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在美國對於人的觀察，很通行所謂4P要訣。第一個P是Personality，譯中文爲“人格”；第二個P爲Principle，可譯爲“原則”或“主義”；第三個P爲Programme，可譯爲“進行程序”或“計劃”；第四個P爲Practicability，可譯爲“可以實行”或“可行”。原文這四個字都有P字爲首，故稱4P。就是說要觀察人，第一要注意他的“人格”怎樣，第二要注意他的“主義”怎樣，第三要注意他的有無“計劃”或怎樣，第四要注意他的計劃是否“可行”。他們以爲對人能仔細考察他的4P，思過半矣。

　　不過我們倘略加研究，便覺得所謂“人格”，人人看法不同。在統治者看來，往往覺得奴性並無背於人格；在革命者看來，和罪惡妥協都是人格的破產。從前認女子殉夫或上門守節是女子的無上的好人格，現在卻不值得識者之一笑。這樣看來，所謂“人格”，還該需要一種新標準。我以爲人格的新標準，應以對社會全體生活有何影響爲中心；對於社會全體生活有利的便是好的，對於社會全體生活有害的便是壞的。例如壓迫者榨取者之歡迎“奴性”，是要利用多數人以供少數人享用的工具，這於全體生活是有害無利，是很顯然的，關於第二個P的“主義”，也可以這同樣的標準做測量的尺度。

　　第三個P和第四個P合起來講，有了“計劃”還要“可行”，這便是說計劃要能對準現實，作對症下藥的實施，不是徒唱高調的玩意兒。但是有時“計劃”之“可行”，雖爲識見深遠者所預見，往往爲眼光淺短者所無從瞭解，囂然以高調相識，爲積極進行中的莫大障礙。在這種情況之下，便靠實有真知灼見者之力排衆議，以堅毅的精神，和困難作殊死戰。等到成績顯然，水落石出，盲目地反對或阻礙有如沸湯灌雪，立見消融。所以第四個P的辨別判斷，尤恃有超卓的識見，對於現實須具有豐富縝密的觀察。

（原載1932年12月3日《生活》週刊第7卷第4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