個不大的城市裏留下了一大片頗爲廣闊的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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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歡任何種的和任何式樣的燈，一點點的火光或是照耀的明亮，它們都可以滲透了黑暗，給莫測的黑暗添生了眼睛——任何在黑暗中閃爍的眼睛，不都是美麗的，令人感激的麼？我愛燈，愛光，那是因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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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在寒凍中歡迎了春來，抱着無限的抖顫驚悸歡迎了春來，然而陣陣風沙裏夾着的不是馨香而是血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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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了探求光和熱的本質，我獨自乘了一個小小的氣球，向光的方面飛去。這氣球不大，不小，恰容我一個人；不輕，不重，恰載我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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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實和黃葉，一齊都從樹上落下來了，老婦人獨自在庭前，寂寞地掃着。啊，我是什麼時候又回到了這個荒涼的古寺的呢？想起來，行跡是飄忽不定的，也正如我們以前一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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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切的記憶之中，燈——或者就是火亮，最能給我一些溫煦之感。這不能說到只是過去，現在和將來也都是如此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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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論”是從鸚鵡開頭的。據說古時候有一隻高飛遠走的鸚哥兒，偶然又經過自己的山林，看見那裏大火，它就用翅膀蘸着些水灑在這山上；人家說它那一點兒水怎麼救得熄這樣的大火，它說：“我總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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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間十二點鐘左右，我登在青州城西門上；也沒有雞叫，也沒有狗咬；西南方那些山，好像是睡在月光裏；城內的屋宇，浸在月光裏更看不見一星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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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着，盼望着，東風來了，春天的腳步近了。一切都像剛睡醒的樣子，欣欣然張開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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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在她們姊妹行中是頂小的一個，出生的那一年，她的母親已經四十歲。妻的體質和我並不相差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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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伴我，我乃不得不踽踽躑躅在這寂寞的山中。沒有月的夜，沒有星；沒有光，也沒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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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了裝點這悽清的除夕，友人從市集上買來一對紅燭。劃一根火柴，便點燃了，它的光亮立刻就劈開了黑暗，還抓破了沉在角落上陰暗的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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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這山道呀，老是保持着這樣的靜寂。想起來，是那一晚，海上風狂浪大的時候，你立在那峻峭的山崖上頭，高聲地呼喊着你姐姐底名字，那時候，你底聲音該是如何地淒厲，使我疑心你真是瘋狂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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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裏劉薰宇君來信，說互生病了，而且是沒有希望的病，醫生說只好等日子了。四月底在《時事新報》上見到立達學會的通告，想不到這麼快互生就歿了！後來聽說他病中的光景，那實在太慘；爲他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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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了年和月的重累，負了山和水的重累，我已感到迢迢旅途的疲倦。負了年和月的重累，負了山和水的重累，復負了我的重累，我坐下的驢子已屢次顛蹶它的前蹄，長長的耳朵在搖扇，好像要扇去這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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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野是一個大的搖籃，又是一個古老的墳墓，原野上總是籠罩着靜寂。原野裏隱藏着無數的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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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認識孫鷗，自然是他在成都大學文預科讀書，我去教書的時候；然而我之曉得“以泊”這個別號，卻在民國十五年春，創始主編《新川報》副刊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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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年輕時，在日本，見一美女子，因此作美麗的詩，送給她手裏，她的書包裏，或許登在同人雜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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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天是我們新中國誕生的日子。從二十六年這一天以來，我們自己，我們的友邦，甚至我們的敵人，開始認識我們新中國的面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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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館門口歇着兩個賣唱人，哼哼着的二胡，配着嘎啞了的女人的喉音。嗚呀嗚呀地不知是唱，還是呻吟，還是道着都市的人的煩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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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說我要結婚了，南方的朋友寄給我一顆紅豆。當這小小的包裹寄到的時候，已是婚後的第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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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芳先生：朋友，（讓我也這樣回叫您吧，）您對我的鼓勵是太大了啊！我近來得到好幾個未見過面的朋友的書面慰藉和物質援助，使我那天天被肺菌和窮困所啃蝕着的心又活躍起來，溫暖起來了！不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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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波送了你去，你就再沒有回來呀。我不曾送你，致使你底眼睛紅腫，而且臉面也更蒼白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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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在桂林，我看見了我以爲就是彭貝末日的那麼一種大火。半晴的天，已經全瞑了；頂強烈的風，倒彷彿沒有什麼動展，整個的空間被黑的煙，白的煙蓋得滿滿的，她們好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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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山城上還有很重的霧，但霧中依然混淆着令人不忘的災禍和仇恨——敵人的飛機偷偷摸摸地去轟炸了附近某一個地方，使那裏的廢墟再受一次火的鍛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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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樹伯伯是上了年紀了，他的下頰滿長着鬍鬚。在他年青的時候，軒昂地挺着胸，伸着肢臂，滿有摘取天上的星星的氣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