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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同時被捕的幾個“難兄難弟”，關於他們的生平，我已和諸君談過了。最後要談到我們的一個“難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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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要談談我們的“家長”。稍稍留心中國救國運動的人，沒有不知道有沈鈞儒先生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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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住的高等法院看守分所裏的這個病室，因爲是新造的，所以比較的清潔。牆上的白粉和牆上下半截的黑漆，都是簇簇新的；尤其僥倖的是，沒有向來和監獄結着不解緣的臭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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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高等法院是在道前街，我們所被羈押的看守分所卻在吳縣橫街，如乘黃包車約需二十分鐘可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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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次所談的情形，已可看出《生活》週刊的創辦並沒有什麼大宗的開辦費。寥若晨星的職員三個，徐先生月薪二十幾塊錢，孫先生月薪幾塊錢，我算是主持全部的事業，月薪最多的了，每月拿六十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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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再續談《生活》週刊的事情以前，其中有兩件事可以先談一談。第一件是關於我的婚姻，第二件是我加入時事新報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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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做苦學生的時代，經濟方面的最主要的來源，可以說是做家庭教師。除在宜興蜀山鎮幾個月所教的幾個小學生外，其餘的補習的學生都是預備投考高級中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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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進了約翰之後，課程上的煩悶消除了，而經濟上的苦窘還是繼續着。辛辛苦苦做了幾個月的青年“老學究”所獲得的經費，一個學期就用得精光了，雖則是慄慄危懼地使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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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料想不到居然做了幾個月的“老學究”！這在當時的我當然是不願意做的。一般青年的心理也許都和我一樣吧，喜走直線，不喜走曲線，要求學就一直入校求下去，不願當中有着間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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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英文的學習，我不能忘卻在南洋公學的中院裏所得到的兩位教師。後來雖有不少美籍的教師在這方面給我許多益處，但是這兩位教師卻給我以初學英文的很大的訓練和訣竅，是我永遠所不能忘的厚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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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親所以把我送進南洋公學附屬小學，因爲他希望我將來能做一個工程師。當時的南洋公學是國內數一數二的工程學校，由附屬小學畢業可直接升中院（即附屬中學），中院畢業可直接升上院（即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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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族革命的偉大斗士魯迅先生，不幸於十月十九日早晨五點二十五分去世了。本社（按指生活星期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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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爲要看看美國南方的黑農被壓迫的實際狀況，所以特由紐約經華盛頓而到了南方“黑帶”的一個重要地點柏明漢，這在上次一文裏已略爲提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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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次和諸君談過，我們在香港的報館因爲試辦的經費是由幾個書呆子勉強湊借而成的，爲數很有限，所以是設在貧民窟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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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爲事實之母”，這句話好像是很合於真理的，尤其是因爲很耳熟的一句成語，我們往往不假思索地把它認爲確切不變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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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老前輩在某機關裏辦事，因爲他的事務忙，那機關裏替他備了一輛汽車，任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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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我的母親，我只知道她是“浙江海寧查氏”，至今不知道她有什麼名字！這件小事也可表示今昔時代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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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倫敦乘蘇聯的輪船往列寧格勒的時候，海程經過五天。在這五天裏面，每天都有一次討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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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狗”這個名稱，大家想來都是很耳熟的。說起“走”這件事，並不是狗獨有，豬玀會走，自稱“萬物之靈”的人也會走，何以獨有“走狗”特別以“走”聞名於世？飛禽走獸，飛是禽的本能；走是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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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提筆含淚寫着這篇《悼戈公振先生》的時候，正在十月二十四日下午從中國殯儀館哀送戈先生大殮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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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倫敦到紐約的情形，記者在上次已談過一些，現在要隨意談些到紐約以後的見聞——有的是在歐洲不常有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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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九日下午參觀了布爾穴俘公社之後，由莫斯科的郊外回到城內，順便彎到紅場，去看列寧的墓，因爲這墓在下午五時後纔開放給大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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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社會裏面，因個人主義之高度的發展，家屬的關係也比較地疏淺。這是西洋社會一般的情形，是我們所早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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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獨立觀念的不該做叫花子，做叫花子的似乎就不會有什麼獨立觀念，但是就記者在倫敦所見的許多叫花子，“獨立觀念”和“叫花子”這兩個名詞竟可以聯在一起；有獨立觀念的叫花子，其現象比單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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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不能不算是世界上一個大規模的城市，面積近七百方里之廣，人口在七百五十萬人左右；英格蘭和威爾士的全部人口的五分之一，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都集中在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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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上次曾經談起倫敦一般居民的住宅，除貧民窟的區域外，都設備得很清潔講究，在馬路上就望得見華美的窗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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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在歐洲的我國的浙江青田人，記者在瑞士所發的通訊裏，已略有談及，到法後所知道的情形更比較地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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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此次到歐洲去，原是抱着學習或觀察的態度，並不含有娛樂的雅興，所以號稱世界公園的瑞士，本不是我所注意的國家，但爲路途經過之便，也到過該國的五個地方，在青山碧湖的環境中，驚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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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於八月九日午時由威尼斯上火車，下午五時三十七分纔到充滿了古香古色的佛羅倫薩（Florence），爲中部意大利最負盛名的一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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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八月六日）下午兩點鐘，佛爾第號可到意大利的布林的西（Brindisi），算是到了意大利的第一商埠，明天中午可到該國名城威尼斯（Venice），那時記者離船上岸，此次近三萬裏的
